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當劉建業正在辦公室裡爲了如何解決自己的荒唐事情愁眉不展的時候，範副官走進了辦公室，送來了當天的報紙。
“先看看報紙吧，事情總會有辦法解決的，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劉建業這樣想着，就暫時放下了煩亂的心情，打開了報紙。
“豈有此理，他們怎麼能這樣的厚顏無恥？”看到報紙的頭版頭條，劉建業不禁勃然大怒，一巴掌把桌子上的茶杯擼到地上摔得粉碎。
是什麼消息讓劉建業如此的憤怒？
原來，在報紙的頭版頭條，報道了一個對中國人民來說無異於出賣和背叛的消息。
4月13日，日本外相松岡洋佑與蘇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克裡姆林宮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蘇俄各報一致瘋狂的讚揚這一條約。例如真理報的社論說：“這一條約不但有助於和平的增強，同時也爲日俄兩國偉大人民的真實善鄰友好關係開啓一條大路─這種關係是日俄兩國爲發展相互的歷史的途徑所必需的”。
所謂“歷史的途徑”，實際上應是隱含日俄戰爭以後迄斯大林執政時日俄勾結支解中國的陰謀，這顯然是違反中俄協定大綱及互不侵犯條約精神的。
就在4月15日，也就是今天的中國報紙上幾乎都在刊登《日蘇中立條約》的具體內容之後，緊接着就刊登了國民政府的鄭重聲明：“東北四省及外蒙古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且將永爲中國領土，乃爲一無可置辯之事實。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能承認第三國之間損害中國領土與行政主權完整的任何約定”。同時，幾乎所有的報紙，無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都發表了編者論，對蘇俄與日本的這一無視中國人民感情，肆意侵犯和瓜分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強盜行爲，給與了激烈的抨擊。
讓劉建業感到更加不滿的事情是，就在全國廣大人民羣情激憤，對蘇俄的行爲表示強烈不滿的時候，在重慶公開出版發行的一份政治性鮮明的報紙卻在同一天發表了社論，宣稱“蘇日聲明互不侵犯滿洲與外蒙，這是題中應有之舉”，還評論許多的愛國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對於蘇俄的行爲表示出強烈不滿和遺憾這件事情，“看起來他們是在狹隘的民族情緒之下的一時的衝動表現，而頑固派則利用之以反蘇，親日派利用之以悲觀英美派利用之以親美，雖然這都是一時現象”。
“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首先記住自己是中國人，然後纔是GMD或者GCD。如果僅僅因爲是GCD，就可以因此而放棄民族利益，那麼這樣的黨就不能宣稱代表人民利益。”劉建業激憤的說道。
就在劉建業爲了報紙上所看到的消息而憤怒不已的時候，楊參謀長走進來告訴他，第六戰區剛剛來電話通知，蘇俄的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將軍帶着軍事顧問團的人員前來參觀新20軍，馬上就要到軍部的門口了。楊參謀長問劉建業是不是要到軍部門口去迎接一下。
“迎接，當然迎接。客人來了，我們怎麼可以不迎接一下呢？不然，別人還會以爲我們不懂禮貌。”劉建業馬上站起身來，戴上軍帽，繫上武裝帶，冷冷得說道。
“範副官，命令司號兵，吹緊急集合號！”穿戴好以後，劉建業大聲地對副官喊道。
隨着司號兵的嘹亮號聲，新20軍軍部和直屬部隊的所有人員，除了值班人員以外，在5分鐘之內都全部集合到了軍部的大操場上。
劉建業帶着鋼盔，登上了操場前方的小臺子。看着自己屬下的這些久經戰鬥考驗的精銳之士，劉建業豪氣頓生。
“軍座，軍事顧問團到大門口了。”範副官跑過來說道。
“開大門，讓他們進來。”要是在往常時候，劉建業就算是不親自去迎接，至少也會說是請他們進來。可是現在的他，根本就不想對他們有任何的好臉。
“軍座，這樣做不好吧？”楊參謀長湊過來，在劉建業的耳邊小聲的說。
“那還怎麼對待他們，在我看來，這已經是我最大的客氣了。”劉建業皺着眉毛說道。
幾輛輕型軍用車輛從大門方向一路開來，停在了操場邊上。車上下來了一羣穿着蘇俄紅軍制服的軍人。走在最前面的正是蘇俄紅軍少將，蘇俄軍事使團團長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
