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到某人“真的”相信一些事或其他人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上來，可能是這些模塊導致了賭博行爲是不正確的，即膨脹了某人的特質，但在別處這些模塊有其他的表現，其中可能有些是正確的。發現人們願意支持一個自我膨脹的觀點，似乎不是在談是否存在有一個更精確的表徵潛伏在模塊化的大腦內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康奈爾大學的學生真的是在不同模塊下擁有兩個信念，一個是客觀的、另一個是自我膨脹的，在這個例子中是那個膨脹的在起作用，那麼在我看來很難說這個有着錯誤信念的模塊就是更有價值的一個。
這些錯誤可能由一些機制造成，比如選擇記憶：我們更傾向於去記住那些說明我們有積極特質的事件；那些給我們帶來陰影的事件則似乎更易於從記憶中消退，至少很難去回憶起來。當判斷和預測自己以及他人的時候，由於存在模棱兩可和不確定性，就可能產生一些錯誤。事實是，我們能記住積極的事而不是消極的事這一現象有待解釋，而我推測的答案是我們的宣傳模塊是按戰略性錯誤來設計的。
最後，這篇文章中最出彩之處是這樣一個讓人高興的循環：我們做出認爲我們優於平均水平的評價，這種評價是在我們認爲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並不存在偏差的情況下進行的。抽取一個大學生的樣本，告知他們存在上述討論的偏差，並問他們有多大的可能性出現偏差，他們則一律判斷他們比平均水平的美國人更不易受影響。這些學生說：別的每個人都是有偏差的，而我是客觀真實的，並且，是的，我真的是這樣的。
謊言，可惡的謊言，自我欺騙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傾向於犯戰略性錯誤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如果一件事的結果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那麼人們更可能認爲是他們造成了這種結果。因爲在真實世界裡，通常很難知道究竟是誰或什麼導致了什麼。在實驗室開展了很多這類研究。在一個典型的此類研究中，被試（通常是大學生）進入實驗室，完成一些任務，這些任務被用來測量一種特質，例如智力。隨後研究人員給學生們錯誤的反饋，然後詢問他們爲什麼得到這樣的結果。這些研究發現的精髓是，如果這些結果是好的，被試就會認爲他們對此負有責任。而壞的結果則被歸因於外部的、不受被試控制的因素。當然，實驗者知道真正的外部因素其實是隨機率。被試獲得的反饋通常是由一些儀器隨機決定的。
我正推理關於成功或失敗是這個系統設計的一部分的時候，這個現象就被提出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這些研究中觀察到的偏差不是指一個被試關於信用的撒謊結果以及爲隨之而來的後果所受的責備，或者至少不必是。我認爲這些模塊是爲了這個世界而設計出來的，不像在實驗室裡那樣，可以真的隨機安排，從而找出確鑿的證據說明是什麼導致了什麼。從這種模棱兩可中獲益，這就是一件好事。
爲了研究考察這種可能性，人們參加了一個作者稱爲“描述扭曲”（deivedistortion）（其他人稱之爲“撒謊”）的研究，這個研究使用了一種稱之爲“假管道”（theboguspipeline）的精巧方法，給被試通上電極，並且連接到一個實驗者稱之爲“肌動電流圖”（electromygraph）的機器上。在這個實驗中，實驗者可以通過悄悄地記錄早先給出的一份問卷的應答情況，來說服被試這個機器可以探測他們是否在說謊，而事實上這個機器什麼也沒做。實驗者只是問這些他們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並告訴被試給出一些正確的和一些錯誤的答案。因爲實驗者正在控制着機器，當被試任何時間給出一個錯誤的答案，他們就可以用機器“探測”到謊言，用這種方法，（狡猾的）心理學家可以生造出一個機器來探測被試是否說謊。
在這個實驗中，被試參加了一個測量“社會智力”的測試，然後獲得一個（錯誤的）計分，這些分數要麼非常低，要麼非常高。隨後實驗者問他們，當連接了肌動電流圖時，爲什麼他們得到了這個分數：是因爲運氣還是應答技術？實驗者想知道的是，當人們得分高時，他們是否會說他們認爲他們的分數是由於他們的應答技術好獲得的，即便他們正連接在一個他們相信真的可以探測到他們的“描述扭曲”的機器上？
