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奉召離開重慶，於1943年4月28日回到華盛頓。陸軍部考慮得很周到，他們已經把史迪威的夫人威妮從西海岸卡梅爾的家中接到首都，以迎接遠方歸來的戰將。
史迪威一貫恪守美國新英格蘭一帶的清教徒式的傳統道德觀，對家庭保持着一種神聖的感情。他從不放縱自己，甚至拒絕接受陸軍部向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部派遣女軍人。正因爲如此，他對陳納德開辦妓院感到非常憤慨，把這看成是極爲墮落和無恥的行爲。
在中國期間，他和夫人保持着頻繁的書信聯繫，時常在信中傾吐對妻子威妮和孩子們的思念和愛戀。1942年底，他的大兒子約瑟夫·史迪威中校和女婿伊斯特布魯克上校也調到中國戰區任職，這多少排解了一些他遠離家人的孤獨。
到達華盛頓的第二天，史迪威拜訪了馬歇爾。馬歇爾向他通報了此次回國的任務和目前面臨的問題。他告訴史迪威，5月中旬將在華盛頓召開聯合軍事會議，以研究同盟國的作戰計劃，其中包括中緬印戰區的任務，會議的代號爲“三叉戟”。目前中國方面已通過宋部長提出了最高統帥的要求，即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對日軍進行空中打擊，並要求將5月至7月運到中國的租借物資全部提供給陳納德，而根本不提整編軍隊和包括反攻緬甸在內的地面作戰問題。陸軍部認爲，這一計劃存在着明顯的缺陷，如果不盡快改善中國地面部隊的裝備和戰鬥力，日軍將會很輕鬆地摧毀中國機場，並可能進攻昆明、桂林和重慶，以及阿薩姆的空運基地，就像去年上半年的浙贛會戰裡一樣。這樣，不僅空戰計劃會落空，而且中國戰區也將面臨更加危險的形勢。但是，最高統帥卻向羅斯福保證：“現有的中國軍隊能夠阻止日軍對地面機場發動的進攻。”馬歇爾要求史迪威在第二天會見羅斯福總統時，詳細說明中國戰區的情況和他的觀點。
4月30日，史度迪威會見了羅斯福，向他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中國戰區的首要問題應當是整訓和裝備陸軍部隊，並通過反攻緬甸打通地面交通線。這樣才能向中國運送充足的物資，挫敗日軍的地面進攻，從而保證空戰的實施。但是，軍事上並不內行的羅斯福已經決心要支持最高統帥和陳納德的“空戰第一”理論，他根本聽不進史迪威的任何意見和解釋，反而認爲史迪威妨礙和拖延了陳納德的空戰計劃。
當天晚上，史迪威應邀到陸軍部長史汀生家赴晚宴。史汀生明確表示支持史迪威的觀點，並很同情他的艱難處境。他馬上打電話對羅斯福說：“我很欽佩史迪威，願意就總統對史迪威的明顯懷疑向總統作出解釋。”後來，他又寫信給羅斯福，表示了對史迪威的信任和支持。他在信中寫道：“我非常瞭解史迪威，才把這場戰爭中最艱鉅的任務交給他……我相信，他是我所瞭解的唯一能夠順利完成這項任務的人。”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圍繞着中國戰區“空戰第一”還是“陸軍優先”的問題，也分成了兩種意見。不過，只有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兼羅斯福的私人蔘謀長李海海軍上將支持陳納德，而陸軍的馬歇爾上將、陸軍航空兵的阿諾德上將和海軍的歐內斯特·金上將都支持史迪威。儘管如此，作爲美國軍隊最高統帥的羅斯福總統還是拒絕了多數人的意見，堅持把陳納德的空戰計劃放在第一位。
5月2日，羅斯福對馬歇爾明確表示，他決不允許以任何理由再延誤陳納德的空戰計劃。他認爲：“中國最高統帥的處境非常危急，他的政府有徹底垮臺的可能。這是我們美國政府所不願意看到的。”因此，“必須在政治上支持最高統帥”，而“空戰計劃”對提高中國的士氣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他雖然同意向雲南的中國軍隊提供整編計劃所“必要的物資”，並表示由他來就這個問題與最高統帥交涉，但同時又提出要修改“安納吉姆”計劃，縮小反攻緬甸的規模，把戰役限制在緬甸北部，放棄進攻南部和奪取仰光的目標。而且，即使是這個縮小了規模的反攻戰役，也必須放在陳納德的空戰之後。
史迪威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氣憤，他認爲，由於宋女士在美國住了半年，並且兩次住進白宮，“已經弄得羅斯福分不清是非了”。因此，羅斯福“對最高統帥的品質、企圖、權威和能力作了完全錯誤的判斷”。史迪威懷着鬱悶的心情在日記中寫道：“亨利·史汀生和喬治·馬歇爾是通情達理的。陸軍部也不錯。甚至航空兵部隊對陳納德也有些厭煩。但是，當世界上最偉大的戰略家不贊成你的時候，這一切又有什麼用呢？”
