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將擺脫對性的所有的罪惡感和負疚感，擺脫所有的變態和扭曲，自由地享用豐富多彩的性快樂。
從大量的古籍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對性一向持有相當開放和肯定的態度，雖然自清朝開始（一說是宋朝），公衆態度日益將性視爲之事，在公衆場所從不言性，但是對於深信“食色性也”的中國人來說，性是一種可以使人身心愉悅、延年益壽的活動。一般來說，按照中國傳統的性觀念，在性領域中，任何行爲都是可接受的，只要不是過度揮霍生命精力。在中國文化中，性既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也不是有罪的事，它是一件有益於健康和人倫因而是很自然的事情。
既然中國古代的性觀念是如此缺少罪惡感，如此視之爲自然之事，爲什麼在當代中國性會陷入一種病態的壓抑？爲什麼這個對性沒有什麼偏見的社會幾乎到了“談性色變”的程度？爲什麼對所有出版物的檢查和自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度？難道說性在當代中國變成了一個與古代中國不同的東西，從天地自然變成了洪水猛獸？
可能的解釋有以下三個：第一是中國古代性觀念的改變；第二是從創業之初延續下來的禁慾主義傾向；第三是中國文化中固有的以性爲恥（而不是以性爲罪）的觀念。
有一些專家認爲，中國人的性觀念並非始終如一的，也並不是一直像古代那麼自由、古樸的，而是向着壓抑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尤其是在清朝。阮芳賦開列的轉變時間表還要早得多，他認爲，中國人對性的態度在前4000年基本上是肯定的；但從1000年前（宋代，公元960年）開始變化，變得越來越否定、壓抑。
改變中國社會的性氣氛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的禁慾主義傾向。像所有最初因理想而聚集起來的黨派羣體一樣，成立之初也是十分強調其道德力量的。而道德領域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性規範。爲了顯示和保持其道德力量，選擇了一種嚴格的性規範，革命者羣體內部有着極爲嚴格的禁慾傾向。
在《西行漫記》中說，許多紅軍戰士都是童男，他們對農家女極爲尊重，因爲紅軍紀律嚴明。軍官全都不娶妻，也沒有情人。如果一個紅軍士兵使一個女人懷孕，他就有責任同她結婚。儘管有許多宣傳，“革命軍隊總是更偏向於過分的清心寡慾，而不是相反”。
斯泰希在其關於中國婦女狀況的研究專著中也論述過中國的禁慾傾向，她指出：“家庭政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提倡嚴謹的性道德規範……革命時期的中國人並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但是他們始終如一地要求把性活動限制在婚內，而從不允許人們的社會責任來干涉它。在整個革命時期，敵人總是把人描繪爲性道德墮落的人，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中國對這種指責所作出的反應是公開把自己認同於比當代普遍盛行的標準更爲嚴厲的性規範。……軍隊規定，侵犯婦女是犯罪行爲，軍隊作出有意識的努力，抑制士兵的性衝動。”
除的禁慾傳統的影響之外，中國文化中固有的以性爲恥的思想並未退場。它對人的壓抑依然存在。在中國人的性觀念中，性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之事，是隻可以做不可以說的。雖然這並不意味着完全的禁慾，怛節慾的觀念與禁慾的觀念也有相當合拍的一面。在近幾十年間，革命團體早年的禁慾主義同中國社會中固有的節慾觀念融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國的性現狀，它帶有濃厚的清教色彩，這一點在“**”中達到頂峰。雖然在近些年有越來越寬鬆的趨勢，但是從社會對一些違法、違規行爲的處置方式中，還是可以看到這幾十年性規範的痕跡，有些刑法的規定和案件的處理顯得相當荒誕。
禁慾主義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希臘人澤諾（2110）。他在公元前315年創立的禁慾主義認爲：通過壓抑情緒波動，不計較個人的享樂與痛苦，以及用忍耐所獲得的貞潔，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業。基督教的禁慾主義思想家認爲：是內心罪惡的證據；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傑作；的滿足是“俯身試毒”；婚姻則是“生命的玷污和腐蝕”；是令人作嘔的，是污穢而墮落的，是不體面的，是不潔的，是可恥的，是一種玷污。
