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0月）
會議，秦跟宋比，是個靠譜的人，這點後面還會說到。
東京也沒閒着，亂哄哄中又一屆內閣成立，前陸軍大臣林銑十郎接替廣田弘毅成爲新首相。
對幹首相這件事，最初是輪不着林的。1937年初，廣田內閣因對中國誘降失敗而垮臺，前內閣首相、帝國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望又哆嗦着站出來推薦人選了。日本共有九位明治元老：黑田清隆、西鄉從道、井上馨、大山岩、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鬆方正義、桂太郎、西園寺公望。他是最後健在的一位，大正時代和昭和時代前期的首相，基本上都是他推薦，然後由天皇確認的。
開始時，西園寺推薦了在當年的“三月事件”中沒當上首相的宇垣一成，天皇也下詔了，叫宇垣組閣，但陸軍一致反對，因爲當年宇垣做陸軍大臣時裁掉好幾個師團，而且軍部的少壯派們也不認爲這位上歲數的大爺會幹出什麼名堂。他們反對宇垣組閣，但用不着舞槍弄棒，只要不推薦陸軍大臣人選就OK了。就這樣，老資歷的林銑十郎被召到前臺。
廣田幹首相時，中日間的政府談判一直進行着。由於其間日本和蘇聯在中國東北的邊界小衝突不斷，前者有點慌，爲了在跟蘇聯的對抗中佔優勢，就特別希望中國馬上屈服，但現實總是殘酷的（對日本來說也不例外）：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有點像冬至後的天兒，一天比一天冷。綏遠事件後，南京終止了跟日本的政府間談判；而西安事變後，又跟聯手抗日了。
所以林銑十郎一上臺就嚷嚷着調整對華政策，提出“平等外交”（他也知道以前不平等），開始跟中國玩軟的。按慣例，新內閣也開出了“中日懸案”條目：取締排日反日運動、招聘日籍顧問、開闢上海至福岡的航線、減低關稅……但有一條他沒提，那就是華北自治問題。這有點破天荒。
林的新政策背後站着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河本大作的老鄉，已經當到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的磯谷廉介。
磯谷這小子長得圓圓乎乎的，腦袋上沒那麼多刺兒，作爲日本軍中真正的“中國通”，他在對華問題上極爲清醒。在陸軍省上班前，他擔任駐華武官，一直忙活着中日和解的問題。這並不是說他親華，只是跟同事謀略不同而已。當時，日本軍部甚至很多“中國通”只在意中國北方的局勢，對南方發生的事沒什麼興趣，而磯谷和佐佐木到一是最先把目光轉向南方的人，而前者比後者更有腦子。早年的時候，他就在廣東當武官，親眼目睹國民革命軍北伐，認爲來自南方的新軍人具有極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國家觀念開始變得濃厚，跟以前的北洋軍閥不一樣，對此日本軍部應該醒醒了，蔣某人跟中國舊軍閥還是有區別的，所以必須調整對華政策，一味蠻幹（分離華北）的話，最後只會結出個苦果子！
林銑十郎上臺之後，磯谷成了他的顧問，沒提華北自治就是磯谷的主意。
在華北，還出現了日本中國駐屯軍奉政府之命送給中國第29軍戰炮的“怪事”，而該軍第38師師長兼天津市長張自忠，還應邀訪問了日本。不但張去了，天津北寧鐵路足球隊也應邀到日本踢“友誼賽”。那時候天津足球實力特別強，足球隊由鐵路職工、北洋大學、南開大學學生組成，在日本四戰四捷，連續戰勝日本文理大學足球隊、早稻田大學足球隊、應慶大學足球隊、大阪關西聯隊，讓日本人很沒面子。
還沒完，日本內閣派了一支龐大的經濟考察團訪問中國，成員足有二十人，包括日本工業、商業和金融業的巨頭。團長是日本正金銀行掌門兒玉謙次，在上海一下船，兒玉就滿臉擠笑，嘴裡喊着“經濟提攜”“中日親善”的口號，就差搖小旗兒在那晃悠了。
1937年春天，成了中日曆史上充滿玄機的季節。
對日本拋過來的橄欖枝，國民政府沒領情。東京的新手雖主動示好，但站得更高點看，日本對中國的威脅，不是減小了，而是增大了，這相當於一個壞人的突然發笑，一切都沒那麼簡單。
