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全對朱德的講述很不滿意：“我個人認爲陳海松同志沒有受到過系統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培訓，在思想上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路線，從張掖開始所作所爲基本上是自行其是，軍隊和根據地建設中帶有很強的流氓無產者民族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的錯誤傾向，根據地政權、黨組織、軍隊的無產階級性質發生了嚴重的變化。”
大量革命的敵人封建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者、知識分子進入根據地，有些還擔任各根據地民主政府的領導人，他甚至建議鄧寶珊、李虎臣、楊愛源、傅作義等反動軍閥的餘孽擔任陝西、山西兩地的民主政府領導人，試問他們能代表工農階級的利益嗎？
軍隊中更是魚龍混雜，晉綏軍、東北軍、西北軍、直魯軍甚至中央軍的散兵遊勇都被收編進八路軍主力部隊，據說已經超過三分之二的比例，也就是說現在的八路軍一大半的指戰員都是來自於反動軍隊，沒有接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沒有的理想和信念。
這樣的軍隊靠什麼凝聚在黨的旗幟下，怎麼保證他永遠服從黨的領導承擔起黨賦予的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艱鉅任務？蘇聯紅軍經過20多年建設和嚴格的政治教育，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帝國主義間諜、資產階級的同情者，在遠東戰役中產生了極大地破壞作用。?”“
我們的軍隊抗戰以來從來沒有進行過階級審查、歷史審查，旅以下保衛部門全部撤銷、師以上保衛部門僅僅承擔要害部門的安全警戒。新的政治工作條例嚴禁以階級、出身、過去的經歷懷疑革命隊伍裡的任何人，沒有確鑿證據、不經過上級黨委認同不得抓捕任何人。
這樣敞開大門招降納叛的開放政策如何確保革命隊伍的純潔性？如何防止階級敵人混進革命隊伍僞裝革命長期潛伏？如何防範陰險的敵人策反黨的幹部、蒐集情報、造謠破壞、爆炸暗殺？鬥爭形勢如此險惡、我們的敵人如此狡詐，而我們自己卻疏忽大意毫無防範。
作戰以來師以上幹部三人潛逃、失蹤，團級幹部十七人叛變投敵、尤其是政府經濟部門、部隊後勤部門、與敵僞接近的獨立駐軍、八路軍駐大後方各聯絡處部員，厭倦了艱苦危險的鬥爭環境、羨慕資產階級花天酒地的生活、放棄了理想信念，攜款、攜槍叛逃。
部隊裡比資歷、要官職的有，意志消沉、希望到地方工作的有，貪污公款、私藏戰利品的有，臨陣脫逃、殺害戰友的有。損害羣衆利益、傷害百姓的也有。雖然不是普遍現象，但這足以說明軍隊中存在着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等剝削階級思想以及嚴重的農民習氣。
列寧認爲無產階級軍隊的建軍原則是：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教育；通過政治委員和黨支部加強政治工作，實現無產階級政黨對無產階級軍隊的領導；軍隊中必須有最嚴格的紀律。覺悟和紀律是軍隊力量的源泉。這應該成爲我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
而對比現在的八路軍、新四軍，我們必須承認，相當一部分指揮員來自於農村、文化較低、思想落後、封建殘餘深厚、小農意識普遍，表現爲革命的不堅定性和動搖性。
我個人認爲無產階級軍隊是無產階級政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力量。在軍隊中加強理想教育、革命紀律教育、提高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思想覺悟非常迫切非常必要。…,
必須制止各根據地急功近利、盲目擴張、唯軍事論等錯誤觀念。儘快派出保衛幹部查處黨的幹部隊伍中理想淡薄、貪污腐化、軍閥作風、追求地位等內部敵人，整肅黨風軍紀。”
朱德點點頭表示贊同：“克全同志談到的軍隊思想不統一不堅定的現象的確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裡存在，並有蔓延的勢頭，對黨的抗日事業以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會產生嚴重影響。
各根據地各主力部隊政治委員也都反映部隊中新入伍戰士普遍缺乏革命理想、作戰不夠頑強、違犯軍紀現象較多，幹部自身素質有限、指揮水平不高等問題。我贊成克全同志的提議。應該在現有規模的基礎上暫緩擴大編制加強部隊政治思想教育。
