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七八月份的時候，深圳就像被搶灘登陸的諾曼底，迎接着一波又一波從四面八方洶涌而來的高校畢業生。
二叔給我打來電話，先是問了問近況，然後告訴我堂妹上個月畢業了，吵着鬧着要來闖深圳，問我有沒有什麼好建議。
我正想着怎麼用金融海嘯下的恐怖數據來勸消這個念頭，突然電話那頭換了個聲音，一個瘋丫頭大叫：“哥我後天下午三點到深圳！多買些好吃好喝的準備接待，不準唧唧歪歪！拜拜！”
這個瘋丫頭名叫蕭晨。我的堂兄弟一共五六個，我是老大，蕭晨是唯一的女孩，排第二，所以她自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身份，對小弟弟們吆喝指示，唯獨對大哥我言聽計從。
她從小跟着我們這些男孩子四處遊蕩，學得一身好本領——打遊戲機，翻院牆，扎車胎，上躥下跳，無惡不作。一直野到了中學，二叔終於着急，強迫把她送到少年宮學跳舞，又限定她只准跟女孩兒交往，使出渾身解數，這才逐漸把她的男孩子氣消磨掉一些。
堂妹從小與我最親，沒事就黏着我。上一次見她還是兩年前，我參加工作後第一次春節回家，蕭晨見我第一句話就是討壓歲錢，說老哥去深圳淘金得多給些戰利品，好讓小的們有動力前仆後繼。
轉眼兩年就過，這邊我還沒僕，她就急着繼過來了。
火車站裡一輪廣播響過，出站口頓時喧譁起來，一大批手扛肩挑的大學生東張西望地涌了出來。三年前我也跟他們一樣興奮地來，覺得自己兜裡揣着無窮無盡的青春。
“哥！哥……”
我還沒反應過來，一個重重的旅行包已經丟進我懷裡，隨即一個揹着大揹包的馬尾女孩一蹦一跳奔到廣場上，興奮地轉了一圈，雙臂高揮，口裡大呼：“深圳，我來啦！我來啦……”
我將旅行包掛上肩膀，正待開口，瘋丫頭又跑回來挽住我胳膊，一個勁問道：“哥，前面那個香格里拉是幾星級的呀，是不是很有名？旁邊那個玻璃房子下面是不是地鐵，你是坐這個來的嗎？香港離這裡有多遠，我聽說過個橋就到，橋在哪裡呀？”
一對大眼睛精光四射，腦後的馬尾辮不知疲倦的左右搖擺，身穿英格蘭的七號球衣，背後永遠都不忘印一個BECKHAM。
這就是我的堂妹蕭晨。
就是坐上了公交車，她一邊四處張望街景，一邊也不忘唧唧歪歪，不停怨道：“哥你真摳門，不買輛小車來接我也就算了，連出租都不讓打。”
“你懂啥，兩張公交小票能辦到的事情，幹嗎還花二十多塊打的。”我說。
“瞧你這小氣勁，我肯定沒有嫂子了，看來我之前還高估你了！”丫頭吐了吐舌頭。
“你幹嘛非要來深圳，既然在湖大學設計，留在武漢不好嗎？”
“那兒工資太低了。”她使勁搖頭。
“你怎麼就覺得深圳工資高呢？”我問。
丫頭眨了眨大眼睛，說：“深圳是設計之都啊，聯合國不久前剛評的！我有好幾個師兄都在深圳，做得好的兩年就開了自己的設計公司，做得最次的也能拿八千一月！”
我聽了直皺眉，說：“你別什麼話都信，很多人都是胡吹的，打腫臉充胖子。”
她做了個鬼臉，將我潑去的冷水瞬間化爲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