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楊行密如今才五十來歲，對於一個創業之君而言，應該算是“正當年”，但多年的征戰和勞心勞力讓他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尤其是近來的數次叛亂事件，更使他在心痛之下越發憔悴，選定繼承人之事變得日益緊急起來。
歷史上，楊行密的英年早逝，是楊吳政權的一場地震，而楊渥以初字之齡即位，更加劇了那次危機。事實證明楊渥不是一個好“領導”，這一點楊行密未必不清楚，但留給他的選擇畢竟太少，主少國疑，楊渥已然是他當時最年長的兒子了。有時候楊行密經常在想，如果潞兒是男兒，該有多好？以她的智慧和手腕，繼承自己一手開創的基業，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楊行密擔心繼承人問題的同時，李曜正在從水路返回長安的途中。朱溫雖然聽從葛從周的建議迅速在鄆州西面鐵索攔江試圖截斷李曜的歸路，但他畢竟小看了李曜指揮運動戰的能力。在得到王師範全力供應後勤的幫助下，李曜再次上演了一出類似四渡赤水的好戲，輕鬆繞過從汴州開來攔截蒲軍的汴軍圍堵，轉到濮州附近登船，微笑揮別氣得吹鬍子瞪眼的東平王，勝利回師。
雖說這次“神兵天降”的計劃，基本目標算是達成，但其中瑕疵也着實不少，按照李曜自己的標準來看，此次行動也許只能打六十分。未曾幫王師範擊敗楊師厚，儘量打擊朱溫的有生力量是一方面，沒有奪下鄆州交給王師範以平衡他和朱溫的力量是其二，而未曾將楊行密深深拖進對朱溫的拉鋸戰中，則是更大的失誤。
如果說前兩個目標未曾達成，有着不小的運氣因素，也許怪不得他失算的話，這第三個失誤的引起，卻免不了有算計未曾到位的原因了——他光記得楊行密死於公元905年左右，卻忘了楊行密畢竟不是突然暴斃，而是病死。這說明楊行密在死前已經病了一段時間，但正是這一點忽略，使得這次出兵出現一個大的漏洞，讓整個拖疲朱溫的計劃黯然失色了許多。
按照李曜原先的計劃，在這次出兵之後要形成什麼樣的局面呢？
首先，要讓王師範控制淄青及兗鄆，實力不降反增，成爲朱溫背後的一把尖刀，讓朱溫既無法將其吃下，又無法對外用兵。
其次，使楊行密出兵彭城並與朱溫在這彭城一線形成拉鋸戰，雙方均在此消耗實力，卻誰也奈何不得誰。
最後，在朱溫力量削弱且無力對外舉兵之時，策動劉仁恭反叛，南下對付王鎔，於是河中或者河東方面則出兵收復澤潞、邢洺，乃至更進一步直接連魏博也端掉，徹底斷了朱溫再次北上的橋頭堡，從而對朱溫三面包夾，死死將他鉗制在中原腹心這一畝三分地裡。
雖說即便達成這一目標之後，維持這種局面也需要十分高明的手段，但那總比連目標都無法達成要好。而眼下，由於葛從周的鐵索攔江之計，李曜不得不提前返回，結果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後續佈局幾乎全部未曾完成。這就讓李曜不得不思考接下來該怎麼做，才能儘量往此前的目標上推進。
王師範那邊，可以從其他方面加強他的實力，包括經濟和軍事兩方面的輸血也在所不惜，在這一點上，壓力不算太大。
劉仁恭那邊也不是問題，只要朱溫被鉗制住，說動他出兵攻打王處直或者王鎔，那都不是事，此人狼子野心，又一貫自大、貪婪，一旦沒有朱溫這個威脅，甚至不用策動，他自己也會去。
那麼難點還是在於鉗制朱溫——王師範如今實力有限，就算給他輸血，他也不足以單獨抗衡朱溫，而李曜很清楚，自己還有很多事要辦，此時絕不會兵出潼關來跟朱溫在中原死磕。此次“神兵天降”，蒲軍號稱十萬，實際上也只有半數罷了，這也是爲何李曜先打葛從周，再去找楊師厚的原因之一。葛從周兵力比楊師厚少，先打弱敵這種戰術原則李曜豈能弄錯？而打完葛從周之後再去找楊師厚，王師範就能配合作戰，這時又是一次以多打少，正符合後世毛太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思想。
既然如此，則讓楊行密出兵爭奪彭城仍然是必須做到的，關鍵是怎麼做。
眼下的局面是楊行密已然臥病，而楊渥年幼，在淮南集團內威望和人脈都十分欠缺。要在這種情況下說動楊行密，似乎很難……
不過，李曜畢竟是李曜，難，不代表沒有辦法。想辦法有一個原則或者說先決條件：弄清目標的真實情況。
他首先回憶了一下原先的歷史。歷史上，隨著藩鎮割據在全國範圍內的蔓延，各地豪強和藩鎮流亡軍人紛紛攫取地方權力。在南方，也形成了十數個以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爲權力繼承模式的政權。身爲廬州豪強的楊行密，在取得了淮南節度使的職位後，對於繼承人的選擇，也以自己的子嗣爲首先考慮物件。然而，當楊行密於天佑二年去世時，年僅54歲（虛歲，下同），尚未步入老年階段；其長子楊渥卻只有20歲。以20歲未經戰陣之青年識見，繼承54歲飽經烽火洗禮之盛年的遺產，楊渥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所幸，楊行密已經從兩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一是對在能力上尚未成熟的長子進行培養；二是對藩鎮內部僚屬的人心進行籠絡。就第一點來說，楊行密對楊渥的培養，從讓他獨當一面開始。天佑元年八月，“宣州觀察使臺蒙卒，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爲宣州觀察使”。此年楊渥19歲，楊行密不派遣其他得力的將領，卻讓自己長子繼任宣州觀察使，無疑想對其進行培養。宣州是唐朝宣歙道觀察使的治所，當年楊行密便是在這裡積蓄力量一舉消滅孫儒勢力，從而乘勝進入揚州。如此看來，楊行密的預期目的很明顯。第二點體現在楊行密去世前對繼承人的安排問題正式提上了議程，並詢問親近人員對擇嗣問題的看法：