5月12日，有美英兩國首腦和三軍參謀長參加的“三叉戟”會議在華盛頓開幕。史迪威在卡梅爾的自己家裡度過短短5天假期之後，也趕回來參加了這次會議。雖然會議的主要議程是關於歐洲戰場問題，但亞洲戰場也成爲爭論的焦點之一。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通過英美參謀長聯合委員會，向會議提出了一份建議，主張把中國作爲打擊倭國的主要基地，要求加強對華援助和對日空戰，並對緬甸北部發動一次有限度的地面攻勢。英國人對中國戰場毫無興趣，他們只想着能夠獲得更多的美國物資，已進行它們所希望的對歐洲大陸的反攻作戰，他們寧願支持羅斯福的空戰計劃，也不願參加一場規模已大大縮小的緬甸戰役。不過，在馬歇爾、歐內斯特·金和史迪威的積極爭辯下，他們還是不得不作出了一些讓步。
5月20日，聯合參謀長委員會通過了關於中緬印戰區的作戰方案，決定首先集中力量擴大對華空運，同時加強對日軍的空中作戰；反攻緬甸的作戰被限制在曼德勒以北地區，目標是打通中印公路，使中國能夠儘快從陸上通道獲得外援物資。會議同意從7月起把對華空運提高到7000噸，9月以後達到每月1萬噸。但是，羅斯福又特別命令，自7月1日起每月的7000噸物資中，必須向陳納德提供4700噸，還要給中國空軍300噸，另外的2000噸，“用於所有其他目的，包括地面部隊”。這2000噸物資除了向中國軍隊提供1500噸之外，史迪威每月只有500噸可以裝備正在雲南進行整訓的遠征軍部隊。“他們實際上使我根本無法整訓遠征軍，可是又命令我用這支部隊發動一場進攻。”史迪威對此不能不感到憤憤不平。
會議期間，英國首相丘吉爾懷着極大的興趣在英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館約見了史迪威。英國首相似乎很誠懇地詢問了他對駐印英軍的看法。史迪威坦率地指出，韋威爾上將陷入了失敗主義情緒，他所統帥的印度戰區處於一種懶散的狀態，缺乏活力。令史迪威感到驚奇的是，丘吉爾首相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事實上，丘吉爾這個大胖子已經在考慮撤換駐印英軍統帥，不久韋威爾就改任印度總督，而由從北非調來的奧金萊克將軍出任英印軍總司令。史迪威還談到了他對“三叉戟”會議關於緬甸問題決定的不同意見，給丘吉爾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丘吉爾後來曾多次表示，他“十分尊敬和欣賞史迪威將軍”。當然，這種好感並不會對丘吉爾的對華政策產生任何有利於中國的影響，在遏制中國的同時給與中國最低限度的援助，使中國既能夠維持抗戰，又不至於重新強大起來，從而威脅到戰後英國在亞洲的利益，仍然是英國統治上層的主導思想。
“三叉戟”會議結束之後，史迪威離開華盛頓，取道倫敦和開羅返回重慶。此次美國之行，他不僅一無所獲，還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反攻緬甸戰役被限制在北部一隅，陳納德的空戰計劃被放在第一位，租借物資的絕大部分被劃給了空軍，他的所有建議和要求幾乎全部被拒絕和駁回。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和熱情並沒有熄滅。他相信，陳納德的空戰計劃絕不會像他吹噓的那樣靈驗，事實終將證明那些把陳納德當成救世主的人是多麼愚蠢！他相信，總有一天他能完成對中國軍隊的整訓，這支擁有現代化裝備的軍隊必將所向無敵，他們不僅能奪回緬甸，而且能向華南、華東、華北和印度支那反攻，給日軍以致命的打擊。
這一段時間的國際反法西斯戰場上，盟軍在歐洲、非洲和太平洋戰場的許多重大戰役中都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在歐洲的蘇德戰場上，斯大林格勒（今伏爾加格勒）會戰於2月2日結束，蘇軍獲得了輝煌的勝利，殲滅德軍第6集團軍，羅馬尼亞第3、第4集團軍，意大利第8集團軍。德軍及其僕從軍在會戰中共損失150萬人。德軍從此喪失了蘇德戰場上的戰略主動權，而蘇軍從此掌握了戰略主動權，整個戰場開始轉入反攻。
