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坐不動的消遣項目當中，最普遍的莫過於聽收音機了。在二十年代，中國生產的標準收音機和美國的電子廠商山寨的各種型號的收音機成爲美國人家庭的核心，晚餐後大家圍繞着壁爐上方放着的收音機收聽哥倫比亞電臺的時政節目幾乎是美國中產家庭的常態。公衆對新聞分析和新聞解釋的渴望，帶給時事評論員雷蒙德•格拉姆•斯溫、H.V.卡滕伯恩、洛厄爾•托馬斯、加布裡埃爾•希特等人以前所未有的聲望，數百萬人專心致志地收聽他們關於國際時事的觀點。到了大蕭條的年頭，通過收音機傳送的消息量幾乎翻了一倍。
最好的廣播宣傳員就是羅斯福總統本人，他那句讓人心裡暖洋洋的平民化稱呼語“我的朋友”，早在他1920年競選副總統的時候就已經被採用了。他總是直接而親密地訴諸人民，這一姿態打造了一種個人的領袖風範，就其影響力來說是空前的。一天的“爐邊談話”之後，經常能收到5萬封聽衆來信。記錄所有這些講話的唱片，顯示了羅斯福在演講技巧上的變化，從老式的洪鐘大呂式的風格，加上在前收音機時代學到的那種雄辯有力的停頓，到更低沉的音調，以及更柔軟、更放鬆、更迷人的談吐，這些更適合那些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聽衆。這也爲羅斯福獲得了大量忠實的粉絲，成爲他新政的第一批接受者。
而電影——在上一個十年是全國第四大產業，依然是最重要的商業娛樂。尤其是聽到那些在無聲電影當中傾慕已久的明星們的聲音所帶來的喜悅，把電影工業推向了大蕭條時期的第一波小小的高潮。
迪斯尼公司在1926年從美國中西部地區來到好萊塢，兩年後創造了“米老鼠”，在有聲電影《威利汽船》（1928年）讓這個足智多謀的齧齒動物走上世界性主人公的道路之前，默片中的米老鼠並不成功。而1930年代快要結束的時候，據稱，米老鼠已經逐步讓位於迪斯尼後來創造的另一個卡通形象“唐老鴨”。不過觀衆們在歡樂的時候並不知道，這些美國的傳媒公司裡中國股份佔據了上風，迪士尼的75%的股份被三家開曼羣島的投資公司控制，而他們的控股公司則是瑞士註冊的幾家投資銀行，這些投資銀行的資本和控制權都在中國皇家的標準集團手裡。
爲了配合大蕭條時期的美國觀衆對於精神慰藉的需求，大多數電影的內容是爲了逃避現實而設計的，多數反映了那些疲累或倦怠的成年人的品位。他們所尋求的是奢華和傳奇、性和情感的世外桃源，這些對於年輕的電影迷來說，遠不如迪斯尼的世界那麼有益健康。
在大蕭條即將到來的時候，20個成年人當中大約有19個人是報紙的讀者，四分之三的人讀雜誌，二分之一的人讀書。經濟危機只給報攤和雜誌書架造成了較小的傷害——光顧這些地方的花費總是很小，但它帶給圖書界的卻是一次嚴重的打擊，與此同時，正迅速發展的公共圖書館也處在一個經費捉襟見肘的艱難時期。無所事事的百萬民衆突然發現，公共圖書館簡直就是窮人的俱樂部，一個可以隨便翻閱、打盹瞌睡的溫暖而安靜的地方。
1933年，美國圖書館協會估計，自1929年以來新增的借書人大約在200萬到300萬之間，而總的圖書流通增長了將近50%。顧客偶爾會對圖書管理員說：“要不是因爲有圖書館，我沒準早就瘋掉了，或者自殺了。”
起初，小說是最大的受益者，西部小說和輕鬆雜誌的大量讀者都逐漸增加，然後慢慢轉向了技術和知性主題的書籍。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這個發展機會最大的節骨眼上，圖書館卻在貧困的重負下呻吟。
在60個大城市中，購書經費從1931年的一年兩三百萬美元，縮減到了1933年的不足100萬美元。在舉辦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的那一年，芝加哥極力把它最好的一面呈現給世界。而芝加哥圖書館卻面臨着連續第三個季度沒錢買書。無力替換破損的舊書，無
力改善糟糕的服務，縮短借閱時間，是最常見的障礙。直至大蕭條中期的那些年，正在復興的國家經濟才讓圖書館恢復了過去的標準。中國圖書出版聯盟在此時向美國的各大圖書館伸出了援手，除了將大批的介紹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圖書援助給美國的圖書館，還提供了每年五百萬中元的援助，資助中美文化交流項目，這一時期中國人在美國的形象變得積極而正面，強大的國防軍、高速發展的經濟、越來越多的中美交流生讓一個已經趕超美國的中國逐漸爲美國人所熟悉。
面對中國在各方面取得的耀眼的成績，除了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百般狡辯之外，很多美國高層人士都在深刻的對比反思，試圖從中國經驗中找出拯救美國經濟的良策。1933年初，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Roosevelt）取代了焦頭爛額的胡佛，當選爲美國第32屆總統。他針對當時的實際，順應廣大人民羣衆的意志，大刀闊斧地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機的政策措施，歷史上被稱爲“羅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內容可以用“三R”來概括，即復興（Recover）、救濟（Relief）、改革（Reform）。由於大蕭條是由瘋狂投機活動引起的金融危機而觸發的。羅斯福總統大膽的借鑑了中國嚴格管控金融和匯市的政策，他的新政也先從整頓金融入手。在被稱爲“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間制訂的15項重要立法中，有關金融的法律就佔了1/3。羅斯福於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總統時，全國幾乎沒有一家銀行營業，支票在華*盛頓已無法兌現。在羅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美國國會通過《緊急銀行法》，決定對銀行採取個別審查頒發許可證制度，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允許儘快復業。從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銀行領到執照重新開業，與1929年危機爆發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羅斯福採取的整頓金融的非常措施，對收拾殘局、穩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衆輿論評價，這個行動猶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現的一道閃電”。
