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說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爲了專門抵制和反對馬克思主義，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首先，20世紀的中國就是一個各種主義橫行的時代，包含無政府主義、過激主義、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等等；而社會主義就有8種，有基爾特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王揖唐的社會主義、皇室中心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
而胡適所講的，是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爲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啓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矇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纔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纔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纔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根本不存在針對那個主義一說。
其次，不妨看一下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歷史背景。
1919年6月27日、28日，臭名昭著的安福俱樂部控制的北京《公言報》，發表《論危險思潮敬告爲政者與將帥》的長篇社論。認爲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都是“危險思潮”，“浩浩乎，滔滔乎，莫之能御”，凡是俄國“過激派”所倡導、所實行的都屬此類。於是，政客們很替北洋政府擔憂，籌謀應對之法。社論提出的第一條措施就是：“爲政者與將帥宜究心社會主義也”，既不要回避，也不要畏而遠之，而“宜人究其書，乃可言取捨，乃可言因應也”。
7月8日，王揖唐在安福俱樂部舉行的全體議員大會上發表演說，稱：“自世界潮流播及後，民生主義爲不可再緩之圖”，而安福部的政綱中，第四項就是“注重保育民生”。他認爲，中國古已有“均田均耕”等與“近世之共產主義相近”的學說，但自古也有人如孟子認爲這種學說“與中國不適”，但“此等學說，何嘗不從人民生計上著想？”於是，王揖唐提議在安福部內特別組織一個“研究會”，稱爲“民生主義研究會”。安福部公議結果，全體均贊成。次日，《公言報》以《昨日安福部之議員會———社會主義研究之組織》爲題，對這次會議作了報道，並摘要刊登了王揖唐的演說。
在當時京城熙熙攘攘的新思潮激盪中，紛紛擾擾的社會主義學說看來還是很引人關注的。王揖唐和安福部談論社會主義的言行，在當時也算是“趕時髦”，也可稱爲“蹭熱度”。這一事件頓時引起京城輿論界的熱議。
於是，胡適有感而發，於7月20日，在《每週評論》第31號發表了此文。文章開篇就揶揄王揖唐和安福俱樂部，嘲笑王揖唐們“假充時髦”的行爲。不但如此，胡適還認爲，這給了“新輿論家”一個教訓。
胡適指出：“主義”都是應時勢而產生的“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主義”都是“抽象的名詞”，任何人都可以“同用一個名詞”談“主義”，比如王揖唐之流都跟我們一樣談論社會主義，都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就成了“‘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所以，他極力反對“空談主義”，因爲：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這是極容易的，“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談外來“主義”，沒什麼用處；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很容易被無聊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
由此可見，胡適發表該文的最初誘因是安福部王揖唐也來談論“主義”了。這在他看來，無疑是空談抽象的主義帶來的大弊端，所以不得不予以糾正。而在接下來的文字中，胡適也很少涉及馬克思主義，甚至說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
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胡適又解釋說：“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裡聽見一個‘布爾扎維主義’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麼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裡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而“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 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如此所說的主義， 我並不曾輕視。” 這也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其主要地針對。
毫無疑問，胡適說的“主義”,應當也涵蓋馬克思主義。但讀原文，胡適並不一般地反對誰信奉馬克思主義，更不是誰信奉馬克思主義，就和誰過不去。他只是提出，任何主義都“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爲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啓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矇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這難道不是馬克思主義題中應有之義嗎？
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樣信奉馬克思主義，這樣的人不管把自己標榜成多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人肯定比胡適離真理更遠。
卡爾•波普爾說過，多見一隻白天鵝不能證明所有天鵝是白的，因爲只要有一隻其他顏色的天鵝出現，“天鵝皆白色”這個命題就會被推翻。既然誰也無法保證此“真理的白天鵝”可以永遠不被證僞，那麼“非真理”、“非主流”的價值就有自我嘗試的權利。換言之，人類沒有一勞永逸的真理，只有基於經驗與創造而生的源源不斷的知識，人類只能“通過知識尋求解放”。
胡適後來說，對於“新文化運動”，自己比較喜歡用“中國的文藝復興”一詞，因爲它與歐洲的文藝復興有很多相同之處：一是對新語言、新文字、自我表達新工具的需要；二是對人類解放的要求，把個人從傳統的舊風俗、舊思想和舊行爲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後來曾說：“那時我有一個主張，認爲我們要替將來中國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礎，自己應有一種禁約：不談政治，不參加政治，不與現實政治發生關係，專從文學和思想兩方面着手，做一個純粹的思想文化運動。”他在《口述自傳》中遺憾地認爲：“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可以說，胡適的這篇文章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希望對這種政治轉向有所校正。胡適在文中指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的；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詳細分析討論之後，胡適最後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爲尋着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着費心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9月，胡適將自己八年來翻譯的十篇短篇小說結集爲《短篇小說第一集》。
他的《短篇小說（第一集）》，（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民國八年十月初版，民國十七年十月便已十一版。
或許，他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可以作爲其嘗試漢語改革的一個標本。
該書共收十一篇小說和一篇論文。其中，用文言翻譯的小說有三篇，其餘是白話。論文的語言也是白話。這個比例，說明胡適當時已明顯偏向於白話寫作。
他在該書“譯者自序”中說，這些小說“不是一時譯的，所以有幾篇是用文言譯的，現在也來不及改譯了”。如果來得及，看來胡適是希望把他譯的短篇小說全部用白話文字提供給讀者。
胡適說過，他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當時國內短篇小說大概尚未脫離初學階段，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小說是什麼樣子，該怎麼寫。似乎不夠長篇的小說就是短篇小說。而且有個基本模式，諸如“某生，某處人，幼負異才， 一日，遊某園，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 ”，被胡適斥爲“濫調小說”。
胡適遺憾自己不能創作，無力做出示範，於是介紹外國名家的名著，如都德的《最後一課》、莫泊桑的《梅呂哀》、契訶夫的《一件美術品》、高爾基的《他的情人》等等，另外加上論文來做解說。
這番用心，來自胡適所感知的社會文化變遷帶來的文學體裁變化。他已經看出，“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 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 經濟 ；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
從文學自身看，世界進入現代階段，老的語言工具已經不能充分表達現代人的思想和觀念，需要尋找新的語言工具。短篇小說應是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