南京的冷淡給林內閣潑了一頭冷水，這位首相琢磨：政治這玩意兒比打仗複雜多了。內閣擠個笑臉，軍方呢？3月時，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武官喜多誠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期，滋賀縣人）、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和知鷹二以及關東軍的一個參謀被陸軍參謀本部召回東京，彙報“西安事變”後中國的局勢，得出的結論是：
“南京政權的抗日政策在收復滿洲前不會改變，蔣介石在抗日方針下，正在加強內部力量，充實軍備，依靠歐美，以及積極促進南京和華北的一體化；中日關係日益惡化的現狀，用一般手段即可調整好是不可想象的。在北進蘇聯前，須對華一擊，摧毀南京政府的基礎。”
但陸軍參謀本部還是沒底，於是一批批“旅行者”被派往中國。
首先進入我們視野的，是1937年5月出現在天津的兩個人。他們都是單眼皮，個子不高，但走路時腰板很直。他們觀望着這座在那個年代僅次於上海的中國城市，法國大鐵橋、勸業場和各種風格的西洋建築叫他們印象深刻。最後他們得出一個結論：這是一座漂亮而洋氣的城市，大大地超出他們家鄉啦！然後兩人的身影才消失在海光寺。
海光寺是天津城南的一個地界兒。
那個年代的天津，是晚清遺老和民國名流的後花園，走在大街上，稍不留神，就會撞到一位前任民國總理，至於部長級別的更是一抓一大把。對日本來說，天津也是塊重要的地兒，因爲他們的駐屯軍司令部就設立在這個城市的海光寺。
此時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是前面提到的田代皖一郎，參謀長是接替酒井隆的橋本羣（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0期，廣島縣人），部隊主力是一個步兵旅團，分佈在天津、通州、豐臺、塘沽、唐山、灤縣、昌黎、秦皇島、山海關等地。
閃進海光寺駐屯軍司令部的那兩位，一個叫公平匡武（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1期，山口縣人），一個叫井本熊男（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7期，山口縣人），他們的公開身份是旅行者。來天津前，二人先是在東北進行參謀旅行，然後進關繼續轉悠，他們身上帶着石原莞爾交給的任務。石原這時候幹什麼呢？已經升任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了。在中日關係走向不可知的1937年春天，他給手下這兩個參謀交代的任務是：着實刺探南京政府及中國各地軍民對日本的態度。
在司令部裡，公平和井本沒見到田代皖一郎（他又住院了，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參謀長橋本羣接待了二人。
公平說：一到華北就感覺到一種緊張的氣氛！
橋本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兩黨極有可能攜手對付日本，這非常危險。但橋本又表示，他個人不贊同採用極端措施解決中日問題。他問參謀本部的態度。
公平和井本表示：石原作戰部長同樣態度謹慎。
兩人都說，想去北平轉轉。
在北平，二人拜訪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的日本顧問櫻井德太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0期，福岡縣人）。在櫻井帶領下，他們去了北平附近的宛平城。離開東京前，石原就叫他們留意這個地方。
櫻井早年是“櫻會”成員，後來慢慢成熟了，就不再那麼衝動，而是靜下心來研究中國。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在他的帶領下，一行人開車出了北平，路上他跟兩位“旅行者”講北平的局勢：北平城外，中國第29軍的中下層軍人對日本人很敵對，兩國士兵幹架的事經常發生；在城中，青年學生的反日運動越來越多。最後他用了一箇中國成語：山雨欲來。
下車前，公平問宋哲元的態度。
