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按自然規律辦事很重要。但是我的孩子老是考鴨蛋，將來可能成爲自己的負擔，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在儒學史上，由於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在世襲貴族即將沒落但還未解體時，這一時期的歷史走勢還不明確。孔子的思想支持世襲貴族，雖然從今天看是逆潮流的，但是當時的世襲貴族還佔有政治的絕對權力，面對這麼一個世襲貴族大廈將傾，希望孤身支天的孔子，大多數世襲貴族對其的言論是充滿理解和敬佩的。只是在‘利’的作用下不能實施。
但是孟子所處的時期，已經處在世襲貴族瓦解的中後期，世襲世祿的采邑制已經不被大多數人接受。所以，孟子雖然完善了孔子的學說，但是整個時期，儒學是非常的靜默。雖然孔門七十二賢在努力推廣仁義道德的社會觀，但是那是一個儒學的黑暗時代。
而改變這一切的是荀子。隨着道家、法家的成功，儒學不可能不深受其影響，而世襲貴族已明確爲昨日黃花，儒家也徹底將他們拋棄。
荀子的法后王原則，將法融入進儒學思想。荀子說人皆可以爲大禹—用禮、法約束（其禮義，製法度。塗之人可以爲禹）。重法愛民而霸。
但是荀子將法引進儒學並不是簡單的抄襲，而是法的一大進步，‘爲法立心’，法上加法，使法真正融入文明社會。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法要有一個提綱挈領的總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仁義。不能是偷個饅頭就砍手。罵了元首就槍斃。荀子將法引入儒學，使法律發揚光大。
道德是法律的一個重要基礎，這被世界廣泛認可。還是前面說的。美國院的浮雕上的三個人，第一位是代表西方的宗教人物摩西。第二位代表東方法律的先知是孔子，而真正的立法者梭倫卻排在最後一位。簡陋的說，法律就是保護好人，懲罰壞蛋。那麼誰是好人，誰是壞蛋，還的是‘道德’說了算。因此摩西和孔子排在梭倫前面。
同樣，在‘道’上，荀子明確提出。爲聖人可以不知天，但治之要在於知‘道’。在具體問題上，仍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荀子甚至提出處理事務的最高戰術原則：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深入研究，廣泛對比）。
荀子把道引入儒學，隆禮尊賢而王，爲道豎德。使‘道’有的放矢。將‘道’（自然規律）引爲‘道’（社會規律）。‘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這裡的道是社會規律。道不再是“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爲道豎德的說法有些牽強。荀子的‘道’更多的是社會規律。
在荀子之前，孔子只講‘人道’。他所謂的‘君子之道’。君子就是完全服從社會利益的人。即人性論服從社會觀。孔子大體上不講天道（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因爲他不能肯定世界和社會是變化的。否則他就不能‘復古’。
荀子荀子爲法立心，爲道豎德，樹立了中國兩千年的治世模式。
此後。荀子的學說影響極大，《荀子》甚至被尊爲‘帝王之術’。而且其使儒家從社會的保守派一舉變爲改革派中的激進派。像以董仲舒爲首的西漢儒家，在‘仁義’原則的指導下，甚至多次要徹底破除奴隸制，這在當時都過於激進，無法實現。
從荀子改革後，儒學也有了市場。甚至秦始皇‘坑儒’也算代表了他對儒學的重視。他怎麼不去‘坑’別人。其實終秦朝一朝，朝廷上還養着很多儒生。查一查‘叔孫通’這個人就知道了筆者此言不虛。而‘坑儒’一事《史記》未載。秦朝還有‘商山四皓’，後世儒家把這四人打扮成反‘坑儒’鬥士。其實張良原話是“（四人）皆以上（劉邦）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
筆者參閱了大量的唐中期以前的政論性文章，被引述的最多的人。第一是孔子，再者便是荀子。
那麼有人會問：“荀子的地位如此之高，《荀子》一書又被評爲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那麼《荀子》爲何未能進入經書？”
荀子爲法立心，爲道豎德，樹立了中國兩千年的治理模式。‘君，臣不得不尊’表明荀子重君思想。正因爲看中君主的作用，所以反倒是對君主有要求。這本書最激進的地方，就是‘爲統治者加箍’。‘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這一觀點充斥於很多章節。如《荀子.君命》和《荀子.天道》。《荀子.正論》中號稱：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
天下者，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
天下者，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
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
這一觀點即使是自認爲符合條件的最強人秦始皇、劉邦也不能認同。他們還要把皇位傳給子孫。誰知道子孫會不會還是強人。
還有，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
主暗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
（皇帝）好利多詐而危。
荀子推行儒學的仁義道德，作爲社會觀提綱挈領的總原則，要限制社會上每一個人，包括皇帝。這是歷代統治者都不能容忍的。而他的這一思想又貫穿在荀子的整本書裡，這使得無法更改，因此《荀子》這本書無法成爲經書。但是大小《禮記》包括《大學》、《中庸》中有荀子的思想。（禮記總體上還是早於荀子的）