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憃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球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他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性格憃直的節度判官周隱，對於品行不端的楊渥能否勝任節度使的位置是懷疑的，因此他推薦宿將劉威。但作爲左、右牙指揮使的張顥、徐溫，由於控制了當時各個藩鎮中通常是處於左右權力地位的牙軍力量，且迎合了楊行密希望立長子的意願，最終使得楊渥能夠順利繼承權位。於是，天佑二年十月十六日，楊渥自宣州抵達揚州，“（楊）行密承製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留後”。楊行密死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宣諭使李儼的主持下，“承製授（楊）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
楊渥看似順利地繼承了其父親的權力，但張顥、徐溫以其所擁有的牙軍掌握了廢置的權力。故楊渥不得不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特別是原來在宣州的勢力，以鞏固地位。史載：（楊）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王）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於錢塘。
在李曜看來，這一事件中包含了兩件事：一是楊渥向繼掌宣州的王茂章求取舊物，並在王茂章的拒絕後，發兵攻之；二是在李簡前往宣州之後，王茂章乾脆逃奔錢塘，去投靠當時的吳越王錢鏐。如此，楊渥從一上任就讓吳人失望了。此事的結果，重要的並非楊渥最終是否拿回了原來的舊物，而是他失去了一員甚至爲北方的朱溫所讚許的大將。另外，在與吳越國中段邊疆問題上的較量之失利，也事關國運。楊渥鞏固權力的第二步是主動開疆拓土，以顯示自己的武功不比其父親差。而江西觀察使鍾傳的死，以及他的兩個兒子在繼承權問題上的爭執，恰好給了楊渥一個機會。史載：天佑三年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
秦裴是楊行密時期的宿將，雖曾在光化元年與吳越國的交手中有上佳表現，但從未作爲統帥獨當一面。爲了增加秦裴的實力，楊渥以原來在宣州時的心腹作爲輔助。當然，最終洪州的攻克跟秦裴本身的智勇也是分不開的。李曜還注意到，在諸多敘述秦裴攻克江西洪州的史料中，並未直接提及楊渥的心腹。當楊渥被張顥、徐溫排擠之時，才因爲其心腹在秦裴帳下被張、徐的使者給殺害而提及。
李曜隱約記得《資治通鑑》裡有過一條記載：渥之鎮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勍、範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佑往誅之。
此處據司馬光的看法，似乎是張顥、徐溫爲了除去楊渥的心腹而讓三將隨秦裴進攻江西。不過李曜覺得，與其說張、徐排擠三將，倒不如說楊渥主動讓三將跟隨秦裴出征，這樣既可以腹心的身份增強君威，又可與前線隨時保持聯繫。最重要的是，讓原本一直待在宣州沒有實戰經歷的三將磨練一下，爲以後增強自身政治勢力做準備。當然，三將最終被殺的命運，並非楊渥所能預見。對於楊渥能夠順利除去王茂章，並促使秦裴與三將合作最終攻下洪州的能力，似乎還可以從一些事實中得到答案。
首先是對當初在楊行密面前貶低自己舉薦他人的判官周隱的報復。《新唐書》裡說：“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如果沒有絕對的權力，楊渥即使想隨便殺人也是不可能的，何況周隱是楊行密時期的老臣。
