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難民每天只能領到一碗稀粥。
爲了防止難民重領，領到稀粥的難民就在額頭上打一個藍色的記號。由於“粥攤”的稀粥每天都有限，有的難民排了好幾個“粥攤”也沒有領到那碗稀粥。還有就是，大多地方的鄉紳都在稀粥裡做了手腳，能吃到整碗稀粥的人不多，往往是喝兩三口，碗底的肉就露出來了。
碗底有肉，並非地方鄉紳們是菩薩心腸，而是他們損公肥私，中飽私囊。上面撥下來的大米，被他們偷樑換柱換成了肉。人是鐵，飯是鋼，人餓了只顧吃飯，有錢人家養的肥豬賣不出去，而大米價在一個勁地漲，一升大米竟然賣到了銀元二角四分。
長短工每天的工錢也就七八分銀元，給地主做一天活路，只能買三四兩大米。
政府撥下來的大米，被地方鄉紳用不值錢的豬肉頂替了，白花花的大米進了地方鄉紳的倉庫，然後又變成白花花的銀元，落入了他們的口袋裡。
然而，就在老百姓整天盼着能吃上一碗沒有肉的稀粥時，那些拿槍桿子的大軍閥們卻在一次國宴上爲了爭奪一塊叫做權力的骨頭打起來了，就像一條條瘋狗，他們彼此撕咬，相互*。他們“逢州吃州，逢縣吃縣”，吃得老百姓叫苦連天。
他們中有個姓蔡的大軍閥帶着隊伍浩浩蕩蕩地從省城打過來，隊伍裡挑草鞋的就有千把人。
後來姓蔡的招安了兩股土匪，無惡不作的兩個土匪頭子搖身一變成了芷江縣保安團的首腦，爲姓蔡的籌軍餉派款，連隊伍穿的草鞋也攤派到老百姓的頭上。
按人頭算，每個人頭五雙草鞋。
第九保有五百戶人家，兩千多口人，每年要交草鞋一萬多雙。
催交草鞋的任務落在了保長的身上。
父親只能挨家挨戶做宣傳。草鞋是用稻草編織而成的，需要大量的稻草。十里八寨頭兩年是乾旱，水稻下不了種，接着又發了一年大水，稻草都打了水漂，村民哪來麼子稻草。村民們把牀上鋪的屋頂上蓋的舊稻草都拿來了，還是湊不夠五雙草鞋。
父親多次到鄉里反映情況，要求減免草鞋這項攤派，每次都被鄉長楊士基罵了個狗血噴頭。
鄉長楊士基後來不耐煩了，就說：“沒有稻草，乾脆交錢，每雙草鞋給我要兩分錢。”
政府的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正如老百姓唱的：“國民黨，太殘暴，捐如草，稅如毛。”這不，老百姓光“正稅”就有二十餘種，還有治安等各種捐稅，本來就不堪重負了，許多人連粥都喝不上，現在又多了項草鞋費。
爲此，父親到芷江城頭爲民請願，要求減免這項不合理的攤派。父親把第九保全體民衆聯名按手印的請願書交到縣政府，沒想到這次請願不成，反倒引來了半年的牢獄之災。
父親與鄉長楊士基爲了一萬雙草鞋，結怨了。
天大地大，軍閥最大，縣政府哪敢得罪用槍桿子說話的大軍閥，草鞋費還得如數繳。
官官相護，父親對仕途開始失望了。實在不忍心向村民伸手要錢，父親往往是村民捐多少，他就交多少。年底結算時，父親還有五千雙草鞋收不上來，結果鄉長楊士基給父親定了一個挪用公款侵吞軍餉的罪名，把父親關進了芷江監獄。
其實國民政府抓人跟土匪綁票差不多，只要交足了錢，就會沒事的。五千雙草鞋，也就是一百塊大洋，父親只要交了一百塊大洋，就可以出獄了。
父親當時沒有那麼多錢，就是有他也不想交。
父親這麼一耗，就是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