禁慾主義的流行有時間、地域和文化的區別。在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女性被劃分爲兩大陣營：一個是受人尊重並準備結婚的淑女的陣營；另一個是“壞女人”的陣營，由女僕和工人階級女性組成。第一個陣營是貞潔而非性的；第二個陣營有性但不貞潔。在那個時代，對女性的生理特徵有極多的言語禁忌。有人在遊記中做過這樣的記載：在當時，在體面的階層，甚至連鋼琴的腿也要用粗布遮蓋起來；吃雞時不能說“腿”或“胸”，只能說“黑肉”或“白肉”；“懷孕”要說是“處於一種有趣的狀態”；女病人在醫生的診室裡不能脫衣就診，只能在醫生準備好的一個人體模型上指出她們感到疼痛的部位。
有些狂熱的禁慾主義者竟然反對預防梅毒，或對有效地治療這種疾病的前景感到憂慮，因爲他們擔心這會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現在有人認爲艾滋病是對同性戀的懲罰那樣，過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對性自由的懲罰。其實，一種疾病就是一種疾病，它肯定不會是上帝對某些人的刻意懲罰；如果是那樣的話，上帝就要爲人類的許多痛苦和死亡負責；我想，上帝是不會樂意負這個責任的。人幾乎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能夠作自殺性選擇的動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無一利，還是有人會去做。有人願意得梅毒，有人願意搞同性戀，有人願意有很多性伴，有人願意自殺。與其徒勞無功地絮叨某種疾病是對某種人的懲罰，不如讓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給那些願治病的人治病。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慾主義只是基督教文化的傳統，而東方文化對性能採取一種較爲自然的態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樂之源，社會上的性禁忌很少，人們對性安之若素，毫無驚恐之感。古代近東文明都很能欣賞人類的性活動。在東方的日本和中國，也有大量坦率描繪性活動的書籍繪畫，人們對性較少罪惡感。東方人在西方人看來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
然而，這種情況在近現代看來已有了很大變化，轉變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轉變；中國向禁慾主義的方向轉變。當然，中國的禁慾主義並無任何宗教色彩，而是一種世俗的出於意識形態純潔化意圖的禁慾主義。
中國的情況從表象上看，同福柯對古中國的印象有了很大的差別，“性”的意象確實在一段時間裡從文學、影視、戲劇、歌曲、美術甚至詩歌中被掃蕩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闕如。作爲這個時期社會氛圍的典型事例可以看“樣板戲”《紅燈記》。在這個“樣板”中，就連以爲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後都發現沒有血緣關係，只有革命同志的關係和撫育戰友遺孤的關係。這種氛圍反映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反映在當時的服飾上。正如一位西方觀察家在1974年訪問中國時得到的印象：“中國與性別有關的穿着打扮的特點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閭的區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的性行爲是一個禁忌的問題。極端拘謹的清朝傳統被結合進了革命的學說裡，但不包括那種與官方的清朝清教相悖的**的亞文化部分。賣淫不復再見，而性病已得到有力的控制；同性戀和不公開討論；青春期和青年期性關係不受鼓勵，但這種關係的發生也時有所聞。”高度概括地說，這一時期的社會氛圍是以禁慾主義爲其主要特徵的。它的根源應追溯到宋明理學和20世紀中國式的革命意識形態。
在近20年間，中國的性文化漸漸迴歸正軌，所謂正軌有兩個含義：一是返璞歸真，迴歸古代中國的健康性文化；二是與現代甚至後現代的性觀念接軌，使人們不僅重新找回對性的平常心，而且進而接受多元和自由的性觀念。按照這種新型的性觀念，人類將擺脫對性的所有的罪惡感和負疚感，擺脫所有的變態和扭曲，自由地享用豐富多彩的性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