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日軍大本營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的服部卓四郎大佐誇耀，“第56師團自1942年5月進佔怒西以來，在師團長松山祜三中將統率之下，富有必勝之自信，認爲本戰場爲師團之練兵場。故能對十倍之敵，善戰異常”。
這個牛吹得有點大，至少在第56師團中序列第一的第113聯隊，就沒有底氣這麼說。
第113聯隊是1938年5月在熊本編成的，最初納入第106師團序列參加了武漢會戰，在九江以南的沙河鎮和萬家嶺，兩次幾乎被國軍全殲，其首任聯隊長田中聖道大佐被擊斃：在一年後的南昌會戰中，繼任聯隊長飯野賢十大佐又被打死。1940年3月該聯隊撤編，兵員解散。半年後，第113聯隊又在福岡重新編成，1941年10月納入第56師團序列。1942年隨第56師團進攻緬甸，因爲我第一次人緬遠征軍敵情掌握有誤，“漏算”了該師團，被該敵從東線急進包抄擊潰退過怒江，算是讓其自信膨脹了兩年。中國遠征軍反攻在即，這個“倒黴聯隊”的好日子還能維持多久？
第113聯隊現任聯隊長松井秀治大佐，即爲拉孟守備隊隊長。中國遠征軍反攻開始後，鬆井率聯隊主力增援高黎貢山方向作戰，將守備隊長之職委於野炮兵第56聯隊第3大隊大隊長金光惠次郎少佐，後來又讓自己的副官真鍋邦人大尉從高黎貢山返回松山協助金光指揮。指揮日，軍拉孟守備隊後來葬身於松山的就是此二人。
金光惠次郎明治二十九年生人，日本岡山縣和氣郡人，出身貧寒農家，高小畢業後即輟學。大正五年20歲時應徵入伍，服志願兵役10年後，才以軍曹資格考入士官學校進入軍官行列。按日軍制度，少尉候補生出身的軍官，平時很難升到大尉，能晉升到少佐是因戰時軍官缺乏而實行的特例了。
日軍陸軍軍官的正路出身，是從陸軍幼年學校或1日製中學校畢業後考入士官學校，畢業後晉升到少佐大隊長這一級，一般不超過40歲。金光惠次郎這個年齡無疑是超大了，被戲稱爲“老少佐”。大概因爲出身不正的原因，這個“老少佐”不像一般少壯軍官那樣狂傲，顯得比較內斂。
以金光這樣的出身和個性，雖然擔任着守備隊長，但實權無疑旁落於第113聯隊副官真鍋邦人大尉手裡。
真鍋邦人明治四十三年出生，日本福岡縣筑紫野市人。先後畢業於日本熊本下士官教導學校及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56期，時年34歲，正值少壯。
真鍋邦人一直擔任前沿陣地指揮。他對松山陣地的每個角落都瞭如指掌，並能夠合理指揮，發佈命令時喜歡大喊大叫，非常嚴厲。
這個在日本士兵眼中有“威信”、“比較善良”的人，其實是一個殘忍之徒。真鍋邦人曾任第113聯隊第1中隊中隊長。
在隔江對峙時期的一次遭遇戰中，在概瑪瓢附近，一名趕着拉米的牛車的日軍士兵被7名中國土兵包圍。當時日軍跪在地上求饒，7名中國兵沒有殺他。但押着他回去的路上，碰上真鍋邦人的中隊，於是7名中國士兵反被日軍俘虜。一名中國士兵逃跑時被擊中，另一名逃脫。當時第1中隊長真鍋邦人下令，讓上等兵高橋用刺刀將跪地求饒的其他5人全部捅死。
誰能據此想象，盤踞松山的日軍到底是一羣怎樣的魔鬼與野獸！
日軍以松山、滾龍坡爲其東西兩大堅強支據點，互爲犄角。其堡壘羣則作有體系，散佈於松山南北之密林叢草、複雜丘陵。日軍第113聯隊及特種兵大隊連傷兵約二幹餘，輕重炮十餘門，由松山東端至滾龍坡間正面約四千餘公尺，構成若干堡壘羣爲其主要陣地帶。每一堡壘均構成其上有射擊設備和交通壕、下爲坑道式掩蔽部。其掩體材分四層，由下至上，第一層中徑四十至五十公分，第二層三十至四十公分，第三層甘五至卅五公分，第四層甘至甘五公分。其最上層均有覆板。周圍則以大汽油桶，三層裝土爲被覆，並圍以縱深四公尺之鐵絲網數層。除重炮直接命中始有破壞力外，山野炮均難破壞。