其次，建立以自己爲核心的軍事力量，《九國志》裡說：“渥既嗣位，憤大臣擅權，政非己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爲心腹。”這裡的“東院馬軍”，明顯是另一支牙軍，以對抗張顥、徐溫的左、右牙軍。正是在這支牙軍的輔助下，楊渥才得以恣其所欲。所謂“景王所爲不道，居父喪中，掘地爲室，以作音樂。夜然燭擊球，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或單馬出遊，從者不知所詣，奔走道路。”
不過楊渥在其任內的行爲，與其說是爲了攫取權力，不如說是自掘墳墓。對國內宿將的過分打壓，不僅造成了一些重要將領的出走鄰邦，也加速了反對派勢力的增長。對於前者，除了王茂章奔吳越國以外，還有呂師周奔楚國。對於後者，則是張顥、徐溫最後的發難。
楊行密時代，由於左、右牙建立不久，其權力也來源於君主，故而不可能對政事進行干涉。比如在楊行密預立楊渥的過程中，張顥和徐溫與周隱形成反對意見，支持立楊渥爲嗣，只是說明左、右牙對於迎合楊行密意願的成功，以及堅定了楊行密立楊渥爲嗣的信心。而到了楊渥時期，由於楊渥對左、右牙的排擠，甚至建立東院馬軍以制約之，張顥和徐溫出於自身前途的考慮，纔開始利用左、右牙進行自保，左、右牙也因此顯示出了重要性。
《資治通鑑》裡記載：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顥、溫潛謀作亂。這是張、徐二人有謀反之心的開始。但是，身爲左、右牙指揮使，若能如意地指揮牙軍爲己所用，才能顯示出權力的好處。楊渥在擴大自身權力過程中的一個錯誤決定，恰好給張顥、徐溫提供了一個機會：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這個舉動無疑是給張顥、徐溫以方便，胡三省注曰“史言楊渥自去其爪牙”，便是指此。
在張、徐二人泣諫的過程中，楊渥說“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這句話一方面是楊渥對自身能力的自信，因爲已經用諸多擴張自身權力的事實證明了他可以有所爲；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張顥、徐溫真實動機。如此，不僅在指揮牙軍時方便許多，由於沒有了心理障礙，張顥、徐溫更是要加緊行動。張、徐二人想要弒君，是需要正當理由的，而楊渥本人行爲不端，正好給以口實。這不僅是絕好的機會，也讓他們放心後世史家不會因此而污衊他們，反而認爲是清君側。於是，天佑四年正月，二人從誅殺楊渥親信、心腹開始：秦裴下豫章，時宋思勍、範師從、陳鐇以兵戍之。鐇等皆渥之腹心也，張顥忌焉，令佑以渥命往誅之。……三校入見佑，皆色變。俄而酒三行，佑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
當初出於培養目的被派往江西跟隨秦裴出征的三將，最終成爲了張顥、徐溫的刀下鬼。而楊渥身邊的親信日子也不好過：景王（楊渥）晨興視事，（張）顥擁百餘人，持長刀直進。景王驚曰：“爾等果殺我耶？”顥曰：“非敢殺王，殺王之左右不忠良者。”殺數十人而止。諸將非其黨者，相次被誅。
另外，此年六月，由於吳國軍隊在瀏陽口敗於楚國，不僅喪失了兩位優秀的將領，更讓張顥、徐溫抓住藉口，誅殺了楊渥的另一親信許玄膺。至此，楊渥的主要親信已經基本被誅殺完畢，那麼離楊渥自己的大限之期也就不遠了。天佑五年五月“戊寅，顥遣其黨紀詳等弒王於寢室，詐雲暴薨”。從最初的出鎮宣州，到儲位不穩，然後順利繼任，在極力鞏固自身權力的同時，卻最終命喪黃泉。楊渥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成熟，更因此而過早地失去了性命。楊渥所面對的，是兩位比他年長一輩的宿將，對此“歷史”的分析，讓李曜忽然想起個問題來：不知道“歷史”裡究竟有沒有楊潞存在，如果有，以她的智慧能力，爲何沒有在如此大事中給予其弟弟楊渥足夠的幫助？
當然，這個想法只是一閃而過，對於目前的李曜而言，關鍵問題不在於楊吳政權會不會換主人——這事輪不到他擔心——而是如何把淮南拖下水，讓淮南來和朱溫糾纏。
這必然是很困難的，因爲淮南與王師範不同。王師範的地盤除了靠海的部分之外，全部與朱溫轄區相鄰——換句話說就是被朱溫包圍着。因此王師範與朱溫一旦交惡，那就是要麼戰爭要麼投降，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而楊行密的淮南則大不相同。首先，淮南的實力比淄青要強，朱溫對淮南不是沒有野心，但清口一戰，朱溫損兵折將，試探着伸出的魔爪被一刀剁掉，着實讓他心疼了很久。此後雖然也有幾次小動作，其實本質上是以攻代守；其次，楊行密的地理環境決定他不一定非要與朱溫爭個你死我活，他完全可以先向西、南發展，待到實力壯大時機成熟，在北上爭霸不遲。
隨着樓船坐艦輕微的起伏，李曜陷入深深的思考當中。
李巨川跟隨李曜的時間並不算長，但憑藉與李襲吉完全不同的風格和其更加狠辣的風格，如今也已經成爲李曜的親信謀士，此次出征也正是他這一類謀士發揮的良機，因此陪在李曜身邊的時間比李襲吉還多，此刻也正在李曜的“旗艦指揮室”內。
他見李曜陷入思考，心中也暗自揣摩——待會兒右相定然有話問我，會問什麼？我該如何作答？
