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這時才露出微笑，朝衆人作了個四方揖，道：“諸位想必已經知曉某是何人，不錯，某便是李存曜，承陛下信任，忝爲護國節度。”他微微一頓，繼續道：“自某持節河中以來，尚未與諸位一唔，所以今日設宴於此，一則是與諸位會一會面，相互有個瞭解，畢竟……咱們今後要打交道的時候還長着。二則呢，便是爲了這次對諸位或關心、或懷疑的《新城擴建令》作一釋疑之談，此事將在今日與諸位說個明白。除此之外，還需隆重介紹我身後這位，想必諸位已經認出來了，不錯，這邊正是太原王昭逸王相公以及……”
他說到此處，忽見王笉使了個眼色，對他微微搖頭，李曜立刻將話鋒一轉：“王相公此番乃是回太原祭祖，如今事罷，回京途中路過蒲州，爲某所知悉，恰逢某與諸位相約，有今日鸛雀樓之會，因此覥顏相求，邀王相公同來。”
節帥既然拱手，衆人自然要回上一禮，又因王摶乃是當朝宰相，更要寒暄。過了半晌，終於禮畢情交，李曜這才擺擺手：“諸位，都請坐吧。”然後轉頭朝王摶、王笉道：“王相公、燕然，請。”他的官、勳、爵比王摶還高，又是此間主人，自然也就毫不客氣，徑直坐了上首，朝李襲吉道：“李支使，你來詳細解說一番關於《新城擴建令》的事。”
李曜如今別看年紀仍只是二十出頭，要是放在後世，大學都還沒畢業，可在“這一世”，他卻已經是堂堂國公、大鎮節帥，因此該有的儀範必須要有，這不是他本人愛不愛顯擺的問題，而是這個時代的要求。偉大的人物也許能順着時代的脈搏引導潮流，但即便是再偉大的人物，也不可能逆時代潮流而動，李曜還沒有做一回“穿越者王莽”的意思，自然不會在這種事上弄得驚世駭俗，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其實李曜的這份《新城擴建令》，放在後世來說，不過就是一份建設規劃加上一份融資計劃罷了，稍有出入的是，李曜一直習慣於用一件事解決幾個問題，因此這裡還帶有一點股份制的雛形，只是有些粗糙而已。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口吃不成胖子，這不過是他第一次進行股份制經濟改革的試水。事實上李曜在頒佈這道《新城擴建令》之前，仔細回憶了王莽當年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轍。按照他一貫的看法，王莽這貨怎麼看都是個穿越者，他做的事情起碼領先時代近兩千年，除了吟詩騙美人外，穿越小說的情節他基本都有了，如果一定要探尋一下這位老兄穿越前所處的時代，李曜一直認爲最有可能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
公元9年元旦，王莽篡位稱帝，登基成爲一朝開國君主，改國號爲“新”，年號“始建國”。這位老兄做了皇帝之後，打着復古改制的幌子，下令變法，他主要的改革有八條。
一，土地國有。私人不準買賣土地，恢復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廢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過九百畝，超過了的土地，一律沒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給他的鄰居或家屬。
二，耕地重新分配。沒有土地的農夫（佃農），由政府分給土地。以一對夫婦一百畝爲原則，不滿一百畝的，由政府補足。
三，凍結奴隸制度。雖沒有馬上廢止，但禁止所有奴隸婢女繼續買賣，以限制奴隸的範圍和數目不再擴大，使它最後自然消滅。
四，強迫勞動。凡無業遊民，每人每年罰布帛一匹，無力繳納的，由政府強迫他勞役，在勞役期間，由政府供給衣食。
五，實行專賣制度。酒專賣，鹽專賣，鐵器專賣，由中央政府統一發行貨幣（從前任何富豪，都可製造銀錢，新政府收回這種授權）。山上水中的天然資源，都爲國家所有，由政府開採。
六，建立貸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喪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貸款，不收利息。但爲了經營農商事業而貸款，則政府收取純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實行計劃經濟。由政府控制物價，防止商人操縱市場，以消除貧富不均。食糧布帛之類日用品，在供過於求時，由政府照成本收買。求過於供時，政府即行賣出，以阻止物價上漲。
八，徵收所得稅。一切工商業，包括漁獵、卜卦、醫生、旅館，以及婦女們家庭養蠶織布，從前都自由經營，現在新政府都課徵純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稅。政府用這項收入作爲貸款或平抑物價的資金。而且王莽在其稅制改革中，除了擴大工商業稅範圍徵收懶惰捐外，還提出“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的徵稅原則，這幾乎就是近代所得稅先驅之翻版。
從這些措施，李曜覺得王莽所從事的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全面社會改革，十九世紀才興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纔開始真正實施的社會主義，原來早在一世紀時的中國，就有了構想和實踐。
當然李曜在頒佈《新城擴建令》之前想到王莽，並不只是感慨一下，而是仔細思考他爲什麼失敗。按照李曜用後世的觀點來分析，首先是因爲其改制期間出臺的一些政策違背了客觀規律。