敵堡壘主體之構築，大部分爲三層，上作射擊與觀測，中作寢室或射擊，下作掩蔽部或彈藥糧食倉庫；更於下層掘斜坑道，其末端築成地下室，又有於下層之四周築地下室者。堡壘上掩蓋圓徑至70釐米之木柱，排列威行，積四五層，上鋪30毫米厚的鋼板數層，積土厚逾1米，雖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壞此堅固工事。堡壘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滿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間復加鋼板數層，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彈重炮命中不能破壞，內部所受之震盪亦微。堡壘內三層之間，亦蓋以圓木徑50釐米者二三層，故上層倒塌不致影響下層。堡壘間之交通壕，縱橫交錯，更掘暗壕以通堡壘內之坑道掩蔽部，及陣地邊緣交通壕，上間有掩蓋，或以壕之側壁掘掩蔽壕成環形，守備陣地或伸出以消滅死角。”
1942年5月進至怒西后，日軍就將松山作爲警備中心、進攻據點和防禦支撐點三位一體的戰略目標，開始陣地建設。1943年，隨着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節節敗退，日軍戰略專家預見到松山作爲支撐滇西和緬北防禦體系重要支撐點的作用凸現爲首位，爲最後的困獸之鬥，擬將松山建設爲永久性防禦要塞。
於是，緬甸方面軍第15軍令第56師團出動工兵聯隊，並從滇西、緬甸、印度等地強徵大批民夫，在工兵聯隊指揮下晝夜施工，拉孟守備隊的兵力也投入到工程之中。
地堡羣的修築分前後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將松山作爲進一步進攻保山的前進陣地而考慮，同時以應對遠征軍反攻爲輔，因此主要修築了本道陣地、原口山陣地等外圍陣地共1.7處，其中包括兩處渡河監視點陣地。工程由工兵第56聯隊負責，於1942年底竣工。第二階段，日軍看到進攻無望，轉而以松山做支撐點式防禦爲主，着手對松山腹部陣地進行加固與擴展，共增設、改設及加固原有陣地11處。工程初期由工兵第56聯隊、後由拉孟守備隊步炮兵負責，於遠征軍反攻前夕完成。
工程最大的問題在於當地缺乏水泥，因交通不便也難以從遠處運送，這迫使日軍在工事設計和就地取材方面做最大努力。所以在修建主體工事的大口徑榴彈炮掩體時，將壕溝挖到在地面上只可看到炮口的深度。而壕溝壁分三道防護牆，最外圍是夾層，日軍把兩人合圍粗細的圓木鋸成兩米多長的木板，兩層木板中夾厚32毫米的鐵板，直栽人士內作防護牆：然後是兩排裝滿土石的鐵桶組成沙石防護帶：最後是木樁牆，，牆體每隔兩段或三段木樁就縱向或橫向地用鋦子加以固定。壕溝內的柱子也是把幾根松木捆在一起使用。
由於缺少水泥，工兵第56聯隊長小室中佐便命令在松木上面埋上泥土充分地加以固實，再在表面鋪上雜草做僞裝。以此保證防禦工事的強度能夠抵禦榴彈炮炮擊與空襲時的直接命中。後來還發現該構造能夠防水，則是意外收穫了。
