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稻草！所以，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井上馨在談到中國時，已經是這種腔調：中國不足懼，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啦！
井上馨的師父是明治維新的“老前輩”“憂國志士”，“憤青”吉田松陰，所謂“日本放眼西方第一人”。當年，美國人佩裡准將帶着六七條軍艦敲開日本的大門後，送給日本人一些“玩具”，除了一個超級火車模型外，還有電報機、望遠鏡什麼的。一下子就把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人給震了。他們抱着“玩具”，也想顯示一下自己的實力，結果發現：只能送點優質大米給美國人。那一代日本人，但凡有點腦子的，都受了刺激，所以後來開始嚷嚷“尊王攘夷”“富國強兵”，要向歐美看齊。吉田松陰呢，這哥們兒當時一度想偷渡到美國，想看看人家是怎麼搞的，但沒跑成，只好在鄉下非法辦班——松下村塾，在那兒議論時政，並一度計劃刺殺幕府高官，搞到最後被人打死，不到30歲。
吉田這小子雖然年輕，想法卻非常強大。他特別焦慮日本的命運，在歐美的艦炮下，一不留神就得跟中國一樣了。但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他還不忘打別人的主意，盤算着怎麼對外侵略。他認爲：一旦日本國力充實了，就該向海對面的大陸“發展”，讓朝鮮進貢，進取滿洲，佔領臺灣，征服整個中國，以至兵臨印度！吉田一定覺得命運不濟，要不然，明治維新成功後，自己肯定會混個首相當當。因爲他死後沒多久，他的幾個高徒就聯合一些人搞掉了閉關鎖國的幕府，擁着明治天皇搞起了維新。這些高徒，除井上馨外，還有“明治維新第一人”木戶孝允、倒幕運動的軍事統帥高杉晉作、日清甲午戰爭時的首相伊藤博文、“日本現代陸軍之父”山縣有朋！只說這個山縣，出身“倒幕”兩大藩之一的長州藩（長州藩以山口縣爲領地，後來長期把持日本陸軍；另一藩爲鹿兒島的薩摩藩，主導海軍。），他搞了個理論：除本土主權線外，日本還該有條利益線。利益線就是“跟主權線的安全緊密相關的地方”。他認爲，對日本來說，滿洲是利益線最關鍵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生命線。作爲一個島國，他們沒戰略縱深，加上資源貧乏，經濟依賴性強，一旦被卡了脖子，很快就上不來氣兒了，所以得打對面大陸的主意。山縣那一代軍閥政客，差不多腦子裡都有這麼個想法。
這就是日本的“大陸政策”。
1937年初秋，京都第16師團的戰船出現在天津大沽口海面，該師團第20聯隊士兵東史郎在日記裡這樣寫道：“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船到達大沽海面……這下終於到達了中國。大陸！大陸！憧憬已久的大陸！……真是一片廣袤無垠的大地啊！”
興奮又貪婪的口氣。
明治維新後，這個政策被推上政府軌道。明治詔書稱其爲“開萬里波濤，布皇威於四方”。人們不怕一個瘋子，也不擔心一個按部就班的正常人，但日本人的擴張野心瘋狂而嚴肅，這就很可怕了。
回到1926年的聖誕節。這天發生了件事兒：天皇死了。
在那個年代的日本，可以想象，這是個什麼量級的新聞。
據說，日本的第一代統治者是天照大神的後裔神武天皇，他在公元前660年建立日本國，從此天皇萬世一系，未曾斷過血脈。但仔細琢磨，也有疑問：這位神武不是傳說中的人物嘛，是否真的存在是一個大問題。別管這些了，先說死的這位天皇吧，是明治和昭和之間的大正。
大正天皇叫嘉仁，日本天皇只有名，沒姓兒。嘉仁是明治天皇睦仁唯一活下來的兒子。1912年，打敗了中、俄而讓日本坐上強國“過山車”的明治天皇死了，當時很多日本人都哭了，他們是真動感情了。有人沒耬（lóu）住，自殺殉葬了，就是那個日俄戰爭中的風雲人物、把士兵當肉彈往俄國人的高地上送的乃木希典。等大夥平靜下來後，發現已經是大正時代了。