櫻井想了想，用了“牆頭草”這個詞。
井本問：是形容他很頑強嗎？
一路上，過關卡時，三個人受到中國士兵的嚴格盤查。櫻井出示了證件，士兵打量着三個人。依據公平和井本的感覺，他們“隨時可能被扣留甚至逮捕”。
他們到了宛平城外，遠遠望見盧溝橋，兩個東京來的參謀再次被中國駐軍盤查。公平和井本離開北平前得出的結論是：中日軍隊嚴重對峙，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離開北平後，公平匡武和井本熊男繼續轉悠，跑了華北的好幾個城市。後來，井本在青島坐船回了東京，公平則繼續“旅行”。他也真認爲自己是旅行了，因爲從華北到華東，湖光山色越來越美。他驚歎於中國之大。一路上，公平什麼交通工具都坐了，火車、汽車、馬車、輪船，從農民到官員，接觸了各個階層的中國人。到達華東一帶的城市，他警覺地發現：這一地區的“反日排日”情況比華北嚴重得多。措辭激烈的抗日標語，在無錫、常州、蘇州等地見怪不怪。在他的印象裡，這個龐大的國家一直是麻木的，看來情況不像以前說的那樣啊。
在華東“旅行”時，公平匡武多次受到中國“有關部門”的監視。大約沒有比這更正常的了。你一個日本軍人在中國內地瞎轉悠什麼？不給你抓起來審問就不錯了！但公平匡武認爲性質“惡劣”。6月底，他離華前得出這樣的結論：越往南，反日排日的情況越嚴重！
於是石原莞爾拿到了這樣的彙報：
中國排日、抗日、辱日形勢達到，軍隊幹部尤其軍隊下級幹部態度更加露骨，日本軍部方面派出的人員對中國的觀察大體一致，但在對策方面不同。少數人主張維持現狀，與華平等互惠，和平共存；多數人認爲，應對華進行打擊，這樣就會改變局勢。日本僑民在華受到挑釁，激起仇愾心。但這種態勢還不能確定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戰爭將要爆發……陸軍省那邊也沒閒着，他們派到中國“旅行”的是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4期，茨城縣人）。柴山對華態度挺慎重的，但他也意識到：長江一帶排日風潮高漲，而“中國政府不想制止”。排日運動“有英美派官員的暗中煽動”，因此“有必要警惕華北出現那樣的運動”。按柴山的說法：“用了幾天時間在平津會見了中日要人，徵求他們的意見和感想，結果都認爲中日關係很緊張，頗有一觸即發之感。”
軍部的參謀們在中國“旅行”時，林銑十郎過了四個月的首相癮後成功下臺，因爲他在任什麼都沒幹成，大家湊上去圍觀，得出的結論是：這位首相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人，這個軍人更不是一位合格的首相，甚至不是一個合格的人。前兩條說得還行，最後一點似乎有點過了，完全給一棍子打死了。人們開始對林的上臺感到匪夷所思，包括陸軍最初支持他的那些人。他們開始撞牆。在1937年6月4日的一片撞牆聲中，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近衛文麿終於組閣了。近衛家有點來頭，是日本史上與天皇家關係最近的貴族“五大攝政”之首。近衛畢業於著名的京都大學法學系，因爲他爹是公爵，他世襲了不少好處，早早進了政府，後來跟在元老西園寺公望後頭，到巴黎參加《凡爾賽和約》（全稱《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協約國）和戰敗國（同盟國）於1918年11月11日宣佈停火，經過巴黎和會長達6個月的談判後，於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爾賽宮簽署的，標誌着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條約得到國際聯盟的承認後，於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它的主要目的是懲罰和削弱德國。）的簽訂，幹到貴族院議長的位子時才四十歲出頭。很早他就被認爲是首相的最佳人選了。“二二六兵變”後，天皇想叫他組閣，但近衛躲了，不想收拾那個爛攤子。
