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這些人中的少壯派，中日開戰之年都在三十多歲，大多是黃埔軍校出身（1期到6期不等），最低的已經幹到了團級，最高的幹到了師級，是抗戰八年中蔣介石依賴的一線將官。那麼，在老一閥兒人中，嫡系之外，蔣介石最看重誰呢？
白崇禧，桂系第二號，跟那個年代很多老資格的將領一樣，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保定軍校停辦於1923年，黃埔軍校開辦於1924年，後來從保定軍校畢業的不少人都去黃埔當教官了。保定軍校出來多少人呢？顧祝同、陳誠、薛嶽、張治中、羅卓英、劉峙、上官雲相、傅作義、周至柔、唐生智、餘漢謀、商震、熊式輝、黃紹竑、李品仙、楊傑……
白崇禧人聰明，畢業後回到廣西，從見習官幹起，一直幹到國民革命軍副總參謀長，在北伐中軍功赫赫，從兩廣打到平津。後來一直跟着李宗仁反蔣，但搞了三次敗了三次。說起來，桂繫有三首領，李、白外，還有一個黃紹竑。李宗仁排老大沒得說，誰排老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爲是白，有人認爲是黃。其實，早年黃壓白一頭，前者屬於少年才俊類型的，而且同樣精通兵法（中日開戰時第一任軍令部部長），但後來被白反超。加上黃不久後脫離軍隊，搞政治又不成，再提起桂系時，大家基本上就把他忘了。
蔣介石在廬山時，就發電報邀請李宗仁和白崇禧上山。回京後，7月下旬，又派劉斐（廣東西江講武堂，湖南醴陵人）去廣西走了一趟。
劉斐跟白崇禧有頗深的淵源。想當年，劉斐從軍就是從桂軍幹起，在當上小軍官後，一個偶然機會被白髮現。他見劉斐辦事沉穩，頗有頭腦，就叫到身邊有意培養，當自己的參謀，後來又把劉斐送到日本學習軍事，先在一所步兵預科學校進修，然後在陸軍大學旁聽了一段時間。由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服役滿2年且不到三十歲的中尉、大尉纔有報考日本陸大的資格，因爲外國人沒法在日軍中取得兩年以上軍籍，所以當時留日學生說拿到了日本陸大文憑，實際上都只是“旁聽文憑”。但無論如何，在日本鍍過金後，劉斐一下子成了桂軍中最重要的幕僚之一。在中日開戰前，劉斐出任軍令部作戰組（後升爲作戰廳）組長，工作內容就是擬訂對日作戰計劃。
劉斐到桂林後，拜見了李、白，說明來意，請兩位大佬出山，赴南京商對時局。
把劉斐安頓好後，桂系衆人開會：南京，去得去不得？
白崇禧說：應該去。
對白來說，理由簡單：九一八事變後，李、白就力主抗日，並在廣西搞新面貌建設，幾年下來，已成爲全國抗日決心最堅定的省份之一。桂系在廣西的統治爲什麼那麼牢，除了幾個首領清正廉潔外，靠的就是抗日的號召力。況且前一年鬧“兩廣事變”，兩個人打出的也是抗日旗號。現在事變爆發了，蔣介石要全面抗日，拿不出一點理由不去。
但還真有人不叫他們去。
四川的劉湘（四川陸軍講武堂，四川大邑人）和雲南的龍雲（雲南陸軍講武堂，雲南昭通人）來電，說：如果你們去南京，被軟禁了怎麼辦？抗日不成，又添新亂，所以等等再說吧。他們擔心李、白，實際上是擔心自己。
桂系諸人中，李品仙（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期，廣西蒼梧人）、廖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2期，廣西陸川人）等人都心存顧慮，他們跟李宗仁的想法是一樣的：這老蔣真要全面抗日麼？要是去了南京，還回得來麼？
搞得白崇禧也有些皺眉。
白崇禧決定回家問問夫人（馬佩珠），讓她作個決斷。他心想，這沒啥不好意思，司馬懿和朱溫這樣的梟雄在關鍵事上不還是聽老婆的？
白夫人的話一落地，白崇禧就決定去南京了。
她說什麼了？
其實也沒說什麼，一句話：這事你自可做主。也就是說，你聽你自己的。這已是鼓勵丈夫北飛了。
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可說的？