在北非、地中海戰場上，阿拉曼戰役於1月23日結束，英軍佔領了利比亞首府的黎波里。在會戰過程中，英軍以其海、空軍的優勢，奪取了戰場的制空權和制海權，擊敗了德意非洲軍團，迫使4個意大利師投降，共殲滅德意聯軍5萬5千人，擊毀坦克350輛。這次戰役是北非戰局的轉折點，丘吉爾稱之爲“命運的關鍵”。他說：“在阿拉曼戰役以前，我們是戰無不敗；在阿拉曼戰役以後，我們是戰無不勝。”1942年11月在北非登陸的英美聯軍於1943年3、4月間和英第8集團軍從東西兩個方向上向據守突尼斯的德意聯軍非洲軍團發起進攻，5月7日攻佔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13日，走投無路的25萬德意聯軍在阿尼姆大將率領下宣佈投降。至此，德、意在北非的軍隊全部被盟軍肅清，從根本上改變了地中海的形勢，併爲登陸意大利西西里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軸心國的軟腹部徹底暴露在同盟國的軍事威脅之下。
在太平洋戰場上，日軍在中途島戰役中遭到沉重打擊，失去戰略主動權；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中企圖重新奪取戰略主動權又遭慘敗，於1943年1月從瓜達爾卡納爾島撤退後，被迫停止了戰略進攻，轉而採取防禦戰略。此時，美軍不僅穩定了夏威夷島與中途島海域的局勢，解除了日軍對澳大利亞和美、澳間交通線的威脅，而且奪取了前進基地，爲爾後的反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整、補充和準備後，從5月起，美軍及美澳聯軍逐次由北、中、南及西南太平洋各個方向上開始了逐島進攻作戰。
隨着國際形勢的發展，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作用愈來愈爲世界所承認和重視。中國作爲反法西斯陣線的主要盟國之一，美、英等國就不能不考慮對華關係，不能不考慮與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起作用相適應的國際地位問題。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在名義上與美、英、蘇並列躋入“四強”行列。
這對於已經堅持艱苦抗戰5年半的中國人民是一個很好的鼓舞，使人們看到了自己奮鬥得來的成果，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光明前景，從而更加堅定了奪取最後勝利的決心和信心。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是中國堅持抗戰獲得的。倭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初，不僅倭國人沒有想到中國能堅持長期抗戰，認爲有一二個月的時間就可迫使國民政府屈服，就是美、英等國也沒有料到中國如此之堅強。他們認爲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每次發生外來侵略戰爭，都以中國的失敗和屈辱求和而告結束，這次當不例外。所以他們雖然不甘心倭國獨佔中國，更不願倭國稱霸亞洲，但並不積極支持中國抗戰，基本上採取綏靖政策。他們沒有看到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和以往歷史上的中國已有極大的區別：這時的中國人民經過國家的廣泛宣傳，民族意識空前覺醒；更由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強大民族凝聚力，這是倭國帝國主義無法征服的偉大力量。正如倭國有識之士所說的：“日軍是與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個中華民族爲敵的，並不像過去那樣，只是以被人民憎惡的地方軍閥，或本質上不過是中國頭號軍閥的中央政權爲敵的。政府、軍部和政黨根本沒有覺察到和以前本質上不同的這種情況，竟妄想用兩個月的時間就能取勝。”英國的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了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和以往的中國有所不同這一點，十分欽佩地說：“作爲侵略者，在甦醒了的中國強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必將碰得頭破血流。”