“請問劉將軍，你現在是在做什麼？”走到劉建業的面前，崔可夫操着流利的漢語問道。1922年，崔可夫進入蘇俄第一所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留校在東方部中國系繼續深造。1927年赴華任軍事顧問，2年後年回國。所以，他通曉漢語，在和中國軍人交流的時候，只要對方不用那些難懂的方言，他可以直接和對方交談，根本無需翻譯。
“學習你們紅軍的做法，做政治思想工作。”劉建業一本正經得說道。
“我還從來沒有見到過你們的軍隊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我要好好看看。”崔可夫對劉建業的話產生了很濃的興趣。
“隨便你們。”劉建業根本就不會在乎他們的感受，他只在乎他的部下，他的國家和他的同胞。至於外國人怎麼樣，這與他無關。
“弟兄們，今天我把你們召集來，是要告訴你們一個消息，一個天大的消息。有一個自稱和我們是兄弟的國家，就在前天剛剛和我們的死敵握手言歡了，代價就是他們的兄弟被無情的背叛了。也許你們聽得不是很明白，那麼，我就來具體的和你們說一說。”劉建業高聲的向部下說着。藉助着麥克風，他的聲音顯得很響亮。
“4月13日，也就是我們付出無數的犧牲和血淚，剛剛光復宜昌的第二天，我們的北方鄰國俄國和我們的死敵日本，剛剛在他們首都的舉世聞名的克里姆林宮裡簽訂了一個條約，一個所謂的中立條約。如果，這個條約真的是爲了保證兩個國家的中立，防止戰爭的擴大化，那也本來不管我們什麼事情，畢竟，那只是他們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可是，這個條約的內容並不只是關係這兩個國家而已。在隨着這個條約一起簽署和公佈的還有一項宣言，裡面竟然寫道蘇俄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世界上只要是還有一些良心和尊重人類良知的人們，都會清楚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東北四省是屬於我們中國的領土，外蒙古也是屬於我們中國的。這是得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公開承認的事實，是誰也無法改變的。”
“我在這裡不禁想問一個問題，我們的北方鄰居究竟是什麼時候竟然有權力以國際條約的形式來決定我們的東北和外蒙古的命運呢？我想還是應該由歷史開始講起。在清朝初期的時候，一羣他們俄國人稱之爲探險者的人，帶着火槍和大炮來到了我國的黑龍江流域，佔領了北岸的地區，建立了一個叫雅克薩的城堡，並且以此爲據點不斷的蠶食土地。而在那個時候，滿清政府早已經把整個黑龍江流域劃入了我國的版圖。爲此，滿清和他們打了一仗，佔領了雅克薩。然後，滿清和俄國的沙皇政府簽訂了一個條約，確認了黑龍江流域直到外興安嶺都是屬於我們中國的。爲了表示我們中國的和平誠意，滿清政府把黑龍江的上游額爾古納河與貝加爾湖之間的土地劃給了俄國。雍正朝的時候，中俄簽定的《恰克圖界約》又劃定了我國屬下的蒙古和俄國的邊界，肯定了外蒙古屬於中國。我想這一點，熟悉歷史，通曉漢語的總顧問閣下肯定不會不知道吧？”劉建業說着，轉過頭來看着崔可夫將軍。
“確有此事。”雖然在這個時候，崔可夫將軍已經明白劉建業這一次的講話絕對不會對他們有什麼善意，但是，也無法否認那些歷史事實。
“總顧問閣下知道就好。當我國在滿清政府的腐朽統治下國勢日衰的時候，我們的國家陷入了水深火熱的境地，被列強無情的瓜分和掠奪。這裡面就有俄國的份。我們的西北和東北大片的國土被他們搶奪侵佔，總計有144萬平方公里。這是多麼大的一片土地。在強佔中國東北、西北領土的同時，他們處心積慮地謀求霸佔我蒙古地區，以實現其“黃俄羅斯”迷夢，其先後制定了米勒爾計劃、穆拉維耶夫計劃、巴達馬耶夫計劃，狂妄地提出要佔領從西伯利亞到長城腳下的大片中國領土，爲達到這一目的，採用了一系列的卑劣手法，但1870年以前的中俄條約中，儘管嚴重損害中國主權，也沒改變蒙古屬於中國這一鐵的事實。但是，他們仍然野心不死！”