白崇禧之所以決定要去南京，是因爲他判斷：北平事變與以前不同，即使他蔣委員長不想抗日也不行了。抗，則蔣能繼續統治；和，則南京政權崩潰。從這個角度，蔣抗日，既爲華夏民族之生存，亦爲國民政府之統治，也爲他自己的地位。最關鍵的是，白認爲：蔣介石雖有權謀，但還不至於在這個關口上張網捕魚，這跟當年軟禁胡漢民完全是兩回事，劉湘、龍雲，鼠目寸光，不足爲謀！
李宗仁也琢磨了很久，對白說：你去吧，我留在廣西，編訓民團，爲出桂抗戰作準備。我們一個留下，一個出去，退一萬步說，即使蔣真有謀詐，也不敢輕易動手。
就這樣，8月4日，在劉斐陪同下，白崇禧登上蔣介石派來的專機，一架水陸兩用飛機。派水陸兩用飛機是蔣介石定的，白崇禧大爲感動。南方8月，雨水很多，不少機場都因積水過深而無法降落，拿水陸兩用飛機接白崇禧，實在是出於安全考慮。一路北飛，當日下午3點多，到了南京上空，但機場風雨交加，積水還真成了問題，最後只能在下關水上機場着陸。當飛機停穩，看到舷窗外前來迎接的張羣、何應欽等人後，白崇禧突然有一種慚愧的感覺。
南京能來的軍政大腕，在那一天來了一半。
蔣介石吃了顆定心丸，因爲各地派閥都看着廣西。白崇禧一到南京，就把楊傑（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3期，雲南大理人）頂了下去，被任命爲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協助參謀總長程潛（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0期，湖南醴陵人）主持開戰之初的作戰規劃。
果不其然，白崇禧到京後，地方的封疆大吏們也一個個地都來了。
在全國高級將領會議上，四川的劉湘、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雲南的龍雲、廣東的張發奎和餘漢謀等人都來了，南京這邊何應欽、程潛、陳誠、顧祝同、馮玉祥等人悉數到場。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也在座中。
從來沒有這樣齊過！
馮玉祥照樣喊打，他也只能喊打，別的也拿不出什麼。
龍雲就不同了，他說：雲南可出兵20萬人。
話音剛落，劉湘站起身，說：戰端一開，四川可出兵30萬，壯丁500萬，糧食千萬石！
也有人提出疑問：今年開戰，於我多有不利。若有希望，當在保證華北主權的情況下力爭和平，等2年後軍備初成再戰不遲。
在一邊列席會議的戴笠站起身，他先對蔣介石說：委員長——蔣介石一擺手：雨農（戴笠的字）可以講。
戴笠說：豬肥了，等的是過年挨刀。所以，等，是等不來和平的！
打仗光靠決心是不行的，還得靠另外兩點：物和人。
軍需署署長俞飛鵬（北京軍需學校，浙江奉化人）向蔣介石報告：現在，步槍和機槍子彈5億發，各種炮彈102萬發，汽油300萬加侖，彈藥可支持半年，除了兵工部門自己建造的，主要是從德國、捷克、比利時三國進口。開戰之初，國民政府陸軍兵力有182個師、56個獨立旅，包括步兵、騎兵、炮兵，180萬人左右，但沒預備役和後備役部隊，陸軍的戰炮不多，空軍的飛機更少，海軍戰力基本爲零。
武器裝備重要，軍隊數量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有句話說得好，路線定好了，人的因素就成了第一。到戰爭爆發時，蔣介石和他的國民政府培養和攏住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前面我們說了，有一批學者型和實業家型的官員，這只是一類。下面還有四類：
一是軍隊這邊的，扳着手指頭，我們數一數：何應欽、顧祝同、陳誠、程潛、劉峙、蔣鼎文、朱紹良、衛立煌、徐永昌、張治中、薛嶽、楊傑、周至柔、桂永清、熊式輝、湯恩伯、範漢傑、羅卓英、胡宗南、俞濟時、肖毅肅、王耀武、張靈甫、周志道、邱維達、李天霞、胡璉、孫立人、關麟徵、鄭洞國、杜聿明、宋希濂、邱清泉、廖耀湘、黃維、黃傑、彭善、方靖、方天、羅廣文、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從王耀武開始，基本上都是用在一線的，這就是岡村寧次口中所說的“黃埔系骨幹”。
二是錢大鈞、林蔚、陳布雷、戴笠、康澤、鄭介民、賀衷寒這批人，這些人有個特點，不是來自蔣介石身邊的委員長侍從室，就是來自軍統什麼的，大多數官職不高，但權力極大。
