島國環境使日本人有一種天生的焦慮感，戰爭中表現爲過盛的敵意。向南京的進軍途中，日軍每進一個村莊，先把村民殺光，然後才宿營，有時也許僅僅睡三四個小時，但即使這樣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佔南京後，只要看到有人走動，不管對方是兒童、老人，還是婦女，日軍馬上就開槍。因爲他們認爲，如果不殺死對方的話，自己心裡就不踏實，就會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賀關次則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中國人從屋子裡出來，由於那間屋子離宿營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們槍殺了。也許他們是良民，但也不能放過。”
日本人崇尚等級，一級依賴一級，認爲只有這樣，個人纔是安全的。伴隨着等級關係出現的，是下級對上級的無條件服從和上級對下級的壓迫（與畏強凌弱的性格有着密切關係）。在壓迫的過程中，上級覺得很正常，下級同樣覺得很正常，因爲在他們看來：弱小服從於強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這種“等級壓迫”在處於最基層的日本士兵那裡爆發，而他們的壓迫對象自然是中國戰俘和平民。強大者屠戮弱小者在他們看來也是“天道”。
日本人性格中還有矛盾的一點：作爲單個的日本人，是內向的、緊張的、收斂的，甚至是膽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團後，他們便是張揚的、強悍的、富於進攻性的（這又與島國環境下的心理有關），這種依賴於集團的心理，使他們對集團盲目認同，導致軍隊在施暴時產生集團無罪感：無論多大的暴行，只要是在整個集團的名義下乾的，那麼對他們來說就是“天經地義”的。在1937年，進行屠殺的不是這個士兵或那個士兵，而是全體日本軍，所以在殺戮的過程中，他們不會有負罪感，這自然也就少了約束力，沒有了約束力，暴行只能愈演愈烈。
南京戰是1937年中日正面戰場上的最後一役，中國失城遷都，繼續抗戰；日軍攻佔南京後，則製造了現代人類史上最大的陷城暴行。
關於南京戰，有太多的話要說。
此戰雖是現地日軍臨時打起來的，但從調兵遣將上可以看出來，他們仍是處心積慮。前面我們說過了，日軍中最能打的師團有6個，而南京戰，除第2師團沒來外（照樣屯駐東北，警備蘇聯），其他5個師團都來了：有的負責打外圍（第18師團），有的負責切退路（第5師團國崎支隊），有的負責搞夾擊（第13師團山田支隊），有的負責直接攻城（第6、第9師團），可以說都派上用場了。
不得不說，南京戰，在戰術上，日本人運用得相當成功：決定進攻南京後，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在第一時間裡作出讓第18師團奔襲蕪湖的決定，把中隊沿江西去之路給堵上了；同時又叫第13師團主力、第11師團天谷支隊、第5師團國崎支隊分別在江陰、鎮江、當塗渡到江北，切斷了中隊北退的路線。從正面進攻的部隊，則採取了數路並進的方式，最終把南京圍了個結實。
但日軍也存在一個問題，這也是老問題：雖然戰術出色，但戰略上仍無遠見。在攻擊南京的命令下達後，各路日軍只想着第一個佔領南京，而放棄了對向皖南撤退休整的中央軍主力的圍殲。雖然攻下了南京，但在戰略上更被動了：不僅沒有迫降國民政府，也沒把國民政府打成一個地方政府，而是最終徹底全面地點燃了中國人的抗戰情緒，從此真正地陷入了戰爭的泥潭，一點點走上軍國敗亡之路（後來日本人發動太平洋戰爭，實際上跟無法解決與中國的戰爭有密切關係）。