中華民族的英勇抗戰，一掃中國以往積弱不振和任人欺凌的懦怯形象，獲得了美、英等國的欽佩和讚揚。1942年2月，羅斯福在給最高統帥的一封電報中說：“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讚譽。中國人民，武裝起來和沒有武裝的都一樣，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對於在裝備上佔極大優勢的敵人，進行了差不多5年的堅決抗擊所表現出來的頑強，乃是對其他聯合國家軍隊和全體人民的鼓舞”。英國的丘吉爾和蘇俄的斯大林在德軍狂轟濫炸倫敦和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時，爲鼓舞人民都曾提出過“效法中國”的口號。由此可見：沒有中華民族的堅持抗戰，就不可能贏得世界各國的尊敬，當然也談不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
美、英決定廢除不平等的舊約以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決不是單純從尊敬中國抗戰的堅決與英勇出發的，還有其戰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中國繼續抗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密爾頓說的非常清楚：“採取這一步驟可使中國更積極地在中國境內對付敵人，並可確定最充分利用中國的地理位置、人力及作戰的總潛力”。羅斯福認爲維持中國的抗日，具有美國國防第一線的作用。從這裡不難看出，不論美、英等國放棄不平等舊約出於何種目的，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國人民的抗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首先是中華民族廣大人民的成功”。
受國際形勢發展的影響，1943年倭國也處於侵華戰略大轉折的時期。主要表現以下兩點：一是“中止了曾經全力以赴的‘5號作戰’（即四川作戰）準備。過去企圖以對重慶實行武力解決作爲結束戰爭的一種手段，現在卻把它放棄了，而且還從駐華軍中抽調出2個師團派遣到東南方面去”。二是進一步利用和加強汪僞政權，使其對美、英宣戰；並改變過去一直在暗中進行的政治誘降工作，決定“不進行一切以重慶爲對手的和平工作”。
早在1942年春，倭國首相、參謀總長和司令部總長在聯合上奏天皇的報告中就提出：乘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橫掃英、美、澳和攻佔仰光之機，如對中國政府的“致命處施加強大壓力”，則可能使重慶政權“發生動搖”而屈服。倭國大本營陸軍部根據這一構想，制訂了進攻四川的初步作戰腹案，又經與“中國派遣軍”聯繫，預定在南方作戰第一期基本結束後，即“有效地利用大東亞戰爭的戰果，伺機對四川平原地區發動進攻戰”。計劃中的作戰目的是“殲滅敵中央軍主力，同時佔領四川省要地，藉以摧毀敵方抗戰根據地，迫使重慶政權屈服或崩潰”，作戰方針是“以主力從西安方面、以部分兵力從武漢方面發動進攻”，“作戰指導應與對重慶採取的政治手段和謀略工作密切配合”，使用兵力爲15個師團和2個混成旅團。規定1942年9月開始着手準備，1943年“春季以後發動作戰”。
就在日軍積極準備期間，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倭國南方軍在中途島和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中連遭慘敗，被迫由戰略進攻轉爲戰略防禦。倭國不僅不可能從太平洋戰場抽調部隊至中國戰場以湊足兵力實施四川作戰，而且還要從中國戰場抽調部隊增援太平洋戰場，於是被迫停止四川作戰。1942年12月10日，倭國參謀總長在上奏中說明了停止四川作戰的理由：“原來曾考慮中國派遣軍在全面形勢允許的情況下，爲了迫使重慶政權迅速屈服，發動四川進攻作戰是有利的，從而制定了有關的各項計劃，加強了部分設施等，進行了必要的作戰準備。但鑑於目前帝國內外形勢，尤其是蘇德戰局的發展、南太平洋方面戰況，以及國力，特別是船舶等情況，看來在昭和十八年（1943）實行此項作戰，無論從戰爭指導，或從作戰的見地來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準備下達指示中止此項作戰的準備工作。”“關於今後的對華作戰指導”，“就全軍情況而言，在一定期間內不僅不能向中國增加兵力和資材，相反，還需要進一步將部分兵團、部隊抽調到南太平洋和其他方面。因此，目前在上述範圍內，根據中國派遣軍的現有任務進行作戰，尤其要努力加強佔領區內的治安。”“在南太平洋作戰告一段落之前，極力減少對華消耗戰。”
