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由於在文化革命中達到荒謬程度的道德純淨氣氛的影響，中國一直處於“談性色變”的社會氛圍當中。
常有人問我：爲什麼要研究性？一開始我並不在意，人們問得多了，也引得我自己不得不捫心自問：我究竟爲什麼要研究性呢？
“罪魁禍首”是我生長的環境和社會氣氛。我屬於50年代出生、60年代進人青春期、70年代談婚論嫁的一代人。這30年，“性”這個東西在中國是一個怪物。在所有公開的場合，它從不在場；可是在各種隱秘的地方，它無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話來說，當時的社會有“陽”的一面，還有“陰”的一面。人們在“陽”的一面是一副面孔；在“陰”的一面是另一副面孔；在“陽”的場合說一種話；在“陰”的場合說另一種話。而“性”這個話題絕對屬於“陰”的世界。在那30年間，由於性處於社會的陰面，整個社會的性觀念相當扭曲、變態。門內飲酒，門外勸水；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純潔、羞澀到幼稚的程度。這就是當時人們在性問題上的典型表現。直到現在，人身體的這部分器官還是被賦予遠遠不同於腦、心、手、足這些器官的意義、價值和重要性。對於與性有關的一切，要特別地加以防範，似乎它是一切罪惡的淵藪（萬惡淫爲首）。這種反常的現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說白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們中國人爲什麼在性的問題上會如此地扭曲、如此地變態、如此地壓抑。
打個比方，搞性的研究有點像當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點冒險犯難的挑戰感覺；有一點越軌犯規的淘氣感覺；外加一點先鋒前衛的叛逆感覺。這跟“性”這一主題在中國當代前衛藝術家那裡特別受寵是同樣的道理。記得有一次張元（先鋒電影導演，導演了中國第一部同性戀題材的電影《東宮西宮》，編劇王小波）問我：“你爲什麼對性感興趣？”我想了半天，說了這麼一句話：“我覺得搞性的人都特別地道（不會是假正經之意）。”從他的表情看，他對此似有同感。
中國人很少會想到，在性的領域，許多事與人的基本權利有關，比如人可不可以**？女性可不可以主動提出性要求？同性戀伴侶可不可以結婚？虐戀愛好者可不可以組織自己的俱樂部？人可不可以合法地購買和享用性的文字、圖像和影視產品？人町不可以出賣自己的身體？人可不可以參與三人以上的性活動？……
中國文化一向強調義務，忽視權利。人們習慣於爲了盡義務而犧牲自己的權利。在我們的文化中，個人的權利常常以社會和國家的名義受到壓制。弗羅姆在講到歐洲中世紀時說：那時，“個人”尚未形成。在當代中國，人們還在以社會、國家和文化的名義壓抑性的表達，原因恰恰在於在我們這裡“個人”尚未形成。因此，義務是好的，權利是壞的；盡義務是美德，要權利是邪惡；盡義務受褒賞，要權利遭貶抑。如果說當代中國人對於經濟、政治、人身安全之類的個人權利已經有了一點要求，那麼在性的領域個人可以擁有哪些權利卻完全沒有概念。在伸張個人的性權利方面，人們還遠遠做不到理直氣壯，反倒是心虛氣短得很。
長期以來，由於在**中達到荒謬程度的道德純淨氣氛的影響，中國一直處於“談性色變”的社會氛圍當中。道德保守派一直沒有放棄純淨社會道德使之儘量趨向于禁欲主義的目標。他們順應（或者說利用）社會中一部分人的保守道德觀念，壓制另一部分人的權利一殊不知按照《憲法》中關於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規定，後者的道德觀念也有加以表達的合法權利。用行政處罰的辦法鉗制後者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用社會中一部分人的道德標準來壓制另一部分人的言論自由權利，嚴格地說屬於違憲的行爲，是應當認真加以檢討的。
在中國一部分人羣進人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之後，個人主義漸漸得到應有的地位，也漸漸在人們的觀念中與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區分開來。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一些“準羣體”也漸漸形成爲“利益羣體”（達倫多夫語），他們希望運用自己的權利，實現自己的利益，爭取和保護自己作爲一個人的一般權利和作爲某個利益羣體的成員的特殊權利。在這一斗爭當中，與性有關的權利正在進人中國人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