回到南京，更有太多的話要說。對中國來講，在那個年代，去守一個明知守不住的首都，這本身就充滿了悲劇性。
白崇禧之所以堅持直接放棄南京，就是從軍事角度上考慮的，這個城市沒法守，原因前面說了。如果宿命一點，歷史上西晉攻滅東吳、南北朝侯景之亂、明朝靖難之役、晚清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每次南京保衛戰，最後都以城陷爲結局。何況，此次舉刃而來的是更爲強悍的外敵。南京的地理特點不適合防守，在1937年表現得更爲突出：如果日軍從江北來，長江還勉強可以被稱爲“天險”（其實歷史已證明，這種“天險”從沒起過作用），但現實是日軍從背後三面掩殺而來，在這種情況下，長江實際上成了中國守軍脖子上的一根繩子。
但南京還得守。
原因也說了。但這兒得提一點：很多人認爲，從持久戰的角度看，不該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但事實上，守南京本身也未必不是戰略性做法；或者說，在戰略上，就未必沒一點可取之處。可取之一就是，把日軍吸引過來，讓從上海退下來的幾十個師安全地向皖南等地轉進，保存抗日有生力量。
所以說，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守與不守，而在於：既然決定守，就應該拿出一個最佳方案。
撤到江北後，唐生智抱怨這是他二十多年軍事經歷中最糟糕的一仗，這種糟糕是怎麼形成的呢？南京戰的關鍵在於，不該讓它成爲一個純防守的戰役，更不該最終搞成一個軍隊從四面集中退向南京，叫日軍的包圍圈越來越小最終合圍的事態，而該盡最大努力在南京外圍打個主動的戰役。有人說了：當時的情況下，你還指望這個？
其實很多事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
南京戰開始後，日軍雖新勝，但多個師團在上海耗力非常之大，你這邊戰鬥力下去了，日軍那邊也很難說不是疲憊之師。通往南京之路上，由於很多橋樑和大路被中隊破壞，日軍不得不遭受河網地形之苦。步兵還好些，尤其是輜重兵和炮兵，大車小車的，每天在泥濘的準沼澤路上“跋涉”，用日本人的話說是“苦不堪言”。另外，在南京戰中，日本人在總體上雖然有個合圍戰術，但具體到直接進攻南京的幾支部隊，實際上都是各自爲戰，沒一個協調有序的部署，關於這一點，第6師團的炮兵聯隊長藤村謙抱怨過。
而且，南京追擊戰中，日軍補給成問題，軍糧沒保障就不用說了，靠“現地徵收”，也就是搶老百姓的。彈藥補給站，則設在太倉、平望、嘉興、湖州，當地守備兵力非常之薄弱，每處最多留兩個大隊，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箇中隊。當時的情況是，日軍雖然佔領了上海和通往南京的沿線城市，但這些地方之間卻有着相當大的空當。中國這邊，如果拿出幾支部隊去偷襲這些補給站，很難說不會取得意外戰果。但由於中國這邊亂了陣腳，沒一個出色的戰術計劃（從上海回撤的部隊戰鬥力不濟這一點，並不能遮掩所有問題），所以也就沒心思去主動出擊了，而是讓一隊隊日軍大搖大擺地往南京前線運彈藥。
說到消極防守，鄧龍光第83軍在鎮江一帶佈防後，偵察到日軍第16師團向句容疾進，並獲悉中島今朝吾的司令部就在第83軍陣地前30裡的一個村。於是該軍參謀劉紹武向鄧龍光建議傾力而出，主動截擊向南京疾進之敵。該軍當時歸江防軍司令劉興轄制，鄧向劉請示，得到的回覆是：守恐不保，還說攻麼？結果是：中島部隊很快繞過第83軍防線，在這種情況下，鄧龍光只好下令放棄陣地，退守龍潭。
