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孫可望、孫徵淇父子來說，統治多達數千萬人的印度教和回回臣民，最大的問題無疑在於作爲統治階層主體的華人數量過少。
雖然經過在下緬甸的多年經略，以及後來在孟加拉一帶的墾荒營田，孫可望帶入印度的西營士馬部衆，已有戰兵約十萬人、婦孺老弱家眷共計三十餘萬的規模。
可是不滿五十萬人口的華人，進入印度以後，瞬間就會被百倍於己的印度教臣民淹沒。
這樣稠密的人口海洋，隨時都可能導致孫可望的一葉扁舟，在驚濤駭浪中徹底覆滅。
即便孫可望依靠着宗教寬容的博大政策，取得了印度教臣民的忠誠，但這畢竟只是短暫的情況。
與過去長期統治南亞次大陸的中亞回回王公們相比，西營部衆同樣兼具了異教徒和異民族的身份。
華人和基督徒的組合身份，又使得後西明王朝成爲了這個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異類。
爲了鞏固呆迷兒帝國的統治秩序，也是爲了擴大呆迷兒帝國的統治基礎，孫可望、孫徵淇兩代人都出臺過非常多拉攏印度教民衆的政策。
呆迷兒帝國的行政官僚體系，大部分都是由印度本土的印度教百姓擔任，在這方面，孫可望的表現甚至比過去的德里蘇丹國諸君主及莫臥兒帝國的皇帝們，都顯得更爲寬容。
他重點打擊的對象是聚居在旁遮普和德里一帶的回回王公勢力，這些回回王公大多數心懷前朝，又和山北的阿富汗人、波斯人關係密切，商業網絡甚至遠達撒馬爾罕和伊斯坦布爾，對呆迷兒帝國的威脅極大。
在呆迷兒帝國的體系裡，華人無疑是第一等的統治集團，作爲基督徒人口的補充，葡萄牙、荷蘭、英國、西班牙和法國的傳教士、探險家和殖民者，甚至是他們的海盜，也經常性地可以獲得呆迷兒帝國的高官顯爵。
白人基督徒，還有生活在山南地區——即孟加拉、阿薩姆和下緬甸一帶——的黃種人土著，都是呆迷兒帝國的“老本”之一，可以算作第二等的統治集團。
其次，作爲呆迷兒帝國第三等統治集團的，則是漸漸取代了阿富汗部落騎兵位置的錫克騎兵。
錫克教衆不同於回回和印度教信徒，在生活習慣、文化習俗上，與華人更爲相似，而且驍勇善戰的特點，以及被回回、印度教同時壓迫的處境，也有利於讓他們依附於呆迷兒帝國。
印度教信衆，整體地位上來說和錫克教衆是比較接近的，都可以算是帝國的第三等統治集團之列。
只不過由於印度教信衆人口極多，民族也不盡相同，所以在不同地區，印度教信衆的地位也往往不大一樣。
例如在恆河流域，印度教信衆多數僅僅能夠擔任中下層的行政官吏，地位尚不及可以擔任高級軍事將領的錫克人和阿富汗人。
但在南方的拉傑普特（漠南）、德干高原（南原）地區，爲了羈縻地方，印度教信衆的地位就比他們在北方高得多，不僅能夠像西瓦吉那樣封王出任水師督師，而且許多人還能夠出任最高一級的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職務。
而以德里蘇丹國、莫臥兒帝國的舊王公爲主的回回封建主勢力，則一直受到孫可望父子的打擊和排擠，一些普通的回回百姓也因此受到牽連，往往在呆迷兒帝國內受到不合理的迫害與不公平的對待。
北方恆河流域，時不時都有回回王公起兵叛亂，甚至有人試圖聯合山北的阿富汗部落與波斯的薩菲王朝，以實現莫臥兒帝國的復國事業。
然而薩菲王朝，在晚明時期阿巴斯大帝去世以後，帝國就陷入了長久的衰落之中。
阿巴斯大帝的繼承人薩菲爲人殘暴而內斂，他無情地淘汰任何一個能威脅他權力的人，幾乎處決所有的薩非王室的王子，以及功績顯赫的朝臣和將軍。他甚少留意政事，又無文化或學術興趣，甚至有閱讀和書寫的困難。
在他統治時期，薩非王朝開始衰落。北部的俄羅斯帝國逐漸將勢力伸向高加索山脈和中亞；東部新興的呆迷兒帝國，也和薩菲王朝爭奪阿富汗商路和波斯灣商路的貿易紅利。
大約與孫可望父子同時期在位的蘇萊曼一世以薩非二世的名號即位，因當時年幼，及在後宮長大，對外面的世界並不認識。又因其人好酗酒，身體不佳。即位首年，不單發生地震，更受哥薩克人侵襲裡海沿岸。
蘇萊曼一世對政事沒有興趣，寧願留在後宮，政務落於首相及由後宮宦官組成的理事會手上。蘇萊曼一世在位期間，宦官的勢力日益增大，貪污成風，軍備鬆弛，接連被呆迷兒帝國和烏茲別克人打敗，國勢日漸衰落，根本無力出兵印度。
爲了補充華人人口，到東王沙孫徵淇的統治時期，呆迷兒帝國不僅開始從阿薩姆和下緬甸一帶的土著中選拔精英，拔擢入華人階層，而且還屢屢出兵攻打暹羅和干涉安南內戰，又同延平公司在南洋爭霸，來獲取華人移民補充。
早在孫可望初建呆迷兒帝國時期，經歷過晚明連年戰爭的孫可望，就效仿滿洲八旗的制度，在印度建立了相似的五行旗制度。
五行旗分爲華人五行、山南五行（即阿薩姆和緬甸地區的土著）、山北五行（即來自中亞的部落騎兵）、海外五行（即來自西洋地區的殖民者）、印度五行（即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回回精英）。
每一五行，按照金木水火土分爲五旗編制，由孫可望父子身邊的親信，以及較早歸附呆迷兒帝國的地方大貴族出任各旗旗主。
五行旗制度擴大了呆迷兒帝國的統治基礎，使得本來僅僅靠區區五十萬華人統治一億印度人的帝國統治秩序，擴大爲了依靠二百萬旗人統治一億印度人的體制。
但即便如此，華人人口不足，也始終是呆迷兒帝國的一大弱點。
十八世紀末，第六代東王沙正式廢除了五行旗制度，實行了普遍的帝國公民制改革，授予了全部國民完整的公民權，使得帝國的印度色彩大大加深，華人因素逐漸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