不過我認爲這些問題的出現不是陳海松同志的錯誤，八路軍要在敵後戰場上重創敵人、光復山河僅僅依靠六萬紅軍是不可能做到的，過河第一戰平型關我軍傷亡將近兩萬、太原敵後作戰三個主力師傷亡甚至超過兩萬，今年以來我軍各部在敵後主動出擊拓展根據地劫奪物資，團以上作戰數百次，傷亡超過五萬，如果僅僅依靠紅軍家底早就拼光了。
而敵後各路潰兵達到六十萬之多，這些散兵遊勇有些散落民間。更多的攜帶槍械、打着抗日的旗號聚集起來霸佔地方、魚肉鄉里、軍紀敗壞、待價而沽。如果不被我軍改編很有可能成爲鬼子的幫兇或是土匪，反過來壯大敵人的力量殘害敵佔區人民。
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總部抱着對根據地人民負責的態度對能夠收攏的潰兵全部收容，武器全部收繳，其中20餘萬貧苦出身、身體強壯、有一定軍事技能的編入正規軍、十萬人編入地方部隊，還有30多萬送到後方充實到工程部隊、工廠、礦山從事勞動生產。
從作戰效果看。新編部隊軍政素質較好，服從指揮、作戰積極。戰鬥力、凝聚力較強。
比如晉察冀軍區楊成武旅、晉西北軍區宋時輪旅、章拯宇旅基本都是收編晉綏軍潰兵後擴建的新部隊，裝備一般、一直在防區開展遊擊作戰。缺乏大規模攻防戰的經驗，但在此次山西北部戰場大同外圍設伏圍殲阿部規秀混成第2旅團戰鬥中，表現異常英勇。
他們根據晉察冀軍區的統一部署，佯攻大同圍點打援，冒着北平、張家口敵機轟炸、頂住大同突圍之敵的夾攻，堅決執行圍殲混成第二旅團的計劃，戰鬥過程中所有黨員幹部靠前指揮、身先士卒、帶頭衝鋒跟鬼子肉搏，發揮出先鋒模範作用，穩定了軍心鼓舞了士氣。
新戰士們在新式整軍運動中覺悟提高很快，戰術技能掌握的很紮實，楊成武旅擔任正面阻擊兵力使用合理、兵器配屬有主次、防禦工事有縱深、正面阻擊與後方襲擾相結合讓阿部規秀六千餘人猛攻了三天傷亡過半卻無法突破，被隨後趕來的宋時輪、章拯宇旅全部包圍。
三個旅一萬八千人執行命令堅決、進攻戰術得當，激戰一天多次發生肉搏戰、白刃戰，雖然戰死三千、受傷五千多卻沒有一個臨陣脫逃、擅自退卻的，輕傷繼續戰鬥、重傷不下火線，終於突進敵人固守的村鎮，交叉掩護逐屋爭奪，全殲駐蒙軍中的這隻惡狼。
完全是晉綏軍組成的孟憲吉68師在外圍阻攔26師團的救援也是能打敢拼，部隊傷亡過半力保陣地不失，斃敵三千，與平型關、忻口作戰時判若兩隊。在傅作義部出擊察哈爾26師團被迫回援後立即轉入反攻，繳獲大批輜重、收復晉北大片國土。…,
戰鬥中聶榮臻指揮靈活、充分發揮火力優勢，陷入僵持時集中了三個旅的所有火炮進行重點打擊，阿部規秀以及步兵五個大隊長中的三個、三個配屬大隊長中的兩個就是被炸死在指揮所裡的。軍區偵察營、騎兵營連續襲擊敵運輸部隊，很好支援了前方作戰。
由此可以看出，軍隊的出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要有改造他們的能力，我們連自己的同胞都不敢相信、不敢使用，只能說明我們沒有自信、不瞭解中國人的本質。
你說我們的部隊組成主要是農民，這點不假，因爲中國是幾千年的農業古國、沒有多少產業工人，就是產業工人也同樣帶有農民意識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想想向忠發、顧順章，他們的確是工人階級出身身居高位，可他們卻在白色恐怖下動搖了，成了可恥的叛徒。
而中國數量最多飢寒交迫的農民無疑是我們黨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他們或許存在這樣那樣的毛病，但他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反動軍閥、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壓榨、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他們願意跟隨我們打敗鬼子、過上幸福安寧的新生活。
他們和我們有着共同的願望，完全可以成爲民主革命的主力軍。當然他們都是帶着質樸的感情投身革命、文化不高、覺悟較低、意志不堅、目光短淺、組織紀律性差、團結協作意識不足，有個別部隊因此造成崩潰。但我認爲這不是這些新戰士的錯，問題出在幹部身上。
同樣的情況楊成武旅、宋時輪旅爲什麼能做好？第七戰區是我軍最年輕的一個戰役集團，起初只有新四軍兩萬多人，裝備低劣、內鬥不斷，作戰思想不明、作戰方式不統一，以團爲單位孤立地分散在敵佔區裡危機四伏缺糧少彈，曾多次發生譁變投敵事件。
陳海松去了後，短短几個月變戲法一樣擴編成7個軍15萬人，兵員也很新，大都是川軍潰兵、當地愛國學生和民衆，在我們看來能存在下去就不錯了，可他們愣是創造出奇蹟。
新六軍利用第二軍的敵後機動拿下兵力空虛的徐州，新五軍、新八軍縱橫皖南活捉板垣、岡村，新四軍、87軍在揚州附近接連出擊，把11師團打得縮在揚州不敢動彈，退出大運河，新七軍也在合肥安慶之間頻繁活動，屢屢截斷114師團和第二軍的補給線繳獲頗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