三是倚重的幕僚：早期有楊永泰，後來有戴季陶、張羣、吳鐵城。如果不把孔祥熙、宋子文放在實業家官員中，那麼他們和黨內人物陳立夫、陳果夫也可以歸到這一類。
四是地方色彩濃厚或有反蔣前科但最後被蔣收過來的人物：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唐生智、張發奎、餘漢謀、盧漢、傅作義、孫連仲等人。馮玉祥當然也在其中。
實際上，那個時代的中國精英，有一半多已被網羅進來。
隨後國民政府成立了戰時大本營，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職行使統帥權，確定了與日作戰的戰略原則，也就是蔣百里的“持久消耗戰”——“採取持久戰略，以空間換取時間，逐次消耗敵人，以轉變優劣形勢，爭取最後勝利”——並劃分了5個戰區。
第1戰區在河北、山東北部，司令長官蔣介石兼着，轄宋哲元第1集團軍、劉峙第2集團軍、衛立煌第14集團軍；第2戰區在山西、察哈爾、綏遠，司令長官當然是閻錫山，轄楊愛源第6集團軍、傅作義第7集團軍；第3戰區在上海、江蘇南部、浙江，司令長官馮玉祥，轄張發奎第8集團軍、張治中第9集團軍（後來又有劉建緒第10集團軍、陳誠第15集團軍、薛嶽第19集團軍、廖磊第21集團軍）；第4戰區在福建、廣東，司令長官由何應欽兼着，轄蔣鼎文第4集團軍、餘漢謀第12集團軍；第5戰區在山東南部、江蘇北部，司令長官李宗仁（開始時爲蔣兼任），轄韓復榘第3集團軍、顧祝同（兼着第3戰區副司令）第5集團軍。
關於中國各戰區，在抗戰八年中是屢有變化。
1937年7月的最後一天，蔣介石在南京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標誌着中日戰爭的全面開始：“面對企圖毀滅我民族生存之倭寇，決定以武力解決之……如有擅自退卻者，必以漢奸論罪，必殺無赦。”在結尾，蔣說道：“將士們！現在時機到了，我們要大家齊心，努力殺賊，有進無退，來驅逐萬惡的倭寇，復興我們的民族！”
太原淪陷
對中國來說沒什麼疑問了，全面抗戰是唯一的通途；對日本來說，攻下平津後，下一步怎麼打是一個問題。
再看一下開戰時日本的軍力：
明治維新後，日本陸軍最初有7個師團：東京近衛師團、東京第1師團、仙台第2師團、名古屋第3師團、大阪第4師團、廣島第5師團、熊本第6師團。日俄戰爭前後，又編成旭川第7師團、弘前第8師團、金澤第9師團、姬路第10師團、善通寺第11師團、小倉第12師團、仙台第13師團、宇都宮第14師團、名古屋第15師團、京都第16師團、姬路第17師團、久留米第18師團、朝鮮羅南第19師團、朝鮮龍山第20師團。但在1925年的裁軍中，第13、第15、第17、第18師團被當時的陸軍大臣宇垣一成裁掉，剩下的17個師團就成爲中日開戰時的日本陸軍總兵力。此外，還有4個獨立混成旅團、1個騎兵集團和3個戰車聯隊。但由於兵役制度非常之完善，所以在保證士兵軍事素養的情況下，可以迅速編成更多的師團投入戰爭中。
海軍聯合艦隊則分3個，航空母艦6艘、戰列艦9艘、巡洋艦33艘、驅逐艦97艘、潛水艇55艘，完全可以自主設計和製造，規模居世界第三，但實際作戰能力超過了英國，而僅次於美國。
當時日本沒獨立的空軍，空軍分屬陸軍和海軍，共3個飛行集團，作戰飛機超過3000架。由於同樣具有獨立的航空工業，所以完全可以成批製造。
戰爭爆發時，除昭和天皇裕仁、首相近衛外，陸軍軍部（陸軍省和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部（海軍省和海軍軍令部）和陸海部隊的重要位子被下面這些人佔據：
陸軍省：陸軍大臣杉山元大將、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將、軍務局長後宮淳少將、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大佐。
陸軍參謀本部：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次長今井清中將、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情報部長本間雅晴少將、通信運輸部長塚田攻少將、戰術戰法部長下村定少將、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