說起來有點遺憾，這位天皇的精神狀態很糟，確切地說，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最著名的事件是：在一次召開國會時，他把詔書卷成圓筒當望遠鏡，瞄向自己的大臣……這確實叫人很無語。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活神，而這位活神如此古怪，以至每次在重要場合，尤其是接見外國使節時，大臣們都很擔心，不知道自己的陛下會幹些什麼。所以，一着急，他們就擁戴大正之子裕仁出任“攝政”處理國家機要了，這是1921年。
大正年代早期，日本內閣還是一種藩閥政治，由明治維新的功臣輪流掌權，新興的資產階級覺得這樣一直下去不像話，就支持一些“粉”西方的政治家搞政黨政治，那時候軍部還比較收斂，“大正之春”就這麼來了。
現在，這位天皇死了，皇宮裡一陣忙活，首相若槻禮次郎帶領大臣們簇擁着25歲的皇太子裕仁即了位，成爲第124代天皇。
接下來的頭等大事，不是給死去的天皇出殯，而是給新天皇取個年號。日本“有關部門”鎖定“光文”二字。大正天皇是聖誕節死的，消息靈通的《東京日日新聞》（《每日新聞》的前身。《每日新聞》是日本非常普遍的一份報紙，也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報紙。資本金爲41億5000萬日元。1872年2月21日在東京創刊，1911年3月1日同《大阪每日新聞》合併。）搶先發了號外，公佈了新年號。內閣覺得很沒面子，一點也不神秘了，沒意思，你們不是報道了“光文”嗎？就偏不用這個，最後選擇的是備用年號：昭和。日本天皇年號的用字，都取自中國古代的典籍。“昭和”二字出自《尚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日本天皇換崗前後，中國發生了大變化！前一年春天，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北上京城。武昌首義後，清王朝土崩瓦解，但隨後十幾年，大小軍閥紛爭不斷，中國仍是一團糟。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前，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言。無論怎麼個努力法，關鍵都是人才。對當時來說，最緊缺的自然是軍事人才。而且，以前一次次失敗的教訓，也告訴孫中山：有支能抓在手裡的軍隊多重要！所以，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在廣州建立了黃埔軍校，後遷到南京，改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對這個學校打造的人才，多年後，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有個評價，那個評價怎麼說來着？先不急講。
我們只說孫中山去世後不久，廣州國民政府就成立了。1926年7月，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開始了掃滅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爭。當時的國民政府施行的是“革命外交”，一掃各種不平等條約，一舉一動都頗爲給力，北伐軍更是朝氣蓬勃，在短時間內就驅逐了孫傳芳、吳佩孚等巨閥，兵鋒直指北洋世界最後的統治者：坐鎮北京的張作霖。
張作霖有點緊張，心想別再被蔣介石收拾了。但叫他沒想到的是，最後收拾他的人，不是從前面過來的蔣介石，而是站在身後的日本人。
在當年，日清甲午戰爭後，日本人不但從清政府那裡訛了2億兩白銀和臺灣，還割走了遼東半島，這讓西洋人也看不過眼了，尤其是在遠東有不少利益的俄國，於是俄國沙皇聯合法、德進行干涉。當時日本雖發展神速，但還沒強大到能跟這三大佬對抗的地步，只能恨恨地把到嘴的遼東再吐出來，但又敲了清政府3000萬兩白銀。後來日本人發動日俄戰爭，原因之一就是報這一箭之仇。