如“王田制”，將全國土地收歸國有，並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這裡王莽着意於立即消除土地兼併，初意未始不善，但這一政策違背了當時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規律，這就註定了它的失敗。結果，既沒有能力兌現無田者可按標準受田的承諾，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權利益，兩面不討好，豈能不失敗？
再如幣制改革，恢復已被歷史淘汰的原始貨幣，直接違反貨幣發展規律，徒增貨幣流通的障礙。
其次是改革過急過速。過急過速就容易採取一些過頭的政策措施而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會基礎。
如王莽將奴婢改爲“私屬”，並禁止奴婢買賣，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數量的擴大，解決社會上日益嚴重的奴婢問題。但這項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對，因爲禁止奴婢買賣，既觸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無路可走的農民斷絕了一條賣身爲奴的生路。
再次，王莽還採取行政手段，對不恰當的改革措施強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滿。
如幣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輕換重，所鑄大泉，重不過12銖，只相當於五銖錢的2．4倍，卻要當五銖錢50枚用，所鑄重一銖的小泉，卻要與五銖錢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很明顯難以禁止盜鑄私錢。王莽只得實行諸如“以私鑄錢死”、“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等嚴刑酷法來強行禁止。但是在穿越前生活於二十一世紀初的李曜看來，經濟規律並不是強制政策所能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強制強化到何等程度，依舊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當然的改革措施終究得不到貫徹，不切實際的亂改還引起社會的混亂。
終於，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見四方農民相繼起義，王匡、廉丹等數戰不利，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乃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但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遂告滅亡。
至於說王莽還發明瞭遊標卡尺、還特別提倡科學發明、還對棒子國有着莫名的仇恨之類，那都不提了。總之李曜認爲，這貨必然是個穿越者，但同時也是個失敗的穿越者，唯一的好處是……他的失敗給自己提供了一個前車之鑑。
李曜得出的結論其實比較悲觀：如果不能喚醒全部或者大多數底層民衆爲你所用，那麼作爲改革者就一定不能肆無忌憚地得罪處於統治地位的那個階層。
仍以王莽爲例來說，他簡直就是個奉行國家資本主義，而又擁有社會主義制度思想和平等觀念的穿越者。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改革措施以外，他甚至還曾實行過廉租房政策，在長安城中投資建設了五個裡共200個廉租房住宅小區，專供貧民居住！
從李曜穿越前，他所在的國家一直高呼廉租房建設的情況來看，這顯然是一些從人民羣衆利益出發的利好消息。後世也有不少學者較爲肯定地認爲五均六管等措施是有積極進步作用的，而且類似的政策曾在武帝時施行，也產生了良好的效果，積累了極好的經驗。
可惜，超越時代的王莽大大地觸動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們的利益。西漢末年，劉漢宗室人口已經繁衍到了十萬之衆。他們累代豪族，在地方上勢力根深蒂固，佔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國總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許多豪族都廣蓄賓客，擁有龐大的私家武裝。得罪社會地位舉足輕重的他們，實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擁有再多道義上的優勢。
王莽想在不觸犯貴族、豪強、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讓百姓、貧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癡心妄想。大地主豪強激烈地反對王田制，因爲他們佔有的田地遠遠超過了規定數額，要他們將多餘的土地交出來等於要割他們的肉。