像統治者也要被約束，也要是最有能力和最有道德的人，在今天這個社會是更廣泛的被認可了。因爲今天的總統、主席都是選上來，而且還有任期。選上來的是笨蛋或者是沒有道德的人，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也需要遵守法律。
荀子三大歷史貢獻：爲法立心；爲道豎德；爲權加法。
《荀子》這部經典。無可取代地成爲中國思想史上百家爭鳴的總結者、先秦思想集大成者。（不包括個人主義啓蒙的《莊子》）
隋唐以前，學習儒家文化就是爲了治理國家，或者治理家族。這一時期的儒學是一個治世儒學。在這一時期，荀子的學說成爲儒學的重中之重。
從北朝隋唐開始。士族沒落，大多數人學習儒學並不能直接帶來官位，這樣儒學慢慢的演化成主講“德”的哲學。學習儒學的首要功能是學習修身，安身立命。這一時期後，思孟哲學被深入挖掘。
在德上，以孟子的性善爲起點，推導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爲起點，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講，人的本性多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來（窮理盡性）。人的行爲要圍繞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會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義，在自然村、宗族圍繞着義來治理，仍然採用無爲之治，宗教僅以孝‘義’作爲對村民的約束。
我們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學。是宋之後的孔孟儒學。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爲十三經中的最後一本入選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從韓愈開始儒家掀起了開除荀子的運動。
從兩千年的儒學的沉浮來看，只有在兩漢和宋之後‘思孟儒學’更昌盛。這一時期，社會少有大的集團和組織。沒有一個階層能動搖儒學的‘義’。
在每個時代變遷的時候，由於新的道德理念還沒有完善，往往政府會採取道家學說來治理國家。歷史上講，漢朝時，外儒內法。而筆者認爲，更確切地說是，外儒內道。戰略上以儒家的仁義思想作爲社會觀的總宗旨。提綱挈領的指導一切事物，但是微觀上運用道家治理方法。具體事物具體分析。所謂實事求是，有的放矢。
秦朝結束了中國的一個時代。秦朝和漢初這一時期的道德規範還沒有被全面總結出來，秦朝用了激進派的法家，漢初用道家執政。
大一統思想必須被帝國貫徹，對於法家來說，這很簡單，只要把其它思想的書籍上繳燒掉，把不肯改變思想的其它流派領袖治罪，就這麼簡單。
而漢朝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做起事來就比較複雜，因爲儒家思想對於其它思想是比較包容的。董仲舒曾經上表，請求漢武帝，不允許思想發展，其實是不允許政府接受其它思想，並沒有真正做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只是不讓其他學說成爲‘官學’。獨尊儒術這句話，出自民國時期的反儒學者筆下。
秦漢是一個新時代的建立，道德理論必定有別於前期。隋唐時期，以荀子爲代表的治世儒派沉淪。在小地主興起，士族衰敗，延續了隋唐的整個過程，其道德理念又有微調，使得最有利於生產發展，最有利於社會穩定的社會道德無法被全面總結出來。這時候，隋唐基本也突出道家的治世觀念。把這歸納爲皇帝的個人愛好就太簡單了。皇帝愛好多了去了，最大的恐怕是夜夜笙簫，不上朝。
從宋朝起，社會生產形勢開始穩定，仁義並舉的思孟學派成爲社會道德的新規範。
再一個時期就是清朝滅亡，帝制結束。社會產生巨大轉變，傳統的社會道德不再適用於當前社會。摸着石頭過河，整個社會的基本指導方針突出了道家思想。但是還是‘爲道豎德’的，爲人民服務是總原則。
道家的道側重於自然，儒學的道側重於社會。二者雖有一絲相同，卻更多的表現爲互補。因此中國兩千年的思想是儒道媾和的。
怎麼還用這麼難聽的詞。筆者說西方文明是自由派媾和宗教。因爲兩方雖然知道離不開對方，可是誰得勢了就會去批判另一方。這一點在本書第三章第八節有說明。
而儒道並存兩千年，早在西漢儒學就被道家嘲笑爲‘腐儒’。而儒家則乾脆把道家清一色都劃入法家。因爲指鹿爲馬的法家早就臭了，劃入法家使他們不批自倒。
總的來說，道家突出一點，社會更加自由，粗獷一點；儒家突出一點，更加公正一點。
總的來看儒道兩家還要搭幫走下去。你要造個潛水艇，用社會的仁義‘道’做指導是不行的。我的孩子老是考鴨蛋，將來可能成爲自己的負擔，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儒學把仁義道德作爲一切治理國家的指導性綱領。形成社會觀指導原則上的大一統。
以人民的利益爲核心。而不能是簡單的富國強兵。雖然差若毫釐，但卻謬以千里。
儒學的行爲規範不能再是繁雜的‘禮’。只要符合人的利益便可，在仁義之中包容自由。
儒學的人性論不能只是追求‘君子’。而應該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人人都實現了個人價值，就撫育了這個社會。也間接贍養了天下的老人。
我再說一遍，儒學應以社會責任爲根本，以正義、仁愛爲主幹，以人的權益爲輪廓。
就是，仁愛、正義、人的權益；使人修身、齊家、立業，實現個人價值。
筆者並非專家，但是筆者有權利把自己的‘認知’寫在自己書中。雖然他很鄙陋，但我們對歷史的認知絕非一言堂。
本書終於可以完結了。
多情者多艱，寡情者少難，情之不斂，運無幸耳。
鋼指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