對日本人來說，這是一次真正的豪賭，他們押上的不只是銀子，還有整個民族的命運。因爲他們面對的不再是步履蹣跚易推倒的中國清政府，而是被稱爲“歐洲憲兵”的俄羅斯帝國。如果輸掉戰爭，30年來明治維新的努力將付諸東流，日本整個國家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困境；如果贏了，他們將真正成爲與歐美平起平坐的世界第一流強國。事實上，直到日俄戰爭前，歐美列強跟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還沒全廢除。
所以在對馬海峽的海上決戰中，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東鄉平八郎的旗艦升起“Z”字旗，旗語爲“皇國興廢，在此一舉，望全體將士奮勉努力”。這個崇拜中國明朝思想家、軍事家王陽明的來自日本鹿兒島的矮子，在參謀秋山真之的幫助下，最終竟完滅俄國艦隊。如果說東鄉指揮的海戰——實際上是秋山的功勞——頗具技術含量的話，那麼乃木希典等人指揮的陸戰就乏味多了，只會用死屍填。但俄國人還真含糊了，他們發現：自己的對手已經徹底瘋了。
根據日俄和約，俄國人把從清政府那裡租來的旅順、大連地區“轉讓”給日本，一起歸日本的還有俄國人建的中東鐵路長春到旅順段，即南滿鐵路。日本把旅大地區改名“關東州”，並以護路保僑爲名駐紮軍隊，這就是關東軍。
很多日本人認爲：無論在軍事上，還是經濟上，滿洲都關係日本國運。跟俄國人開戰，不但戰死近十萬將士，還把整個國家都賭上了，所以他們覺得自己在那片黑土地上怎麼折騰都不過分。但話又說回來，這裡到底不是日本的領土，大夥心裡都跟明鏡兒似的，所以到頭來他們還得找個人給他們幹事兒，幾經篩選後，張作霖脫穎而出。
張作霖不是個老實人，因爲他是個創業者。
張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壯大了聲勢，成了末代軍閥中的No.1。但張作霖畢竟是中國人，又是土匪出身，血性是可以的，後來對日本人的要求，就有點陽奉陰違了，先前答應的很多東西不兌現，比如日本移民問題、開礦問題、新建鐵路問題，導致懸案越來越多。看上去，日本人把張作霖當作傀儡，實際上，是張作霖耍了日本人。日本人很不高興，具體地說，是關東軍很不高興。
關東軍司令部設在旅順，常駐兵力有一個師團（日本國內師團輪流駐紮，平時每個師團12，000人左右，戰時才超過20，000人），加上南滿鐵路沿線的獨立守備隊，總共也不到20，000人。關東軍沒直接跟張作霖翻臉，因爲後者強有力地控制着三四十萬軍隊。最關鍵的是，他們認爲張作霖不是個好對付的主兒。
1928年，蔣介石率軍北伐過山東時，日本人不幹了，打着保護僑民的旗號，出兵擋着不讓過，並暴虐濟南。蔣總司令又氣又惱，但又得罪不起日本人，只好繞道進軍。
張作霖的奉軍依舊大敗。
日本人催張作霖趕緊撤回瀋陽，他們擔心：如果不回去，北伐軍邊打邊衝，可能會危及關外。開始，張作霖不想走，他很想留下來。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拿了個條約——日本在滿蒙新鋪設鐵路的條約，叫張作霖順便籤一下。
關於這個條約，日本人不是第一次叫張作霖簽了。路權問題當然非常敏感，張作霖文化水平雖不高，但好歹也當了十幾年大官，現在又是北洋系國家元首，當然知道箇中厲害，於是就跟日本人頂牛，耍了日本人幾次，比如只在條約上籤個“閱”，或叫日本人跟地方政府去談。由於老張既不簽字，也不走人，搞得芳澤很不爽。這個芳澤，是後來日本首相犬養毅的女婿，在外交界也算資深人士了，但被張作霖搞得團團轉，不知怎麼辦纔好。
張作霖可以頂住日本人的壓力，但他的軍隊卻頂不住北伐軍了。這回張作霖想：不行，我得回關外了。但令他沒想到的是，這時候，背後殭屍般地站起來一個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人不一樣，想法也不同，很多日本人認爲，跟張作霖的合作還可以繼續，畢竟沒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另一些日本人認爲，張作霖不聽話，眼看又要崩盤，所以必須把他換了，打算解除奉軍武裝。還有個別日本人認爲，光換了還不行，因爲說到底張作霖有一套，手裡攥着軍隊，強換的話，怎麼換？不是不聽話麼，直接把他搞掉吧。