果然，沒過多久，李曜忽然問道：“下己，你說……本相若封楊渥爲武寧節度使，領徐、泗、濠、宿四州十六縣，吳王會有什麼反應？會不會爲此發兵北上，不拿下徐泗，誓不罷休？”
李巨川微微有些意外，下意識道：“武寧節度使？感化軍如今在朱溫手中……嗯？”他說到此處，忽然醒悟過來：“右相是要行二虎競食之策，以徐泗一鎮，引楊行密與朱溫爭鬥不休？”
李曜微微點頭。
李巨川略微沉吟，道：“當初曹操也曾用此計因呂布、劉備相爭……”忽然閉嘴，暗道：“糟糕，我怎的如此大意，拿曹操去比右相！”要知道，在此時的主流觀念中，曹操可是權臣甚至篡臣，名聲大大的不妙，所以經常有人一罵欲意篡位的臣子就說“操莽之輩”，由此可見一斑。
誰知李曜對這一比如毫不計較，反倒笑了笑：“曹孟德這一計成了，本相這一計可未必能成。而且最難確定的是，萬一吳王與王師範聯手之後真將朱溫擊敗，然後佔了徐泗要地，會不會野心遂起，進而攻略中原，反成大害？”
李巨川想了想，微微搖頭，道：“右相有此擔心並不奇怪，但僕以爲，自東南發起的北伐，自古成功者極少，聽聞吳王如今已然臥病，他麾下大將也逐漸凋零，北伐中原怕是難度不小，勝率不高。再者，以東南而北伐中原，進取北方，南北地勢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李曜倒是配合得很，問道：“什麼前提？”
李巨川道：“東南立國，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其攻守、進退都是以此二者爲基礎。此乃江淮防禦之正面。但無論以進以退，還須經營好東南之兩翼。山東和荊襄是爲東南之兩翼，經營好此二地，進可以經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禦之穩固。山東可以屏護淮泗上游，荊襄可以屏護長江上游。北伐作爲一種進取之態勢，尤須經營好兩翼。其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遠，其攻守往往失去依託，而山東、荊襄二地之山河形勢則足以作爲屏障，也足以作爲進取的依託。”
他見李曜靜靜聽着，不插一言，心中也未曾放鬆，因爲他已經知道李曜的習慣是：定計之前廣聽建議，一旦定計，再無更改。於是又道：“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內部政治因素的牽制外，北伐方略不當或許也是其北伐無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是真正的文人士大夫，讀史比李曜仔細許多，一舉例就是滔滔不絕：“如祖逖北伐時，爭於中原，而中原當時正是混亂和動盪的交匯之地。褚裒北伐，師出泗口而趨彭城，結果大敗於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許、洛，但先是有張遇據許昌之叛，以致自壽春出兵的計劃受挫，後來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謝萬北伐，由渦水、穎水北趨洛陽，卻以燕兵勢盛而倉皇退兵，招致士衆驚潰，許昌、穎川、譙、沛諸城相次陷沒。謝玄北伐，由下邳進據彭城，遣軍渡河守黎陽，又遣劉牢之援鄴城，他上疏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之建議亦爲朝議所不允。劉宋元嘉北伐，目標也只在收復河南，結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樑代蕭衍北伐，戰於淮南，與其說是進取，不如說是自保。陳代吳明徹北伐，是趁北方內亂，乘時進取，但也止於淮河南北。”
“你是說，由南伐北，險於中原則必敗？”李曜反問了一句。他對剛纔李巨川所舉例子都不太熟，但他倒是記得南宋時的北伐。當時張浚北伐，意在屏護臨安，其佈勢重在淮河正面，而在兩翼擔任主攻的岳飛、韓世忠二將則勢單力薄。端平北伐，短時間收復二京，也只是重複了劉宋收復河南四鎮的覆轍。這麼看起來，主力陷於河南，似乎真的很難取勝？
李巨川並未直接回答這一問，只道：“方纔所言這些北伐方略上的不當，除了諸如臨戰指揮之類的失誤外，對於東南所面臨的地勢缺乏整體經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正如右相所說，這些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爭於中原四戰之地，攻守形勢缺乏依託。這其中又以劉宋元嘉北伐收復河南之戰最爲典型。這次北伐最能反映出東南政權北伐中原時地勢上的弱點及其經營上的不當。”
李曜對劉宋時期的歷史知之甚少，他倒是覺得南宋的北伐非常典型，不過作爲歷史愛好者，李巨川這種級別的智囊做大局分析，他倒也是挺願意聽一聽的，當下示意李巨川詳細道來。
