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周易》裡的“有孚”，稱法上雖區別於西周初期的“德”，又區別於後儒（孔孟）道德政治哲學裡的“仁”。但《周易》裡的“有孚”思想，卻是先儒建構的“民本”理念，是後儒在此基礎上繼承與發展了“民本”思想。
“有孚”就是“仁政”，“仁政”的內涵就是“仁者愛人”。“有孚”就是讓“君子”愛“小人”。而仁政同理也是讓君主去愛百姓。《論語·顏淵》裡講：“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離類下》裡說：“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孔子講的“仁”，即愛人，是指君王對百姓的愛。故“仁”是《周易》“孚”的詞語轉換而已。
儒家仁愛，是讓統治者愛百姓，是等差的愛，而不是平等之愛，體現的是統治之術。是孟子所說的“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在於先秦思想家看來，真正構成目的性之本是宗法血緣等級制度。正如墨子認爲“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墨子·尚同》），其目的是維護君主制度。先秦諸子百家者，皆是爲君主獻計獻策者。孟子說“諸侯有行仁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孟子·離婁》）。若諸侯王行孟子提出的仁政話，七年之內就能得天下。那麼諸侯王實行仁政的目的是取得天下。“仁政”是一種得‘天下’術。而如秦王並非實行的是“仁政”，卻得了天下。那麼，孟子的政治主張只多是“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徒”，即輔助執政者的人只多是離開與搬走而已。若實行的是高壓與恐怖政策，如何離開？向那裡搬？這“仁政”又顯得是多麼蒼白無力。
統治者無不體察認識到“民”是國家統治之根本。養民，愛民的“仁政”思想，是讓統治者主動貼近百姓，是一種治國根本。養民，愛民的“仁政”思想，是讓統治者主動貼近百姓，是一種治國之術而已。
“仁”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對執政者的道德訴求和責任良知的理論預設。
儒家過分誇大了道德力量在社會歷史活動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這似乎形成了儒家政治觀上的“道德決定論”。道德性完全是依賴於自覺的心性修爲，並沒有外在的強制性。而且很容易在非道德動機的驅動下，敗下陣來。正像梁惠王那樣，他只愛女人和錢財，孟子有怎奈何他呢？顯然是儒家的“道德之國”的制度設計有缺陷。正因如此“道德性”在人治裡成爲虛設或虛僞的政治口號而已。只有在主體平等的法制之下，才能真正彰顯出道德仁愛之心，否則道德治國之說只是欺騙和愚弄百姓的不二法寶。事實上傳統裡的政治哲學，只是一種道德治國的烏托邦。
先秦思想家們建構的“君子”道德治國理念，被後封封建社會裡帝王所竊用，並自我標榜以德治國。不過歷代所標榜的“以德治國”卻給中國人帶來了什麼呢？且看胡守鈞的《君子國的悲劇》一文中的說法，似乎回答了這一問題。
“且聽魯迅先生考察中國歷史後的感嘆：‘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致函老友許壽棠，宣示了《狂人日記》的宗旨便是揭露中國吃人的歷史和吃人的社會，＂後以偶閱《通鑑》乃悟中國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爲什麼美妙的君子國理想，宣傳的是人愛人，而實際帶來的卻是人吃人？
如果君主政體能按照仁愛的原則運作，當然會呈現人人互愛，天下太平的景象，這正是孔子所希望的，爲此，他要求君主“爲政以德”。自覺守禮，愛黎民百姓，不可＂言莫予違＂，搞一言堂。天下安危，國家治亂，民衆禍福，唯繫於君主的品德。若君主違禮不仁呢？大臣應諍：＂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甚至犯言直諫；＂勿欺也，則犯之。＂促使君主守禮行仁。君主若拒不納諫該怎麼辦，按照禮的規定臣民們不是要遵守君臣之義，思不出位嗎？
儒家政治哲學的這個第一難題，迫使漢代大儒董仲舒請出天來助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宣祝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天無知無識，呼天何用？
凡是一股力量壟斷國家權力的政治形態，不管名稱爲何，皆是獨裁政體。孔子所提倡的君主制度，無疑屬於獨裁政制。＂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總是竭力行使權力，直至甚至所達到極限爲止＂。（《論法的精神》孟德斯鳩）
儘管《論語》描繪出一派人人互愛的理想景象（這正是孔子的魅力所在），然而一旦付諸實踐，君子國理想的全部優越性便會蕩然無存。君子國的精神——人人互愛，因爲缺乏可操作性，根本無法實現，始終是海市蜃樓。君子國的結構——貴賤有序權力獨斷，則是歷代獨者的利刃,併成爲吞噬人肉的機器，而且懸掛着人人互愛的旗幟。”
這確實是後封建社會裡的真實。雖然後封建社會社會裡歷朝無不把儒學遵奉爲思想上的統治地位。可結果是爲了江山，爲了權力而“吃人”的殘暴之國。並沒有出現“仁愛”之國。那麼要問這是因有了孔子而導致的結果嗎？是孔子的罪嗎？難道孔子不該有思想嗎？孔子後的社會，不能歸罪於孔子。而應是孔子後社會裡的人應當承擔。如同我們現在是非如何，還能歸咎於孔子麼？我們現代人的前途命運，只有我們現代人決定。
中國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制度，不是孔子所決定的，也不是孔子所能設計的。孔子不應承擔後人的罪過。
正是中國第一次哲學突破，即《周易》哲學突破，突破了神學，建立起人文道德政治哲學，纔有了後儒孔子之學，並排擊了神學，而使中國沒有滑向宗教之國。雖因先秦諸子之學使中國政體滑向帝王專制之國，也並不是先秦諸子之錯，而是後封建社會裡的精英們的錯。後封建社會裡再沒有了哲學突破，即再沒有了新的思想提供給人們。思路決定出路，沒有新思想就沒有新出路。自是沿着老路走，一走就是兩千多年。後封建社會裡的“精英”人們只有咀嚼“五經四書”。相比西歐同樣走過上千年黑暗的中世紀，到近代終於有了哲學上的突破，有了新思想，才引來了新出路。歷史的看待中國文化，不是孔子的罪。那麼是誰之罪呢？是後來人的罪，即後封建社會裡的人之罪。當然導致中國文化的連續而不被中斷，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前人提供了思想學說是前人的偉大。先秦諸思想家提供了思想學說，是先秦思想家們的偉大。但後人應在前人的學說上進行批判與完善。但後封建社會裡沒有批判，更沒有懷疑。把先秦儒家學說奉爲經典，在政治干預下，成爲思想界的壟斷地位，那是後封建帝王時代的統治目的。如同西歐封建社會時期，只有神學哲學。但最後從神學哲學中突破出新哲學學說。而我們歷史上只有一次哲學突破，就是《周易》哲學，先秦諸子之學，只是《周易》哲學的承繼與發展，而並沒有突破。可我們的後封建社會裡不但沒有哲學上的突破，而且卻是個倒退。
這是說不能怨咎先秦諸子的思想，雖然《周易》架構的是“君子”仁治的道德之國。但畢竟突破西周的神學思想，爲人類提供了新思想。雖然沒有在君王制度外設計出一套與之抗衡的制度來，那是《周易》時代歷史文化所決定的了。故《周易》哲學思想的偉大，也就不言而喻了。因爲《周易》爲當時提供了很多新思想。
總之《周易》架構的“君子”這一政治理念對後儒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並由此架構起的“君子”與“小人”這種二元政治統治模式對中國官僚體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