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龍，祖籍陝西榆次縣人，又名周振潭，年僅二十四歲。一九一三年生於涿縣。自幼好舞槍弄棒，打打殺殺。抗戰前曾經當過土匪。後來在東北軍騎兵二師手槍隊當兵。一九三四年，因受不了軍隊裡的紀律約束，獨自攜槍逃跑，被抓後關押在北平陸軍監獄。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後，才獲釋回到涿縣。真可謂是背景複雜。
自小日本進駐涿縣後，他親眼目睹了小日本濫殺中國人的一幕幕慘劇，更加激起了他對小日本的仇恨。心想：脣亡齒寒。等死不如一拼。拼死還能賺個好名聲。
就這樣，他在涿縣、房山良鄉一帶廣結良友，招兵買馬，很快就籠絡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隊伍，自稱“華北抗日救國軍”第一路。他自封爲抗日救國軍司令。結拜兄弟張老六封爲副司令。
周文龍在與張廷瑞、于振壇結交之前，曾率部與日軍“討伐聯隊”隊長牟田口率領的千餘名鬼子在燕山一帶多次展開激烈的較量。雖然，他領導的這支雜牌軍沒有對小日本造成太大的威脅，但是，在戰略上也確實給小鬼子造成了很大的麻煩。令鬼子在涿、良、房一帶，日夜不得安寧。因而，在房山、涿縣、良鄉一帶，一提起周司令這個人，無不翹起大拇指，稱讚他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按照設定好的計劃，于振壇順利地邁出了“爭取周文龍”的第一步。
由於抗日救國軍與周文龍部有過幾次合力抗擊日寇的經歷了，所以，這兩支隊伍在信任成度上也在逐步加深。因而，自長溝、太和莊之戰以後，抗日救國軍便駐紮在了華北抗日救國同盟軍第一路軍的附近。這樣一來，兩軍將士的往來也就更加密切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于振壇裝作很敬重周文龍的樣子，卑躬屈膝地來到周文龍跟前，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兩軍合併”的建議。具體做法是：將“抗日救國軍編入抗日救國同盟軍第一路”，歸屬周文龍統一調遣。
周文龍見於振壇誠心誠意，對於他來說：人越多勢力越大。聲望也就越大。今後，對抗日大有好處。所以，也就未加多想，便滿口應允了。
很快，抗日救國軍便真的編入了抗日救國同盟軍第一路，列爲第四中隊。于振壇被任命爲中隊長。時隔不長，于振壇又被提升爲救國同盟軍第一路副參謀長。
一天，周文龍、張老六與四位中隊長同桌共飲。
周文龍乘着酒興說：“如果誰敢去涿縣北城門，把日本崗哨的槍給我搶過來，今後我這支隊伍就歸誰指揮。”
四位中隊長聽了，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不敢吱聲。
周文龍用輕蔑的眼光掃視了一遍四位中隊長。最終將目光落在了于振壇身上。
于振壇規避了周文龍犀利的目光。低着頭用心思考。
這時，周文龍說：“算了。我跟你們開個玩笑。各位不要放在心上。來喝酒。”
令周文龍沒有想到的是，他的話音剛一落地，于振壇就突然站起來說：“周司令，我想去試試。如果我失敗了，我願接受司令的任何處罰。不過，司令也該說話算話。”
周文龍一拍桌子說：“好！有種。我就喜歡你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我周文龍是鐵骨錚錚的漢子，吐口唾沫也要砸個坑。怎麼可能食言哪！”很傲慢地對其餘人，“你們說是不是啊？”
張老六等四人趕緊吹捧說：“沒錯！周司令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從不食言。”
涿縣城的四個城門口，白天分別由一名日本兵和兩位黑衣警察把守。
于振壇騎着他平時騎的那輛單把自行車，滿頭大汗地來到涿縣北城門外，先把自行車藏在距城門有四五百米的路邊樹叢中，又到附近的老鄉家借來揹筐、糞叉、草帽，把自己化裝成到處溜達拾糞的農民，然後，大大方方地接近了北城門。
來到哨兵跟前後，他主動恭恭敬敬給日本兵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沒等日本兵反映過來，他便一個箭步衝上去，奪過日本兵手中的槍撒腿就跑。
兩位警察眼睜睜地看了整個過程，一時都嚇傻了。等他們明白是發生什麼時，于振壇早跑得無影無蹤了。
被奪了槍的小鬼子從驚慌中冷靜下來後，站在原地，指着兩位警察一頓臭罵。
于振壇拎着日本兵的那杆黑槍一口氣跑到藏車的地方，從樹叢中拉出車，一偏腿，騎上車就回了司令部。
當週文龍等人見於振壇肩上果真揹着一杆日本三八大蓋步槍回來了，都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驚歎。一雙雙眼睛都瞪得溜圓。那種驚詫的表情，就彷彿面臨宰殺的牛一樣。
周文龍一屁股坐在桌子上，開懷大笑說：“我周文龍甘拜下風。於參謀長真是有膽有謀啊！好，今天晚上我要設宴爲於參謀長壓驚。”
但是，陰險狡猾的副司令張老六卻不服這個氣。他見周文龍對於振壇非常有好感，不由得心生醋意。只見他畏畏縮縮地湊到周文龍的耳旁，像只憋着蛋的老母雞一樣，嘰嘰咕咕嘀咕了好半天才離開。
周文龍皺着眉頭，一邊聽，一邊不住地點頭。
于振壇見狀，心裡已猜測到了這小子不會起好作用。但也不好明着去阻止。只能順其自然。
當晚，周文龍依舊設宴款待了于振壇一番。卻沒有兌現當初的承諾——將這支隊伍的指揮權交予他，只是在原來的抗日救國同盟軍副參謀長的前面加了“第一”二字，作爲對他的獎賞。
對此，于振壇並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不滿。因爲，他利用這次一系列的近距離與周文龍接觸的機會，非常清楚地瞭解了“第一路”軍的更多底細。收穫也是頗豐的。
通過總結分析，于振壇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是一支地地道道的雜牌軍——不僅人員成分複雜多樣，其中還分出了不少政治勢力。彼此懷有戒心，互不信任。這是他事先沒有意料到的。
然而，最令他擔心的是：這支隊伍，一直尚沒有鮮明地亮出抗日旗幟。對日寇的關係也十分曖昧。而且，紀律鬆散，上上下下成一團散沙，參軍打仗的目的也不明確。對老百姓更談不上有任何的感情。並且，還經常發生士兵打罵百姓、搶奪百姓財物的事情。副司令張老六更是一身的痞氣。他沒有善惡之分，享樂主義思想嚴重。更令于振壇吃驚的是：張老六還有親日的跡象。前不久，他趁着夜色，就多次進出日本人的軍營。
所以，當地老百姓們都氣憤地罵周文龍的這支隊伍是“紅眼軍”。是穿着軍服的土匪。
于振壇想：這樣的一羣烏合之衆怎麼可能打勝仗呢？
因此，如何將這支隊伍改變成真正愛護老百姓，爲報國而抗日的革命軍隊，是擺在于振壇和張廷瑞面前的一個老大難問題。
于振壇十分憂慮地說：“雲階兄，你是文化人，思想活躍，你快想個辦法吧！”
張廷瑞聽後，頓時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