李巨川微微躬身領命，道：“宋文帝劉義隆爲收復河南，先後於元嘉七年和元嘉二十七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打到黃河一線，然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佔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臺、碻磝，意在憑河而守。但是很可惜，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劉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最終都以失敗告終。雖然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指揮有誤。不過右相是兵法大家，僕豈敢班門弄斧？僕只是以爲，劉義隆北伐目標的選擇頗有問題。”
李曜心道：“這你可真是高看我了，我連劉義隆這個名字也只是‘似有耳聞’，至於他是怎麼‘指揮有誤’的，那可是當真不知道。”不過這話自己心裡清楚就行，沒必要犯傻說出來，再說……說出來只怕李巨川也未必相信。
李巨川見李曜沒有表示，還以爲他正聽得認真，當下不敢大意，仔細爲李曜分析道：“右相，劉義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復河南，但河南乃是中原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佔河南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若是如右相今次這般，有着強大水軍，那更是千里黃河處處可渡了！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一來，北魏以河東爲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
李曜聽到此處忽然心中一動，暗道：“若是晉王不在，而我能想辦法繼承河東，再想辦法得到河北，可也就跟北魏當年的形勢差不多了。”
李巨川不知道李曜走神，仍在分析道：“那年，到彥之進兵之時，北魏正謀伐柔然，羣臣們顧慮劉宋，崔浩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所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上的優勢。劉義隆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劉義隆北伐，每次都只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倒是劉宋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
“元嘉二十九年，劉義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愚謂宜長驅中山（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入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可見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爭中原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河東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僕以爲，這恐怕纔是北魏爲之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時，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宋軍）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在崔浩看來，宋軍若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可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志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採納。”
李巨川說到此處微微一嘆，才繼續道：“劉家之北伐均以失敗告終，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劉宋遂國力大損。”
他這麼一說，李曜便有些驚訝，暗道：“如此說來，南宋端平北伐收復三京之戰幾乎是重演了一次劉宋元嘉北伐收復河南之戰了。”