12月11日，紫金山上的教導總隊，發現山下麒麟鋪一帶村落有大量日軍，於是就想分兵去襲擊，但沒被桂永清批准，回答是：萬一襲擊不成，守衛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夠了。實際上，直到11日，教導總隊還有1萬多人的兵力沒使用。
部隊都退到南京後，對守城這件事，司令部的想法也不明確。通常情況下，守城有三種局面：
一是死守，一直打到巷戰，作完全犧牲的準備；
二是盡力防守，戰鬥不支的情況下棄城；
三是依上級命令而動，不管能否堅持，只要上級下令後就撤。
蔣介石飛離南京時，對南京守到什麼程度，沒給唐生智一個明確說法。蔣只是說要堅守南京，唐生智則做了死守狀，把下關的船都收了起來，又將兩艘大型火輪轟到武漢，其他船隻由第36師掌握，做出破釜沉舟之勢，而且在城中修建了大量戰鬥工事，大批士兵和軍官都做了城破後巷戰的準備。12月12日傍晚，中華門失陷後，作爲總預備隊的第36師已有一部開入城內了。
唐生智一面做死守狀，一面又說，依蔣介石的命令而動。也就是說，只要蔣下命令，那就撤。這樣的矛盾是致命的。一旦有變，極易造成軍隊大混亂。
還以第83軍爲例，其所轄第156師，11月中旬才轉繞湖北開抵江蘇，先到蘇州，後至江陰，再赴無錫，又及鎮江，隨之退守龍潭，一路倉促佈防，最後在日軍的炮火下進入南京城，此時已是1937年12月8日！但在短短4天后，他們又必須冒着巨大的傷亡代價，再從城裡向外突圍！
由此看出，當時的中隊沒有一個縝密的作戰計劃，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結果是：蔣叫唐如不能守，相機撤退。唐馬上“從命”。既然你不能保證最後與南京共存亡，爲什麼自己把自己的過江退路斷絕？
12月12日夜南京棄城後，大批中民擁擠在江邊無船可渡，長江終成絕命之江，又進一步造成中隊的崩潰，戰鬥意志銳減，山田支隊在幕府山下用一百多名日軍俘虜了上萬中國士兵是個最好的例子。
圈軍民於孤城做死鬥狀，卻又無法堅持到最後一刻。這是作戰部署外，唐生智最大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唐生智本人的。
說唐生智是主動請纓守城的人認爲：唐之所以提出守衛南京，只是從個人角度出發，因爲他曾是湖南軍閥，又曾參加過“倒蔣運動”，自歸順蔣後並無實權，爲了恢復軍權，獲取功名，所以把保衛南京當成跳板，更有甚者認爲：正是因爲唐的守衛，最終才導致日軍的大屠殺。
守衛南京前，唐生智雖沒什麼實權，但依舊是國民政府軍隊的高層，肯定明白時局的嚴重性。上海陷落，十幾萬日軍分三路奔襲南京，在這種情況下，誰敢以守衛孤城爲賭注，向蔣介石邀功而意圖恢復軍權？是他唐生智，這個所謂的湖南軍閥麼？冒着玉石俱焚的危險，僅僅是爲了邀功？可能麼？
至於“因唐守南京才導致日軍大屠殺”這個觀點，則根本不構成一個理由；或者說，這是入侵者的邏輯。作爲日本人，他們當然可以說：南京之所以發生屠殺，是因爲中隊進行了激烈的抵抗（事實上，這也是當今一些日本右翼學者的觀點）。但對於受害者一方，又怎麼能用這個切入點考慮問題？我們可以從戰略角度分析南京棄與守的利弊，從軍事角度去指責唐生智的失策，但決然無法從是否導致敵人的屠殺來闡明防守南京的正確性，因爲這樣的邏輯基礎是不存在的。
無論如何，南京最後陷落了。這不是唐生智一個人的悲劇，而是積弱積貧時代一個民族的悲劇。
儘管如此，在保衛南京中，仍有大批國民政府將校爲國捐軀，魂繞紫金山。
蕭山令中將，南京市代市長、代憲兵司令、警察廳廳長，1937年12月13日戰死下關；
朱赤少將，第88師旅長，12日戰死雨花臺；
高致嵩少將，第88師旅長，12日戰死雨花臺；
羅策羣少將，第66軍代師長，13日戰死紫金山下；
易安華少將，第87師旅長，12日戰死莫愁湖；
趙寒星中校，第88師參謀，12日戰死雨花臺；
韓憲元上校，第88師團長，12日戰死雨花臺；