工事建造中最大的體力消耗在於圓木的採伐與運輸。小室中佐深知陣地上的大樹可作爲掩護陣地之用，不能砍。這樣，所需的木料就要從主陣地南面山谷中的密林中採伐來。可以想象，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用自制的牽引車與人力來搬運那些松木有多艱苦。這些困難都在日軍對“大東亞聖戰”之勝利結局深信不疑的狂熱中被克服了。
在第二階段工程後期，怒江東岸的中國遠征軍已經有所動作，日軍開始趕進度了。此時，來自北九州福岡、佐賀和長崎等地的日軍步炮兵發揮了作用，他們其中很多人人伍前做過礦工，所以懂得如何挖掘坑道。日軍讓坑道在適當的地方“七”字形彎曲，先往前10米，然後向左右分別延伸20米。修整擴寬後成爲洞穴，這樣就可以放置兵器、彈藥以及儲存其他一些物資。擴寬坑道是爲了在主兵營遇到炮轟時，可以當作預備兵營使用，同時也可以收容傷兵。洞穴有多個出口，可以避免發生悶死、被埋的危險，各個洞穴之間還互相聯通，以達到更高的安全級別。
堡壘的外圍遍佈蛛網狀交通壕，用以連接各個主要陣地，甚至步兵炮可以通過交通壕來回移動。交通壕雖不像地堡那樣建造，但由於加有掩蓋，且在側壁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可便士兵躲避火炮的攻擊，待對方攻入陣地後突然鑽出實施反擊。此外，交通壕備段還連綴着大量散兵坑，坑口寬80釐米左右，坑內寬些，呈罐狀，步兵可以站起來射擊。部分據點外設有鐵絲網，據點羣外圍又加設兩三道，每道縱深4米，以兩米高的木樁或鐵樁固定。據點最內層還設置了鐵片網，鐵片寬2-5釐米，釘在木樁上。在道路路口處，多用拒馬開閉。在公路要道死角和鐵絲網前，還埋設地雷及用炮彈引信改制的代用地雷。
最後，日軍還考慮到惡戰時如何確保通訊的暢通，決定以可靠性強的有線電話爲主。電話線連接了各個陣地，把重要的線路深埋在地下。其中單用來指揮重炮陣地的電話線就有6條，其中3條鋪設在地面上，3條埋在地下以備地面線路斷線時使用。電話交換場所是水泥壕溝，日軍把珍貴的少量水泥用在保證通訊上，無疑是非常明智的。此外，各個陣地、指揮本部以及怒江渡河點上面的兩個監視哨之間還用6型無線電機聯通起來。
至中國軍隊進攻前，日軍已在松山上建起了城堡式的堅固防禦陣地。整個陣地依松山羣峰地形，在滾龍坡、大埡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黃家水井、黃土坡及馬鹿塘編成7個據點羣，每個據點羣均以數個最堅固的母堡爲核心，四周又有數個子堡拱衛外圍，共有子母堡壘40餘座。堡壘互爲側防，交相掩護。隨着堡壘羣的落威，整個松山也將近挖空，狀如大型蟻巢，地下交通網絡四通八達，電燈、供水俱已解決。
在陣地的建造過程中，日本南方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河邊正三中將，第15軍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將，都曾在第56師團長松山祜三中將陪同下親臨視察，他們現場觀看了重炮轟擊和飛機轟炸試驗。試驗表明，數枚500磅的重型炸彈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內部受到損害。日軍司令官們對此極爲滿意。河邊正三在寫給南方總軍的報告中稱：“松山工事的堅固性足以抵禦任何強度的猛烈攻擊，並可堅守8個月以上。”
松山陣地已足夠堅固嚴密，但只有殺死所有知道它的秘密的外人，纔是真正的堅固。像關東軍構築“滿洲國”國境要塞的做法一樣，在松山陣地完工後，日軍將從各佔領區抓來修築工事的1670餘名民夫全部秘密處死。
