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傳統中國的法治資源
陳景良
作者簡介
陳景良，男，1958年12月生，河南鹿邑人。曾任河南大學法學院院長，現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校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長。主要社會和學術兼職有：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理事、河南省法學會副會長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法律史，唐宋法制研究，中西訴訟文化比較研究。
核心觀點
法治作爲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應從歷史和傳統中汲取養分。
中國的法治道路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必然要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構建出中國特色的法學知識體系和法治模式。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並指出，“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鑑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曆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瞭解。法治作爲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應從歷史和傳統中汲取養分。
“法治”是中國的固有詞彙，以法支配權力的理念則來自西方。作爲一種理論與實踐，法治產生於一定的歷史及文化場景之中，並根據本國的歷史傳統和固有文化而改變。近代西方的法治原則，往往遺留着
宗教的影響，法治的信仰便與基督教神學相關。而中國早在西周時期便奉民心爲“天命”，較早擺脫了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天理、國法、人情”皆是民心的不同表達，法律的權威來自於民意。傳統中國的法治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尋求老百姓過好日子的規則與邏輯。離開此軌道，再響亮的理論也無法在中國的社會生活與歷史文化土壤中紮根。歷史文化的不同，決定了法治的中國道路必然有着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性。
在世界法制文明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創造出了以儒家思想爲核心價值的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五大法系之一。儘管自清末變法修律以後，中華法系從形式上逐步解體，然而，中華法系的精神作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早已植根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譬如，中國古代法律對婚姻、家庭和財產關係的規制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觀念，直到現在仍然在百姓生活中發揮作用。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需要在借鑑國外有益法治經驗的同時，樹立起民族的文化自信，於本民族的法制文明中尋求歷史的智慧，構建法治中國的主體意識和問題導向。
在社會轉型期重構中國法學知識體系，必須突出中國問題意識，深入瞭解國情，尊重傳統，尋求中國人自己的規則與邏輯，而不是用西方法學理論知識來評價現實，裁剪歷史，甚至採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需
要看到，用西方法學理論解釋中國歷史，往往極不恰當。比如，當我們用西方所有權的理論解釋中國歷史上的私有制時，容易忽略在古代中國的法制文明中，個人並非私有權利的個人，而是家庭成員中的個人、倫理親情的個人，是“倫理個體之私”。這樣的“私”是用西方的民法理論所不能恰切解釋的。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甚至誤認爲沒有民事生活及民事法律關係。中國古代對私有財產的界定與保護，主要是通過官方與民間的契約文書加以實施。契約文書既是權利歸屬關係的證明，也是訴訟中最有力物證，更是反映財產流轉關係最重要的規則載體。物權靠它，債權靠它，證信也靠它，中國百姓的生活都靠它，故中國的契約文書存世量世所罕見，在明清社會發揮的作用尤爲突出。除契約文書外，鄉規、俗例，以及明代官方發給戶主的“籤書”，都起着現代物權法的作用。研究傳統中國的契約精神與物權意識，這何嘗不是寶貴的資源庫？
中國文化以善爲本位，國家制定法以懲治罪惡，以建立和諧的人倫社會秩序爲導向，這是一個民族的博大胸懷與宏大理想使然，是一種文化積澱的思維方式。由此決定了，中國的法治道路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必然要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構建出中國特色的法學知識體系和法治模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