當時蒙古爲滅金，遣使聯宋攻金。宋、蒙聯軍於端平元年正月滅掉金國。根據協議，河南陳、蔡東南之地屬南宋，陳、蔡西北之地屬蒙古。開始南來對於這次聯蒙攻金還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即馬上撤還，增戍江漢地區，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滅金之後，置一漢人爲河南道總管，統領河南，蒙古大軍則於當年盛夏到來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涼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頓起僥倖之心。淮東安撫使趙範等人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復三京（開封、洛陽、商邱）”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贊此議。宋軍遂在戰爭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於端平元年六月進兵河南，佔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闊臺汗聞訊，即命大將塔思率軍南下。蒙古鐵騎南下，宋軍一觸即潰，根本無法固守河南，迅速敗退而歸。和元嘉北伐一樣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軍的大規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軍兵分三路大舉南進。南宋兩川、江淮及荊襄均被殘破。幸賴孟珙、餘玠等名將苦心經營，南宋才得以在東南繼續偏安。
李曜有一個長處，就是比較會總結經驗教訓，他從李巨川剛纔的分析聯想到南宋，心中暗道：“看來取得一定影響的北伐，都是從兩翼的經營着手。如恆溫北伐取得一定影響的都是自荊、襄出兵：桓溫先自江陵，經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三輔；後又自江陵北進，出伊水，擊敗姚襄，迫降周成，收復舊都洛陽。岳飛北伐也是自荊襄出兵，當時岳飛自襄陽北進，相繼收復穎昌、鄭州、洛陽等地，乘勝進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鎮，然後準備渡河收復河北。”
李曜由此對李巨川的軍事分析能力又高看了一些，便將自己的想法說與他聽。
李巨川聽完笑道：“僕也以爲如此。其實依僕愚見，自東南發起之北伐，在佈局上最能體現出對東南地勢作整體經營的典型戰例，乃是劉裕北伐後秦之戰。”
李曜想了想，這段歷史自己讀過，可惜記得不甚清楚了，便問道：“怎麼說？”
李巨川見他有興趣，自然毫不藏私，道：“劉裕在東晉義熙五年北伐南燕，使山東回到東晉版圖，確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義熙八年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四川回到東晉版圖，確保了荊襄上游的安全，並將荊襄經營爲日後北伐的一處橋頭堡。而在國內，他鎮壓了盧循起義，消火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東晉政局穩定，事權歸一。
義熙十二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之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山東和荊襄。淮河正面，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山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爲後繼；荊襄方面北上之軍分爲兩路：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制性作戰；山東方面，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鉅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
李巨川嘖嘖有聲的讚道：“此次作戰，佈局宏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局。自荊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對洛陽的進攻；沈田子、傅弘之則率先自武關攻入關中，牽制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面的進攻。山東方向，王仲德開鉅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線路，是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裝備的運輸線；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馬上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爲北青州刺史，鎮守碻磝，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遂得以順利展開。這次北伐，一舉收復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偌大地區，可謂成功。”