“1911年，我們爲了推翻早已經腐朽不堪的滿清政府，發動了辛亥革命。就在這個時候，他們認爲認爲分裂蒙古的時機已到，開始培植親俄勢力，並大批發放武器，準備製造外蒙獨立。年底，在沙俄總領事的指揮下，驅逐中國官員，宣佈獨立，一年後簽定《俄蒙協定》《商務專約》，這兩個條約確立了沙俄實際統治了蒙古。消息傳出，舉國大譁，從政府到民間羣情激憤，內蒙也發表了嚴正申明，不承認庫倫僞政府的一切條約。民國2年，袁世凱賣國最高峰時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內外交困，與袁訂立《中俄聲明文件》，確認中國是蒙古的宗主國，改“獨立”爲“自治”。但中國政府不能駐軍、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務需兩國協定解決。該條約使中國徒有宗主虛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民國四年再訂《中俄蒙協約》，確認1913年的文件，沙俄對此十分滿意。”
“民國6年，俄國發生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重回祖國的懷抱。民國7年，中國政府駐軍庫倫。民國8年，駐軍與外蒙上層達成《改善蒙古未來地位的64條》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獲外蒙“議會”通過，但是，中國政府強行通過政令，取消自治和廢除1915年前的條約，並在庫倫設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國革命的勝利影響到外蒙，外蒙的共產運動、民族分離先驅蘇黑巴托爾和喬巴山積極尋求共產國際幫助，謀求建立獨立的蒙古國。俄國的偉大革命導師弗拉季米爾見過他倆後，在中國問題上出爾反爾，轉而支持外蒙的分離運動。1920年由蘇和喬領導的蒙古共**成立，積極從事分裂運動，首要任務就是肅清外蒙境內的“敵人”，即駐蒙官員、駐軍、外蒙支持統一的人仕。民國10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軍和蒙古臨時政府，6月蘇俄派駐紅軍，7月人民軍與蘇俄紅軍開入庫倫城，考慮到外蒙當時的特殊情況，堅定的“蘇維埃分子”蘇黑巴托爾與喬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憲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勢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國君。爲維持分裂政府，蘇、喬要求蘇俄勢力庇護，同意蘇俄駐軍並協助圍剿白俄匪軍與敵對力量。民國11年俄蒙簽定一份協約，蘇俄率先承認外蒙“獨立”。民國12年，蘇黑巴托爾死了。民國13年6月，喬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利屬於大呼拉爾，不設總統，平時由政府處理國務。11月第一屆大呼拉爾會議在庫倫召開，確立親蘇俄爲不可更改的國策，允許蘇俄駐軍，制定仿蘇“憲法”，以1911年作獨立紀元，改庫倫爲烏蘭巴托。”
“外蒙地區的非法獨立，遭到中國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議和反感，鑑於此，蘇俄政府玩弄兩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護“獨立”，並與外蒙簽定互助協定，大規模駐軍外蒙，另一方面，民國13年簽定的《中蘇協定》承認外蒙是中國的一部分。民國16年，在第一次北伐成功以後，國民政府成立了。蘇俄要求中國承認外蒙的獨立，我國政府回電嚴詞拒絕，並責令外蒙執政者放棄“獨立”，迴歸中國。民國17年，蘇俄以平叛爲由進軍外蒙，局勢動盪中蒙古統一人士要求民國政府出兵外蒙，中蘇軍隊在外蒙東部邊界發生小規模戰鬥。蘇軍不願搞大事端，宣佈撤出外蒙，中國軍隊也沒再進入外蒙。此後，政府由於國內形勢不穩，加上之後的中日戰爭，使政府無力於外蒙事務。親蘇的喬巴山趁機又得到發展，加上日本也製造滿蒙獨立事端，外蒙甚至與僞滿洲國簽訂‘邊界’協定，從事分裂國家的勾當。儘管如此，國民政府仍然三令五申強調‘外蒙事務爲中國內政’。”
“現在，他們俄國的政府爲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和我們的死敵握手言歡，竟然拿我們的國家利益來作交換，這實在讓我們無法忍受。我們身爲軍人，一箇中國的軍人，竟然無力保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以至於我們的國家領土和主權竟然被外人肆意的瓜分，這隻能說是我們的恥辱。想我堂堂中華，堂堂五千年文明鼎盛的古國，曾經威震世界，自豪的宣稱‘使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漢朝，懾服四夷，澤被八荒，令萬國敬仰的唐朝，都曾經是我們歷史上最讓我們後世子孫爲之自豪的年代。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自豪的對任何一個外國人高昂着我們的頭顱說‘我們是漢人’。可是，現在呢，我們的土地被侵佔，我們的人民在呻吟，我們的珍寶被掠奪，而我們則被一次次的出賣，尤其是當出賣我們的人口口聲聲的聲稱是我們的兄弟的時候，我們該怎麼想呢？”