在張作霖身後立地而起的河本大作（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5期，兵庫縣人）就是這樣想的。他覺得日俄戰爭後的二十多年，日本在滿洲發展跟張沒什麼直接關係；本來想找個木偶，最後卻找了塊石頭，現在必須搬掉這塊石頭，否則沒準有一天會砸自己的腳。
河本還抱着一個想法：張作霖死後，奉軍必定大亂，這時可以弄出個聽話的傀儡，或由關東軍直接佔領，“滿洲懸案”一舉解決。
河本是當時的“非主流”。
河本出生在一個林場主的家庭，家裡特別有錢，1928年時的身份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是個叛逆人物，按他爹的本意，希望他將來繼承自己的林場，河本對此一點也不感冒，一意孤行地考軍校，最後進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創辦於明治維新後，學制三年，設步兵、騎兵、炮兵、工兵等科，是日本陸軍將佐的搖籃。河本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5期學員，這是具有分水嶺標誌的一期，從此期到25期，出來的都是日本侵華的中堅分子。
河本上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又考進陸軍大學深造。雖然都上過來了，但成績不咋地，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成績是第97名，在陸大的成績是第24名，離軍刀組（陸大前6名接受天皇御賜軍刀）遠了去了，但他卻自命不凡，認爲自己肩負着“偉大的使命”。
就這樣，河本躊躇滿志地來到中國。1926年，他出任關東軍高級參謀。一上任，他就研究起張作霖。
張作霖和日本人這二十來年的合作，有點像一對情侶。
他們在日俄戰爭時結識，當時張作霖剛完成角色轉換：從土匪、民團頭領，變成被地方政府收編的馬隊管帶。在那場戰爭中，腦子靈光的張作霖左右逢源，一點點壯大了實力。實際上，對選擇張作霖，日本人猶豫過，但最後還是認了：好，就是你了。因爲當時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了。於是，雙方開始了一段蜜月期。
這個時候，兩邊彼此需要，談得挺好，搞得挺好，一切都挺好。但後來，日本人胃口越來越大，張作霖就開始不高興了。日本人又發現：張作霖在跟別人打架時，開始吃虧，最後連家底兒都快保不住了，還有可能危及日本的利益。於是他們趁機提出更高的要求，張作霖煩了，破罐子破摔：我就這樣了，愛怎麼着怎麼着吧。
河本說：那就搞掉你。在河本的朋友中，有後來的日軍第10師團長、香港總督磯谷廉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6期，兵庫縣人）。1928年春，河本在給這位老鄉的信中提到：“（爲了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即使死上一兩個張作霖又有何妨？萬不應失此良機，我必須動手。”
張作霖作爲北洋政府的最後一位執政者，從袁世凱以後的北洋系角度來看，相當於中國的國家元首。搞掉張作霖，相當於搞掉中國的最高執政者，即使日本人愛冒險，喜歡犯渾，在這個問題上也不得不三思。況且，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跟張作霖私交還不錯，在“滿洲木偶”的問題上，雖然對張作霖的一些做法不滿，但還沒到想要幹掉他的地步，只是一度考慮過關東軍提出的解除奉軍武裝的問題。
河本不管那一套，他是關東軍參謀，原則上只對軍部負責。至於軍部怎麼向政府交代，那是他們的事情。當然，即使如此，在動手前仍需說服他的司令官。
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叫村岡長太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5期，佐賀縣人），在日本軍界屬於平庸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