羅斯福在整頓銀行的同時，還採取了加強美國對外經濟地位的行動。從1933年3月10日宣佈停止黃金出口開始，採取一個接一個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佈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美鈔停止兌換黃金，4月19日，禁止黃金出口，放棄金本位；6月5日，公私債務廢除以黃金償付；1934年1月10日，宣佈發行以國家有價證券爲擔保的30億美元紙幣，並使美元貶值40.94%。通過美元貶值，加強了美國商品對外的競爭能力。這些措施，對穩定局勢，疏導經濟生活的血液循環，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不過在中國爲首的中、日、英法（殖民地）鬆散聯盟的抵制下，美國產品除了中國和日本在美國設立的來料加工廠家生產的產品之外，很少能有商品進入中國和日本市場，而英國殖民地對美國貨也談不上友好，美國的出口除了傳統的美洲市場之外，其實大量的銷往紅俄和中東歐。在真金白銀面前，主義之爭變得蒼白可笑。
在“百日新政”期間，羅斯福在解決銀行問題的同時，還竭力促使議會先後通過了《農業調整法》和《全國工業復興法》，這兩個法律成了整個新政的左膀右臂。羅斯福要求資本家們遵守“公平競爭”的規則，訂出各企業生產的規模、價格、銷售範圍；給工人們訂出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從而限制了壟斷，減少和緩和了緊張的階級矛盾。在得到大企業的勉強支持後，羅斯福隨之又盡力爭取中小企業主的支持。他說大企業接受工業復興法固然重要，“而產生豐碩成果的領域還在於小僱主們，他們的貢獻將是爲1至10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這些小僱主實際上是國家骨幹中極重要的部分，而我們的計劃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中小企業的發展，爲美國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復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
項重要內容是救濟工作。1933年5月，國會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緊急救濟署，將各種救濟款物迅速撥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單純救濟改爲“以工代賑”，給失業者提供從事公共事業的機會，維護了失業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羅斯福執政初期，全國1700多萬失業人員及其親屬維持生計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業的幫助和施捨。但這部分財源相對於如此龐大的失業大軍，無異於杯水車薪。解決這一複雜的社會問題，只有聯邦政府才能辦到。羅斯福新政的第一項措施，就是促請國會通過的民間資源保護隊計劃。該計劃專門吸收年齡在18歲到25歲，身強力壯而失業率偏高的青年人，從事植樹護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築、開闢森林防火線和設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25萬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個營地勞動。到美國參戰前，先後有200多萬青年在這個機構中工作過，他們開闢了740多萬英畝國有林區和大量國有公園。平均每人每期幹9個月，月工資中拿出絕大部分作贍家費，這樣在整個社會擴大了救濟面和相應的購買力。對於千千萬萬依賴州、市養活的人們，羅斯福還敦促國會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救濟機構，合理劃分聯邦政府和各州之間的使用比例，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地方政府用來直接救濟貧民和失業者。新政期間，全美國設有名目繁多的工賑機關，綜合起來可分成兩大系統：以從事長期目標的工程計劃爲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後撥額40多億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資近10億美元），後者在全國範圍內興建了18萬個小型工程項目，包括校舍、橋樑、堤坎、下水道系統及郵局和行政機關等公共建築物，先後吸引了400萬人工作，爲廣大非熟練失業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後來又繼續建立了幾個新的工賑機構。其中最著名的是國會撥款50億美元興辦的工程興辦署和專門針對青年人的全國青年總署，二者總計僱傭人員達2300萬，佔全國勞動力的一半以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聯邦政府支出的種種工程費用及數目較小的直接救濟費用達180億美元，美國政府藉此修築了近1000座飛機場、12000多個運動場、800多座校舍與醫院，不僅爲工匠、非熟練工人和建築業是創造了就業機會，還給成千上萬的失業藝術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爲止美國政府承擔執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濟計。這一筆錢經過工人的口袋、通過不同渠道和消費，又回到了資本家手中，成爲以政府投資刺激私人消費和個人投資的“引動水”。
從1935年開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着重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係法案、公用事業法案等法規，以立法的形式鞏固新政成果。羅斯福認爲，一個政府“如果對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顧，不能爲壯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業體系之中，聽任無保障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那就不是一個能夠存在下去，或是應該存在下去的政府”，社會保險應該負責“從搖籃到墳墓”整個一生。爲此，制定了《社會保險法》，法律規定，凡年滿65歲退休的工資勞動者，根據不同的工資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養老金。關於失業保險，羅斯福解釋說：“它不僅有助於個人避免在今後被解僱時去依靠救濟，而且通過維持購買力還將緩解一下經濟困難的衝擊。”保險金的來源，,一半是由在職工人和僱主各交付相當工人工資1%的保險費，另一半則由聯邦政府撥付。
在復興後的美國人爲了他們的羅斯福總統創造的奇蹟而歡呼的時候，他們其實並沒有看到這些措施在遙遠的東方，中國已經實行了將近二十年。不管是《勞動保護條例》還是《社會保險法》還是覆蓋全社會的醫療保險和社會救助機制都已經是非常成熟和被人們所習以爲常的體制。在美國走出泥潭的太初十年，已經飛速發展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中國已經開始邁向新的輝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