“他們西方人有一句話，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而我們東方人，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則一直都相信，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利益，還有永恆不變的天理。我們中國人一直都是很好客的，對待客人，我們一向不吝惜拿出自己家裡的美酒佳餚來招待；可是如果進到我們家裡的是豺狼和野獸的時候，我們也會毫不猶豫地拿起獵槍和棍棒。即使敵人的力量很強大，搶到我們一次次的被打倒的時候，我們仍然會一次次的起來繼續堅持抵抗，我們不是爲了別的，我們是爲了保持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榮光，爲了我們的子孫後人可以在外國人的面前像漢唐時期的祖先一樣，高昂着我們高貴的頭顱，自豪的對他們說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爲我們是中國人而永遠的自豪。爲了這一天的到來，我們可以繼續付出我們的汗水，我們的鮮血乃至我們的一切。是的，我們現在的力量還很弱，但是，我們還有我們的血肉，我們可以用自己的雙手，牙齒，用我們可以找到的一切來抵抗殘暴的敵人。當然，我們也不會拒絕朋友善意的援助。可是，如果接受這種援助的代價是放棄自己的尊嚴，我們將毫不猶豫的對他們說不。”
“現在，我要代表我們新20軍的將士們送給我們的客人，來自俄國的軍事顧問們一句話，當然，他們也可以把這句話轉給它們國內的人，這句話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回去等着吧，你們對我們所作的一切，我們都會給你們相應的報答的。你們對我們的幫助，我們不會忘記，我們會受人滴水之恩，自當涌泉相報。你們對我們的出賣和背叛，我們也會牢牢的記住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你們很強大，我們對你們無可奈何，有朝一日，你們衰落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好好的報答你們對我們所作的一切的。請你們記住，我們中國人是不可辱的，也是說話算數的。”劉建業大聲說道，然後走下了臺子，來到了軍事顧問們的身邊。
“收復國土，爲我主權！”在劉建業的講話結束以後，新20軍將士們的隊列裡爆發出山呼海嘯一般的口號。
看到眼前的一切，聽着震耳欲聾的口號聲，軍事顧問們一個個面紅耳赤，有的人悄悄的掏出了手帕擦去臉上的汗水。
“各位，我想我的態度，你們都已經很明白了。請吧。”說着，劉建業衝着他們的車子作了一個請的動作。
“我想，這裡面一定是有一些誤會的。我個人對此感到十分遺憾。”崔可夫將軍滿臉通紅的說。
“誤會不誤會，這並不重要。不管怎麼樣，對於你們曾經給與我們的幫助，我還是要表示一下感謝。這裡，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消息，根據我國得到的情報，德國將於6月22日大舉進攻你們國家，而且，這一次絕不是演習。”劉建業說到。
這個消息無異於晴天霹靂深深的震撼了崔可夫將軍。德國軍隊在西歐戰場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戰鬥力，崔可夫將軍在率部隊參加瓜分波蘭的行動中是親眼見過的。
“你能確定嗎？是從什麼渠道得到的？”崔可夫將軍追問道。
“這個就請恕無可奉告，這是我國的情報機密。至於確定不確定，你可以通過你的渠道問一問你們的格魯烏（紅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縮寫）的局長格利科夫，他那裡應該有拉姆扎（間諜大王理查德·佐爾格的代號）發給他的情報。”劉建業神秘的說道。
“好了，能對你們說的我都說了，儘管你們不是很仗義，我們可是絕對夠朋友。恕不遠送，再見。”說完以後，劉建業立即轉身，大步流星的走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