陸軍教育總監寺內壽一大將。
海軍省：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海軍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將、軍務局長豐田副武少將。
海軍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親王、次長島田繁太郎中將、聯合艦隊司令官永野修身大將。
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轄東京第1師團（師團長河村恭輔）、仙台第2師團（師團長岡村寧次）、大阪第4師團（師團長鬆井命）、小倉第12師團（師團長山田乙三）、獨立混成第1旅團（旅團長酒井鎬次）、獨立混成第11旅團（旅團長鈴木重康）、騎兵集團（集團長蓮沼蕃）、飛行集團（集團長安藤三郎）。
駐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中將、參謀長久納誠一少將，轄羅南第19師團（師團長尾高龜藏）、龍山第20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郎）。
駐臺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參謀長秦雅尚少將，轄駐臺灣旅團（旅團長重藤千秋）。
駐中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參謀長橋本羣少將，轄駐中國旅團（旅團長河邊正三）。
國內駐軍：
東京近衛師團（師團長西尾壽造）；
名古屋第3師團（師團長伊東政喜，很快由藤田進接任）；
廣島第5師團（師團長板垣徵四郎）；
熊本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
旭川第7師團（師團長園部和一郎）；
弘前第8師團（師團長下元熊彌）；
金澤第9師團（師團長吉住良輔）；
姬路第10師團（師團長磯谷廉介）；
善通寺第11師團（師團長多田駿）；
宇都宮第14師團（師團長土肥原賢二）；
京都第16師團（師團長兒玉友雄，很快由中島今朝吾接任）；
航空兵團（兵團長德川好敏）。
事變擴大化後，東京的保守派認爲仍需要畫出一條限制線。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說：在國內的師團（第5、第6、第10師團）抵達華北前（計劃8月底在天津登陸），現地日軍最遠進攻到保定爲止。
但河邊的戰爭指導課只能拿意見，起不了決定作用，於是每天都可以看到河邊滔滔不絕的樣子，但實際上沒幾個人聽他的。
但石原莞爾聽。他突然發現，這時候，參謀本部基本上就河邊一個人支持他了。陸軍省那邊，只有柴山兼四郎苦苦支撐。
按石原的估計，中隊在保定將有激烈抵抗，拿下保定後日本必須跟南京和談。
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又一躍而起，說：等會兒！
武藤笑道：我特別支持保定作戰。但爲了保證日本軍順利進入保定一線，有必要以一部擴展到石家莊，這樣才能給南京中央軍致命打擊，將其徹底驅逐到該線以南。
石原說：這樣真的把日本扔進全面戰爭的泥潭了！
武藤狡猾地否定了這一點：如果在石家莊一線捕捉到中央軍主力，恰恰可以因爲對其沉重一擊而使南京屈服，從而避免全面戰爭。
在某種感覺上，當年孤傲的石原，有點說不過武藤了，或者已經沒興趣再說下去了。
武藤設想在保定跟南京中央軍打一場大會戰。但按日軍定製，一門野戰炮的定額炮彈是750發，新的作戰計劃擬訂後，爲保證會戰勝利，武藤提出將這個數字翻倍的要求。這個要求不是不可以滿足，但需要把備戰蘇聯的彈藥挪出來一大部分；或把國內其他還沒領到作戰任務的師團的彈藥拿出來。
這正是石原擔心的。因爲不僅涉及炮彈，還涉及其他軍用物資。按1937年夏日軍彈藥保有量計算，最多夠15個師團打8個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