是的，他們會這樣做。當他們的得分很高的時候，被試報告說測試的結果是由於他們的應答技術造成的；當他們的分數很低時，則說是由於其他因素，如運氣或者關於測驗的其他一些因素造成的，無論他們是否連接了一臺功能齊備的肌動電流圖。研究者總結道：“自利的歸因並不僅僅是被試用於自我表現的公開描述中對因果關係的扭曲描述。相反，這種歸因的不對稱性似乎反映了存在於個人感知的客觀因果關係中的實際偏差。”（注意“實際偏差”這個詞說明作者認爲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實在的、真實的”信念，而不是在一個宣傳模塊中所體現的。）
在繼續下文之前，有必要去記錄下在這裡所說的這些研究報告，這些研究報告已經體現出通常的學術的預告性和侷限性。這些討論是關於人們是否在所有地方都沉溺於自我提升，或者是關於是否存在重要的跨文化差異的。並且，還有一些人們低估他們自己能力的例子。
無論如何，要在實驗室外和在真實世界找到這樣的例子是不太難的，即在真實的世界中人們爲那些實際上是由他們的錯誤所致的壞結果找各種理由，而把那些他們其實什麼也沒做的好的結果歸功於自己。例如和當今很多人一樣，我在一個名爲“幻想橄欖球”的遊戲中打聯賽。我和其他9個朋友選擇專業的運動員加入我們的隊伍，在每週的橄欖球比賽中，我們球隊得分的高低取決於這些球員的表現，我們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例如場地得分、觸地得分等等，來了解這些信息。雖然有很多選擇球員的技巧，在某一週和哪個球隊對抗卻是純隨機的。所以，即使在這周之中你的隊打得並不好，但如果你碰巧碰到一支打得更差的隊，那麼你就會贏了。有一年，一個球員在我們的聯賽中打了一些比賽，其中有幾周打得很差，並且他的球隊也沒有得到很多分，可他的排名還是靠前。在聯賽的討論會中，當提到這一點時，大家把他的勝利歸結爲好運氣，這個球員表現出很震驚的樣子（我希望他是假裝的）：“幸運？纔不是呢！是我防守得好。”
沒理由把國會的成員排除在外。2008年8月，在鋼鐵價格上漲的幅度高於先前的幾年後，世界石油價格開始下降。在價格變動所取決的因素中，現今和預期未來的供求狀況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許多人認爲石油價格的下降和美國經濟增速的放緩這個現實有關，未來美國可能減少對於石油的需求。衆議員約翰·沙迪格（JohnShadegg）在亞利桑那第三街區表達了一種不同的看法：“市場正在反映出我們現在在這裡所談到的事實……”
相對的友誼
如果戰略性錯誤和宣傳策略一樣，是設計出用來說服其他人，告訴他們你是個有價值的社會分子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期待犯戰略性錯誤不僅是個好事，而且是比其他的事情都要好的事。如我們所見，當人們對自己進行評價，而這種評價與其他人在某種特質上，如智力、與人相處，或者某種技能如駕駛技術相關的時候，都傾向於過高評價自己。如果人們必須對選擇誰成爲朋友、配偶、同盟等等問題做出決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比其他人好。如果其他人都是“優秀的”，車開得“非常好”的，那麼這樣做就沒有什麼幫助。
這個觀點與約翰·託比（JohnTooby）和勒達·科斯米德斯（LedaCosmides）介紹的一個問題有關，他們稱之爲“銀行家悖論”（banker’sparadox）。這個叫法來自借錢理論：想借入錢的人一般沒有多少錢（要不然他們就不必去借），相比那些有錢人來說，沒有多少錢的人是更不可能還上借款的。在社會生活中，這種觀點指的是一種可能性（如果這麼說不是特別傷感情的話），即把朋友看作一個現在投資的對象，而之後在自己有需要的時候，他們會給予幫助。那麼，也有這種可能，需要幫助的人現在可能想成爲你的朋友，但他們是潛在的不良投資對象。
託比和科斯米德斯認爲，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培養自己具有與衆不同的技能，從而使你不能被其他朋友代替。那麼，在社會生活中，你頭腦裡什麼樣的模塊會使你有價值？你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某些事情上做得比周圍的其他人要好。如果你在某方面是最好的，然後在一定範圍內你就是不可替代的，在這個範圍裡沒有人可以比你做得更好。