而他們佔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於農業生產的，現在將土地都交了，難道將奴婢白養着?而奴婢又不許買賣，豈不是逼着他們白白送掉嗎？由於既沒有可行性，又沒有切實的強制措施，地主豪強多餘的土地大多沒有交出來，所以政府沒有足夠的土地分給那些無地、少地的農民，對這一紙空文，農民自然也不會滿意。三年後，王莽只得讓步，恢復土地和奴婢買賣的合法性，原來的業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佔有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將唯一擁護這項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豪強們反擊的速度，遠遠高於納稅人自己反應過來王莽是在爲自己謀福利的速度。王田制的實行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動亂，“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而新稅制的名目多如牛毛，搜刮之苛刻更爲驚人，結果“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這時，一場主角幾乎盡是各豪族大姓的暴-亂爆發了。有人統計過，當時起兵反對王莽的義軍首領中，普通百姓只佔29%，而豪強大姓卻佔了71%。
那時已經68歲的王皇帝甚至來不及收到廣大納稅人們讀懂了他的王命的反饋，還在悲涼地哭號着“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殮滅衆賊？既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之時，就被亂兵所殺。令他稍稍寬心的是，一如當年就擁有滿山遍野的真心擁戴一樣，他死後仍然有數千位知識分子，追隨他跌落的王冠，正氣凜然地自刎相陪。而王莽這一場根本沒有真正開始的改革，也便在數不盡的不解和謾罵中，開始了它長達兩千多年的觀念旅行：一個“民選的皇帝”，又被身份、利益、素質和動機全然不明的“民”所淘汰。
雖然有相當的創意，甚至出現了中國所得稅的萌芽，王莽的改革卻終因其可疑、可嘆甚至可恥的失敗，而被人嗤之以鼻。人們所不願知道的是，理想主義的王莽，其實比他們能夠想象的人格，都要偉大得多。有句話說“王莽恭謙未篡時”，其實李曜心底裡一直認爲，一個代漢而死的人，何篡之有呢？當年不是萬衆齊心非要讓他來當這個皇帝的麼？就如那代替趙氏孤兒去死的程家少年，你能說他是“抄襲”麼？
如果他的措施真正能夠推廣開來，廣大納稅人是不需要通過非人的手段(如戰爭、瘟疫)就可以過上美好生活的。可即使是那些納稅人，最終卻是毫不猶豫地對他們理論上的恩人舉起了屠刀。
爲什麼？
爲什麼？
關鍵在於推廣失敗。
而推廣失敗，則是因爲這些制度從根本上觸動甚至是推翻了地主階級的利益。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
李曜如今的試探性改革——《新城擴建令》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不去觸動大唐統治階層的利益，反而爲他們謀利。當然，與此同時，也想方設法“夾帶私貨”，以便讓老百姓過得更好。
門閥世家、地主豪強，這些人組成了大唐的統治階層，新城擴建令便是一次爲他們謀利的改革。
《新城擴建令》規定，出資參與建設東昇新城的股東，按照出資比例享受新城建成之後的利潤所得。如果僅僅如此，那麼你哪怕只投資了一貫錢甚至一文錢，你也是股東，也有分得利潤的機會。然而李曜同時又規定，最低一股爲三千貫。三千貫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對於普通民衆來說，這完全是個天文數字，連想都不敢想。
然而，對於那些世家大族、地主豪強而言，三千貫算得了什麼？他們覺得，以李曜斂財的能力，投資三千貫，一年說不定就能回本，何樂而不爲？就算一年不能，兩年可以吧？三年可以吧？總歸是賺的，而且一定比地裡那點地租要賺得多。
因爲有這個基礎在，李曜相信，他們這些人不太可能抵-制《新城擴建令》。但是他要的可不止是讓這些豪門世家“不抵-制”。從根本上來說，李曜是希望讓底層民衆因此受益，而這並非不可能。
建設總需要人，建設完了，工廠投產也需要人，按照後世的理念來看，這就是“提供就業崗位”，而在這些人開始在東昇新城做事甚至落戶安家之後，必然又會出現一些諸如茶樓酒肆、餐館旅店之類的生活配套設施，又能養活不少人，因此這對於穩定社會環境有着相當重要的作用。君不見後世的某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因爲區區幾千人的事業，就能鬧出罷工遊行，結果甚至有把總統都弄下臺的麼？
然而，李曜的把戲還不止如此。
聽完李襲吉的詳細講述之後，一名五十來歲的小老頭站了起來，衝李曜拱拱手道：“蒲帥，老朽蒲州靳家靳蓿，有一事相詢。”
李曜點頭微笑，道：“靳公請問。”
靳蓿道：“原先《新城擴建令》上並規定出資參與修建新城之後，出資‘股東’分潤利潤之時限，而某聽方纔李支使之講解，卻平白多了一條‘分潤利潤之時限，自東昇新城相應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之期起算，前後共十年’……蒲帥當知，某等若是出資買上一片良田，那可是今日買下之後，縱過百代，仍是我家產業。如今蒲帥這新城建設分紅，卻居然只有十年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