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葉以來，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併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佔官地和私田。
宗室諸王、勳戚、太監通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佔了越府跨縣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佔有者。
這其中河南一帶因爲藩王數量極多，佔有土地最爲廣闊，即便如開封的周王，號稱爲“賢王”，但他兼併土地的結果，還是造成了“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的惡劣結果。
所以河南時人所言：“中州地半入藩府”，“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
這之中，並沒有誇張的成分。
萬曆皇帝的弟弟朱翊鏐分封衛輝，佔田四萬頃；神宗諸子也羣起效尤。福王不消說，最爲知名，福王府雖然早在崇禎十四年就被闖軍抄沒，但福王所佔據的田產，直到大順軍完全控制河南以後，才逐步清算乾淨。
除此以外，一般所謂搢紳之家，也利用他們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巧取豪奪，兼併大片土地。就每一戶來說，他們固然比不上宗室諸王、勳戚、太監的佔田數。然而，他們人多勢衆，在各地是地主階級中最有權勢者。
崇禎初年的河南巡按毛九華就曾經上言過，“勢豪之家，僕隸多至數百，奸民乘勢投獻，百姓受其魚肉。”
河南土地的兼併情況因此極爲嚴重，再加上無窮無盡的橫徵暴斂，大多數都被層層轉移附加在了底層民衆身上，迫使農民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吏爲了足額，採取一戶逃責令九戶分賠，九戶逃則勒逼一戶獨承的政策，這樣就更加加劇了流民的逃亡潮。
因此河南過去數年間的大饑荒，的確是受到了天災如大旱和蝗災的影響，可是人禍在其中起到的惡劣作用，絲毫不下於天災，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早在李自成於開封建政之時，大順軍就已經在牛金星的着手下，對於河南的土地、農田、生產狀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理。
但是由於時間比較短暫，牛金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將河南各家藩王佔據的田產抄沒爲大順軍的軍屯田，同時推行借給一般流民耕牛、種子的辦法，引導流民開墾荒田、恢復拋田。
而李來亨獨掌大順政權以後，首要的任務就是完成牛金星未盡的土地改革大業。
他早早就藉着大婚名義，將富有土地改革工作經驗的白旺從德安調來開封，不久又讓白旺兼任戶部尚書和營田院總裁兩個非常重要的職務。
跟隨白旺來到河南的，還有一大批在湖廣營田改革中獲取了豐富工作經驗的基層官員。過去他們在湖廣推行營莊制改革時，往往因爲大順軍的軍力尚不強大、搢紳之家反對激烈、基層官員人力有限等種種因素，不能將營田新法徹底推進下去。
可是如今在河南，大順軍的軍力相較於官紳武裝、地方土寇武裝，已經佔據了空前巨大的絕對優勢；一般士紳即便反對大順改革，也因爲清廷在北方推行剃髮令的緣故，無法引東虜爲外援；李來亨從湖廣調來大批富有工作經驗的基層官員，也使得河南的營莊制改革，在一開始便擁有了較爲充沛的人力。
如此種種優勢條件，自然就令李來亨在河南複製“湖廣模式”的努力，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重大進展。
當然這也同白旺的努力分不開關係，自從九月白旺到達開封以來，這段時間他就帶着營田院的官員到處下鄉踏勘荒田，一如他過去在湖廣進行土地改革工作時的作風。
在明代，衛所屯田和世襲職田都是禁止流通的國有土地。但因爲但因爲屯軍逃徙隱佔失額多，衛所世官卻基本固定，所以衛所屯田往往被世襲軍官侵佔，作爲軍官俸田的職田也高度集中於少數位高權重者手中。
所以名義上作爲國有土地的屯田、職田卻成爲了最糟糕的一種土地所有制。世襲軍官們還給這些土地上的農民加編了衛所軍舍丁差，這樣，就不僅加重了對他們的剝削，還使他們的身份由相對自由的佃農重新變成了衛所軍事農奴，使他們遭到了額外的超經濟剝削，在沉重的地租外，又需要負擔其極重的徭役等等勞動負擔。
此時的河南，衛所屯田和職田的逃亡、拋荒情況，比起一般性質的土地更爲嚴重。根據營田院的統計，河南全省範圍內約十分之九的屯田、職田都被拋荒，“軍丁逃散＂、屯田荒蕪、屯租拖欠的情況極其嚴重。
因此李來亨決心參考湖廣模式，以及羅汝纔在關中曾經採取過的辦法，徹底廢除衛所屯田和職田，將各衛所完全歸併於州縣，並廢除屯田科則，即便是由大順軍士兵耕種的軍屯田，也按照民田賦額徵收。
此外，隨着營田制改革的推行，就像過去在湖廣的情況一樣，因爲佃農從大土地所有者私人支配的農民，轉變成了受到國家直接管理的農民，他們得以避免了士紳地主的超經濟剝削，不需要在擔負佃農地租的同時，承擔種種爲士紳地主做長工的額外剝削。
如此，一般佃農就有了更多的空閒時間，他們就得以有更多精力專注於精耕細作，改良自己進行農業生產的工具和方式。
不過對李來亨政權而言，使底層農民擁有更多農閒時間，最大的優勢當然在於營田院和工部可以更方便地徵發農民修繕水利……
也就是說，李來亨的目的，實際上是將士紳地主個人對農民的超經濟剝削，轉化爲國家對農民的超經濟剝削。
佃農們從此不再需要跑到士紳家中，幫大地主們修房子、做家僕、當長工了，而是轉而爲大順政權修繕水利設施、進行民兵的相關軍事訓練、甚至是在必要的時候直接作爲民兵參加戰爭。
夫國之大事在於農，中國農業的一大特點就在於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極度以來中央政權的妥善治理，如果政權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
河南連續的大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爲明廷無力修繕水利設備造成的。
以黃河來說，明代原來定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疏濬制度。萬曆以後，“凡大挑、小挑之費，俱入上下私橐”，致使河牀淤積的泥沙越來越厚，河堤“連年沖決”。
水利失修嚴重地削弱了農民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所以崇禎年間一有氣候變化的情況出現，馬上就會立即產生了可怕的流民潮。
河南之大飢，不僅於天災，更在於人禍。
水利設備的荒廢，便是其中極重要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