按我前面討論的一般模式，結合對銀行家悖論的討論，一個人可能會打算去廣而告之他擁有獨一無二的技能。他們試圖說服他人（可能是通過新聞秘書的方式維持合適的外在表現）他們擁有有價值的技能，更重要的是，這技能比其他人好。也就是說，這個觀點預期人們在某個領域可能有特別的價值，特別是特意去比較的時候。我們應該觀察人們自己所強調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他們具有比較優勢，特別是當這個很重要的時候，例如在他們的社會網絡中，他會花時間陪伴的人：他們的朋友。
威廉·詹姆斯，又一次，似乎首先對這個問題有看法：
我把時間都花在了成爲一個心理學家上，如果別人對於心理的知識知道得比我多，我就難受。但是，我寧願對希臘人一無所知。我的缺點一點也不使我覺得我很丟臉。如果我“假裝”是一個語言學家，情況則恰恰相反。
不僅僅如此，詹姆斯還指出了一個關於我們這個物種的非常奇怪的現象。自己比除了一個人之外的其他人都優秀這件事，與比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優秀是有很大不同的：
所以我們有個讓人羞愧得要死的悖論，因爲他只是這個世界上排名第二的拳擊手或者排名第二的劃手。除了那個人，他把這個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人擊敗都不算什麼；他迫使自己去擊敗那個人；只要他不去做，一切都沒有意義。
詹姆斯指出，人們很關心社會比較的問題。第二個最好的拳擊手或者劃手肯定也是個很好的拳擊手或劃手。但是這個與其他人相關的技能對人會產生影響，可能因爲在一個競爭的社會中生活，這種問題真的很重要，與其他人相關完全處於重要的位置。
十幾年前曾有個和這個領域相關的特別有意思的研究。利昂·費斯廷格（LeonFestinger）用社會比較理論說明，人們通過和他們身邊有關的人來評價他們自己的特質和觀點。費斯廷格的觀點已經十分有影響力，但是在這裡我將忽略這個觀點，轉而支持一些來自亞伯拉罕·泰塞爾（AbrahamTesser）的工作，亞伯拉罕·泰塞爾稱之爲“自我評價維持”（self-evaluationmaintenance）。
泰塞爾以人們有動機去維持關於“自我”的積極觀點來開始自己的論述。在泰塞爾的一個實驗中，參與者是成對的朋友。一個在實驗室進行的研究中，被試被問到，對於他們來說擁有一個好的美學判斷能力和“社會敏感性”有多重要。然後實驗者會進行一個測試，並告訴他們這個測試將會測量他們是如何評價這些問題的。關於被試在這些測試上的表現，給予他們錯誤的反饋，並且詢問他們的好朋友或者一個陌生人在這些問題上的表現。基本的預期是，由於這些測驗對於被試來說很重要，他們將會認爲他們朋友的表現是差的，但是對陌生人則不會這樣認爲。這很重要：如果我做一件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我認爲我的朋友做得沒我好，而陌生人則不是這樣的。
我不僅認爲我的朋友在那方面做得差，還認爲正是我使他在那方面做得差。在和喬納森·史密斯（JonathanSmith）做的另一個經典研究中，泰塞爾讓實驗的參與者玩一個遊戲，這個遊戲有些像很久以前的電視節目《密碼》（Password）。這個遊戲的目的是從一堆詞中找出一個神秘的詞，這堆詞提供了答案線索。實驗者按兩種不同的方式給不同被試描述這個任務，其中一種是“一種測量重要的言語技能的方法”，另一種是這僅僅是個“遊戲”，和“重要技能沒有任何關係”。
被試和他的一個朋友一起來到實驗室，實驗者要求被試和他的朋友或一個陌生人一起玩這個遊戲。給被試一組詞，他可以用這組詞作爲線索，使他的夥伴猜出那個神秘的詞。一些線索是直接的詞（例如，“小麥”或者“玉米”用來作爲“穀物”的線索），這使得這個問題解決起來很簡單；然而一些線索是費解的［例如，“布魯克玉米”（brookcorn）對於“穀物”］。被試給他們的朋友或者陌生人提供線索，來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當這個任務被描述爲很重要的時候，相比於他們的朋友，他們會給予陌生人更好的線索。當這個任務被描述爲僅僅是一個遊戲的時候，他們會提供給他們的朋友更好的線索。有趣的是，當被問及幫助他們的朋友和陌生人解決問題，他們能夠提供什麼樣的有用信息的時候，被試表示他們給予兩者相同的線索。新聞秘書模塊試圖表示一種公平，然而當一件事被感知爲重要的時候，另一些模塊會使一個人去做對不起朋友的事。
我認爲，泰塞爾和他的同事的研究結果不侷限於這個案例。按着這個方向推理，他們的這個工作表明，當社會關係起作用的時候，友誼就是一場競爭。對於具有社會性的物種，獲得最好的朋友和同盟是重要的，並且宣傳機器會努力工作，使一個人對朋友來說更有價值是件實實在在的事情。如果有時這意味着會使他們情況更糟，好吧，這會幫助一個人獲得（相對）更有價值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