李巨川這一說，立刻讓李曜想起了自東南發起的北伐中惟一徹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開創了以東南爲基礎統一天下的先例，那就是朱元璋北伐滅元之戰。
當時元朝統治暴虐，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朱元璋在掃平南方羣雄、統一長江中下游地區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北京），朱元璋卻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矣。”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爲基礎，西平陳友諒，控制荊襄上游；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控制荊襄，保障了對長江形勢的控制；鞏固三吳，保障了大後方的穩固。元朝在經歷了劉福通起義的衝擊後武備不振，它所倚重的統兵將領如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擁兵關中的李思濟、張良弼等卻爭權奪利，各謀保境割據，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直搗大都的機會。
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爲南方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監控着南北水路運輸的大動脈，在南北之間居於樞紐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再無天然屏障以御明軍。明軍攻佔山東後，還可以利用大運河的北段，順流長驅。取河南則可保護北伐軍的側翼。至於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徑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擴廓帖木爾、李思濟、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勢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標在河北，攻關中會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着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明初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即王保保）爲元朝最能征慣戰之將，所部亦爲元軍精銳，若攻山西則必曠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漢而後收幽雲，結果屢攻北漢耗盡國家精銳，最終無力收復幽雲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後便徑攻河北，倒很似剛纔李巨川分析的劉宋時劉興祖所言北伐方略。那麼反過來看，朱元璋的北伐構想不僅符合當時的政治形勢，也符合南北相爭的地理形勢。
最後明軍北伐的作戰經過，基本上是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開。明軍首先攻佔山東，然後向西旋轉，攻取河南，西抵潼關，阻遏關中元軍之東出。再然後，進軍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驅逐山西擴廓帖木爾，進軍關隴、巴蜀，統一天下。
這盤大戰略一旦分析清楚，李曜心中再無猶豫，朗聲一笑：“山東現下，名爲王郎之地，實如我盤中之餐；荊襄雖在吳王掌控，其北朱溫卻非無能之輩，絕非易與；而潼關更是我之門戶，千軍辟易、萬夫莫開！左右兩翼他都無法展開，本相縱是將徐泗送與他手，又何懼其北上與我爭雄！”
當下吩咐身邊的馮道：“可道，且替爲師修書一封與王相公，便說……如此這般，立刻去辦。”
馮道微微一笑：“老師放心，學生立刻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