現在，希望近衛出山的呼聲越來越高啦。但有人覺得這個近衛華而不實，按西園寺的某個秘書的說法，近衛這小子像富士山。是贊他麼？那個秘書多年後這樣回答：從遠處望，它很漂亮；但到了近處看，全是粗糙不堪的岩石！
陸軍省和陸軍參謀本部都往中國派人，我們內閣也會啊，所以近衛一上臺，就把大谷光瑞打發出去了。這名字有點耳熟，的確如此。大谷是日本西本願寺法主，老婆是貞明皇后（大正天皇的）的姐姐。20世紀初，他曾先後到中國的新疆以及中亞和南亞探險，在佛學界、探險界、考古界、政界和軍界都有一號。辛亥革命後，孫中山還跟他有過一段交往，甚至叫他出任過***的政府顧問。
大谷一到北平，就在六國飯店緊急約見了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0期，長野縣人）。這是今井第一次露面，後來他做到日本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的位置，1945年8月他還得出來。今井介紹了中國尤其是北平的形勢：如果政府的對華政策不起作用的話，按這樣的局勢發展下去，一定會有“不幸的事件”發生！
大谷告訴今井，入夏後，東京一直流傳着這樣一個說法：在北平可能會發生像柳條湖那樣的事變。對大谷來說，中日關係已經進入一種類似於他探險一樣的迷局。
大谷回去後向近衛報告。大谷說得不錯，近衛上臺後，東京就有個小道消息越傳越神：今年夏天，最晚到秋天，北平也許會發生什麼事。
這時的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是永津佐比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3期，茨城縣人），永津跟磯谷一樣，也是特別關注中國南方一舉一動的“中國通”，甚至在中日開戰前很長一段時間，他和磯谷是所有日本“中國通”裡腦子最清醒的（開戰後此人開始犯昏）。他認爲：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實際上已演變爲針對日本的全國總動員。因爲蔣和他的政黨過於自信，所以“侮日”。
在這樣的背景下，陸軍的強硬派認爲：對中國打擊一下，就可以改變他們抗日的局面。
石原莞爾非常憂慮。
這傢伙是真憂慮。他擔心前方的日軍蠻幹，破壞他的“開發滿洲、親善中國、降伏蘇聯、驅逐英國，最終與美國決戰”的構想。
田中隆吉在綏遠鬧事時，當時在關東軍做參謀的武藤章（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5期，熊本縣人）也跟着摻和了。綏遠出事後，石原飛往前線，質問田中和武藤：你們瞎鬧啊！那兩個人笑道：我們學的是當年的您啊！而現在，不聽話的武藤又跑到他手下當作戰課課長了。
所以，在陸軍省軍事課向中國又派出一個“旅行者”（岡本清福）時，石原叫他留意一下北平的日本駐屯軍有什麼不對勁的苗頭，如果有的話，要及時掐滅，並特別叮囑：留意一下中日士兵步哨間的摩擦，一定要拿出解決辦法。
1937年7月，中國大地酷熱難當，華北正在發生的事態已使中國到了“最後的關頭”。
月初時，因水平有限而被石原莞爾戲稱爲“上等兵”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向軍部建議，即使出於對蘇聯備戰的考慮，也該打擊一下中國，改變中國的抗日態度。
中國這邊，年初時，軍事委員會秘密出臺了《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劃（甲案）》。在敵情判斷中認爲，一旦戰爭爆發，日本將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大部兵力沿平漢線和津浦線向南尋找中隊主力決戰；一部分兵力攻略山西。海軍將封鎖大陸海岸線，並派兵在山東青島、江蘇海州（連雲港）登陸策應陸軍。
還預測，日軍會在上海登陸，威脅南京。這個預案分析了戰爭初期的情況，“或不即實現大規模之武裝衝突，而由局部戰鬥以揭開其序幕……”點出了揭開中日大戰序幕的七種情形：
日軍擴大冀東僞組織，襲佔平津；
日軍以武力威脅中國北方將領（宋哲元），實現華北自治；
日軍增兵上海，以海空軍襲擊南京，威逼中國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