胡豪少校，第51師營長，12日戰死水西門；
程智上校，第51師團長，12日戰死水西門；
姚中英少將，第156師參謀長，13日戰死太平門；
司徒非少將，第160師參謀長，12日戰死太平門；
蔡如柏上校，第160師團長，12日戰死太平門；
羅雨豐少校，教導總隊營長，10日戰死紫金山；
秦士銓上校，教導總隊團長，12日戰死紫金山；
周士泉少校，教導總隊營長，12日戰死白骨墳；
萬全策少將，教導總隊第1旅參謀長，12日戰死紫金山；華品章上校，第88師副旅長，12日戰死雨花臺；
劉國用少將，第58師副旅長，12日戰死水西門；
李蘭池少將，第112師副師長，13日戰死太平門；
黃觀濤少校，憲兵部隊副團長，13日戰死下關；
雷震上校，教導總隊副旅長，13日戰死下關……
這不是個完全的名單，也沒一個完全的名單，因爲殉國的除了將校們外，還有那麼多無名戰士！在我們可以想象的場景中，殉國的場面都極爲壯烈：想想下關江水中的蕭山令，想想雨花臺枯草中的朱赤和高致嵩，想想水西門硝煙中的程智，以及城破時的胡豪……
國家有難，血肉之軀，決死報之，慷慨赴之，無有二字。廣大中下級校官率官兵浴血奮戰，全營全團地陣亡，在六朝故都，紫金山下，化作國殤。而生者，又有怎樣一段刻骨銘心、永世難忘的經歷？
南京陷落前，唐生智、羅卓英、劉興、周斕等衛戍司令部成員最先渡過長江。此後，王敬久、沈發藻、桂永清、俞濟時、胡啓儒、馮聖法、宋希濂、王耀武、廖齡奇、周振強、李江、巫劍雄、陳頤鼎、邱維達等人也絕境脫險。
士兵們又有多少脫險了呢？
這是南京戰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要想搞清楚這個問題，就得先明白到底有多少人守南京。關於南京守軍的人數，歷來存在爭議，有8萬多人、11萬多人、15萬多人三種說法。人們最常採用的一個數字是15萬多人。
這個數字未必準確。
參與南京保衛戰的部隊，基本上都是從上海戰場撤下來的，因傷亡慘重，已遠非滿員編制，就算補充了新兵，很多部隊也沒達到滿額。當時，部隊建制相對完整的只有教導總隊、第2軍團和憲兵以及警察部隊。教導總隊不到3萬人，第2軍團17，000人，憲兵部隊的3個團加直屬隊，兵力接近5000人，警察部隊有6000多人。其他部隊大多殘缺不全，以第88師爲例，撤退到南京時只有4000人左右，補充新兵後達到7000人。第36師的情況跟第88師一樣。第87師、第66軍、第83軍、第103師、第112師等退至南京的時間較晚，來不及補充，其中第66軍第160師退回南京時只有3000多人，第103師只有2000多人。
“8萬多人”這個說法來自譚道平。按宋希濂回憶，唐生智確定南京衛戍軍的戰鬥序列時，總人數爲7萬多人，與譚道平的數字近似。但當時第74軍、第66軍和第83軍等部隊還沒被划進保衛南京的戰鬥序列。後來被划進來的這幾個部隊兵力合計有4萬多人。再加上南京陷落前幾天才退回來的第103師、第112師，就可以知道，整個南京保衛戰中，外圍陣地和城郭陣地的中國守軍總人數在12萬人左右。
南京戰雖然時間短，但非常之激烈。以孫元良第88師爲例，在雨花臺之戰中，3個旅長陣亡了2個，6個團長陣亡了3個，正副營長陣亡了11個，連、排長傷亡佔全員的十分之八，用孫元良的話說：“各級軍官犧牲這麼多，士兵傷亡數字就可想而知了。”
整個南京保衛戰，中國士兵陣亡人數在3萬人左右，其中環城之戰的陣亡人數有1萬多人。剩餘的9萬多人，有兩種命運：一是從正面突圍出去或渡江北走；二是被日軍俘虜後慘遭屠殺。
從正面突圍出去或渡江北走的到底有多少人？
第74軍：王耀武給出的數字是，該軍所轄第51師和第58師渡江脫險者5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