根據當時國際形勢的發展，倭國決策集團認爲“重慶的抗戰力在逐漸衰減，但其確信英美會獲得最後勝利，將仍然不放棄繼續抗戰的意志”，“同重慶政權全面和平已成爲不可能”。特別考慮到“過去，重慶政權是以在內地存在這一事實本身而發揮影響，而如今它將以策應英美反攻、作爲反攻戰線一個支撐點而發揮作用。目前如不在各方面採取根本性對策，就會使事態嚴重化”。爲此，“作戰指導的首腦部門”極感焦慮。因而，倭國大本營在下達了中止四川作戰準備的命令後，12月18日在與政府聯席會議上討論了對華政策問題，21日在御前會議上通過了《爲完成大東亞戰爭對華處理根本方案》，即所謂“對華新政策”。該方案的方針是：“帝國以國民政府（指汪僞政權）參戰爲打開日華間當前局面的一大轉機，根據日華提攜之根本方針，專心致力於加強國民政府政治力量，併力圖消滅重慶藉以抗戰的口實，與新生中國成爲一體，真正爲完成戰爭而向前邁進。”實質上是企圖通過大力扶植和加強汪精衛僞政權，並使其參戰以提高其地位，同時也使“倭國在中國駐軍具有了共同對敵的意義”。把政治、經濟事務和“治安地區”的警備任務交由汪僞政權負責，以便抽出更多的日軍專用於作戰，並便於抽調部隊轉用於太平洋戰場。倭國“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火田俊六在其12月26日的日記中對此曾寫道：“由於現在重慶方面已死心塌地依存於英美，決心進行徹底的抗日，我們過去所推行的各種政策都已經落空，剩下惟一的辦法，就是強化當今的國民政府（汪僞）了。其成功與否，頗令人懷疑。”31日日記中又寫道：“此次之大轉變……儘管中央方面知道國府（汪僞）無力，但舍此無其他良策可尋。因此就目前而言，還不能在軍、政兩方面都寄希望於國府，只是嘗試性的孤注一擲。”僞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得知倭國御前會議的決定後，向東條英機表示今後的打算：建立國民兵役制度，加強訓練現有的僞軍，以使倭國的後方責任可以減輕，同時加強經濟方面的協力等。
倭國爲了能夠儘量從中國戰場抽調出兵力和資源用於太平洋戰場，採取了在表面上擡高汪僞政權的地位，強化以華制華的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日軍及汪僞政權採取各種手段大量收降國民政府的軍隊：繼國民黨蘇魯皖邊遊擊軍副總指揮李長江率第1、第2、第3、第5、第6、第7縱隊和孫良誠率所部投降後，1943年1月吳化文部，3月厲文禮部，4月孫殿英部，5月龐炳勳、杜淑部，6月榮子恆部，7月張步雲、劉桂堂部等大批國軍部隊投降，被汪僞政權編爲僞軍。
6月16日，史迪威回到重慶，第二天便會見了最高統帥，向他彙報了“三叉戟”會議的情況和關於中緬印戰區的決定。他希望能儘快得到最高統帥的答覆。但是，結果仍和過去一樣，事情被擱置起來，遲遲沒有迴音。現在有美國答應的每月1萬噸物資，有陳納德指揮的美國飛機去打擊倭國人，最高統帥幹嗎還要冒着3險去進行勝負未了的地面作戰呢？儘管羅斯福總統把最高統帥捧得很高，給史迪威施加了很大壓力，但事實卻使他無法改變對最高統帥的看法。“回來後看到，花生米依然如故——一條貪婪、頑固、醜惡的小響尾蛇”。
中國戰場形勢的變化，使史迪威整訓雲南部隊的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難，同時也更堅定了他推動最高統帥實行軍事改革的決心。5月，駐武漢、沙市一帶的倭國第11軍在新任司令官橫山勇中將的策劃下，向第六戰區駐守的湖北宜昌地區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攻勢，精銳力量幾乎被抽調一空的第六戰區部隊遭受了嚴重損失。日軍沿長江迅速西進，大有威逼四川之勢。最高統帥爲了穩定搖搖欲墜的戰局，急忙把剛剛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不久的陳上將調回第6戰區，並從雲南部隊調走了還在進行整訓的兩個軍和7萬多新招募的補充人員。6月，日軍已劫走宜昌地區的2萬餘噸船舶，達到了作戰目的，遂主動撤回武漢、沙市地區。事實又一次證明，沒有經過整訓的中國軍隊難以抵擋日軍的大規模地面進攻，如果不盡快地整訓部隊，更新裝備，中國戰場隨時都可能出現嚴重的危機。
羅斯福對陳納德的偏愛和對最高統帥的退讓，嚴重削弱了作爲美國軍隊在華代表的史迪威的影響力，使他難以就中國軍隊的改革和整訓問題同最高統帥進行有效地交涉。他深深地感到：“接連地退讓已經使最高統帥確信，只要他堅持，並且大喊大叫，我們又會讓步。情況就是這樣。”