在怒江西岸，日軍對防守做了長期打算。
給所設置的拉孟、騰越、龍陵、芒市、平戛、滾弄等據點的守備隊下達的一致命令是：”敵人進攻時，要努力殲滅；我方進攻時，要以此爲根據地。”對處於特別戰略位置的拉孟守備隊，則另有補充要求：“守備隊既要應付地面上具有強大優勢的敵人，還要對付天上空軍的攻擊，以少數兵力固守拉孟陣地，使師團主力便於作戰。”
基於此，在加強陣地建設的同時，滇西日軍的軍事訓練一刻也沒有放鬆。
當時，處於日本侵略戰線最遠端的拉孟守備隊也成了日本後方關注的熱點，大人物和記者團一個足艮着一個前來慰問。
日軍南方總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來松山視察，天空佈滿日軍飛機，讓拉孟守備隊士兵大開眼界。不久，日本女劇作家水木洋子又來到松山爲創作所謂”國策”電影而採風。
由日本廣播協會組織的慰問團遠涉重洋來到松山，隨行者包括在日本正當紅的春日井梅鶯、奧山彩子等歌星和一大羣年輕的女舞蹈演員，更是讓日軍士兵大飽眼福。爲了搶着給女演員開車獻殷勤，一個日軍曹長還在鎮安街附近翻車送了命。拉孟守備隊的軍醫中尉高橋富帶着衛生兵趕來救護，由於摸到了這些從日本國內來的女人的肌膚，心裡充滿着亢奮和欣慰。
所有這些活動，都是在爲這支日本侵略軍中的”精銳”和“前鋒”打氣鼓勁。後來的事實表明，這些高規格慰問和演出，既是對這些所謂“九州男兒”的頌歌，也是唱給他們的最後的輓歌。
日軍進佔松山不久，拉孟守備隊長、第113聯隊長松井秀治即命令在大埡口開設了“拉孟慰安所”。最初是從緬甸悄悄帶來了三四個女人，騙他們說是當女招待，只是斟斟酒。其中三個女人有丈夫，他們也被抓來燒洗澡水，發放慰安所門票。日軍強迫這幾個女人在其丈夫的眼皮下，滿足日軍士兵的性慾。
正式徵集的第一批慰安婦被裝在車廂裡運來。最初到達的是10個朝鮮姑娘，日軍騙她們是招來爲軍官俱樂部服務和組織敢死隊“保衛她們的國家”，到了運輸船上才宣佈是來當妓女。儘管這些十八九歲的姑娘流盡了眼淚，還是被強迫着進行“實習”訓練後送來了。1943年初，又送來5名日本婦女和5名朝鮮姑娘。
最早送來的10個朝鮮姑娘，則換去了龍陵，換來的仍是10個朝鮮姑娘。
慰安婦在這裡被區別對待：日本和朝鮮慰安婦屬於“邦人”，受到日軍一定程度的關照；中國慰安婦爲臨時抓來，可以任意凌辱。兩年後，日軍拉孟守備隊末日來臨之前，這些慰安婦的命運也迥然不同：人數最多的中國慰安婦地位最低下，遭受到最殘酷的折磨。
爲加強守備，在加強松山工事構築外，日軍拉孟守備隊對松山周圍幾十個村寨進行瘋狂的燒殺搶淫掠，實施“三光”政策，製造“無人示範區”……
在盤踞松山期間，日軍還多次用捕獲的中國遠征軍戰俘進行活體解剖。這種由日本關東軍第731部隊首創的滅絕人性的戰爭犯罪行爲，當時已經推廣到了各個戰場。
日軍內部對此事的描述是：“用必須處死的敵軍偵探來做實驗，給他們注射麻醉藥，一邊觀察身體反應，一邊活生生地一點一點地進行解剖，直到人死爲止。這是從肉體上改變死刑執行的另一種方法。”
當時日軍規定，如果要進行這種解剖，須得到上級軍醫官員下發的免罪證明才能進行，如果隨便進行解剖，將會受到懲處。事實上，沒有多少部隊在乎這條規定。
這一行爲與關東軍第731部隊利用“馬路大”（意爲“材料”，日軍當時對被解剖者的稱呼）進行解剖性質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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