最高統帥確實看透了這一點，他試圖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以達到削弱並迫使美國召回讓他感到不愉快的史迪威的目的。擡高陳納德，冷落史迪威，成了他實現這一企圖的重要手段，7月5日羅斯福致電最高統帥，提議派空軍參謀長斯特拉特邁耶中將出任中緬印戰區美國空軍司令，以協調第10、第14航空隊和空運司令部的工作。最高統帥回電，要求由陳納德擔任中國戰區空軍參謀長，和史迪威平起平坐，並完全獨立。最初，羅斯福準備欣然接受最高統帥的要求，但又一次遭到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強烈反對。馬歇爾指出，陳納德“也許是個戰術天才”，但他對後勤事務一竅不通，而且“多年來一直領取中國政府發給的薪金，與委員長的關係過於密切，很難代表美國的利益”。羅斯福只是部分採納了馬歇爾的意見，他在任命斯特拉特邁耶爲中緬印戰區美國空軍司令的同時，同意由陳納德出任中國空軍參謀長。陳納德雖然沒能取得與史迪威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卻得到了直接與最高統帥打交道而不必通過史迪威的權利。
陸軍部早就擔心，總統對陳納德的過分偏愛會損害史迪威駐華美國代表的地位。他們認爲：“必須盡一切努力使中國人相信，美國政府完全信任史迪威，並全力支持他，他是我們在有關中國重要問題上的主要決策人。”3月16日，經馬歇爾批准，決定授予史迪威一枚總司令級的榮譽軍團勳章。但是，羅斯福卻想讓最高統帥成爲接受這種勳章的第一個外國人，他認爲首先向史迪威授勳會降低最高統帥對得到這枚勳章的感激程度。因此，向史迪威授勳的事被延誤下來了。
7月7日，在中國抗戰6週年的紀念日，中國方面安排了史迪威代表美國向最高統帥授勳的儀式。會場上，史迪威和最高統帥都同樣板着面孔，毫無表情。榮譽軍團勳章是由美國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設立的，後曾廢除，1942年重新恢復。總司令級榮譽軍團勳章，專門授予國家元首和高級指揮官，是美國可以授給外國人的最高勳章。史迪威反對向最高統帥授勳，他認爲最高統帥根本沒資格得到這枚勳章；而最高統帥也對從史迪威手上接受這枚勳章感到鬱郁不快。史迪威冷冰冰地用漢G宣讀了美國政府對最高統帥的“輝煌成就”的讚揚，然後站過去把勳章別在最高統帥的胸前，“當我提起他的上衣把勳章別上去的時候，他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怕我殺了他似的”。
史迪威的反感不僅僅是個人感情問題，他認爲這會使美國陷入“不得不支持這麼一個腐朽政權”的危險境地。“我們的政策錯了。我們東方政策的概念錯了”。他並不反對向中國提供援助，而且十分重視中國戰場在對日作戰中的作用，他對底層的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抱有很高的希望和樸素的感情；但是，他反對無條件地支持最高統帥和他的政府，主張在對華援助上提出附加條件，以保證美國的援助物資真正用於積極的對日作戰。也許他的感情是十分真摯的，但是他的這種做法無疑也激化了本來就一直存在的矛盾。
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或許真是由於美國的勳章鼓舞了最高統帥的勇氣。7月12日，最高統帥主動約見史迪威，交給他一份書面文件，正式作出了按照“三叉戟”會議確定的方案參加反攻緬甸的承諾。這一方案代號爲“茶碟”，計劃以中國駐印軍、中國遠征軍和英印軍，從利多、雲南和英帕爾三個方向會攻緬北，同時盟軍出動海空軍控制孟加拉灣的制海和制空權。
經過近一個月的拖延、等待，終於得到了最高統帥的正式承諾，史迪威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他在日記中寫道：“神明的上帝，我差點就要山窮水盡了。”兩天以後，他便離開重慶趕赴印度，以檢查阿薩姆的空運情況、中印公路的工程進度和駐印軍的作戰準備。
史迪威在美國和重慶的遭遇，劉建業並不感興趣，因爲在他看來這裡面摻雜了太多的政治糾葛，這不是自己作爲一個軍人所應該過多參與的。他現在最關心的就是學習，通過學習，掌握美國軍隊使用的作戰方式。和美國人一起作戰，卻不懂美國人那一套，顯然對於戰場上的作戰並沒有什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