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評判，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指出：“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後者是“輸入學理”。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們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新雜誌與報紙，便可以看出這兩種的趨勢。在研究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1）孔教問題，（2）文學改革問題，（3）國語統一問題，（4）女子解放問題，（5）貞操問題，（6）禮教問題，（7）教育改良問題，（8）婚姻問題，（9）父子問題，（10）戲劇改良問題……等等。在輸入學理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理，和北京《晨報》，《國民公報》，《每週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廣州《民風週刊》等等雜誌所介紹的種種西洋新學說。
“爲什麼要研究問題呢？因爲我們的社會現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有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生問題的，現在因爲不能適應時勢的需要，不能使人滿意，都漸漸的變成困難的問題，不能不澈底研究，不能不考問舊日的解決法是否錯誤；如果錯了，錯在什麼地方；錯誤尋出了，可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有什麼方法可以適應現時的要求。例如孔教的問題，向來不成什麼問題；後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勢力漸漸衰微，於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勢力來恢復孔教的尊嚴；卻不知識這種高壓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種懷疑的反動。因此，民國四五年的時候，孔教會的活動最大，反對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爲問題就在這個時候。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故安福部的議員通過孔教爲修身大本的議案時，國內竟沒有人睬他們了!
“又如文學革命的問題。向來教育是少數‘讀書人’的特別權利，於大多數人是無關係的，文字的艱深不成問題。近來教育成爲全國人的公共權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漸漸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實在不適用，於是文言白話就成爲問題了。後來有人覺得單用白話做教科書是不中用的，因爲世間決沒有人情願學一種除了教科書以外便沒有用處的文字。這些人主張：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並且不配做文學的利器；若要提倡國語的教育，先須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革命的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全國教育聯合會已全體一致通過小學教科書改用國語的議案，況且用國語做文章的人也漸漸的多了，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
“爲什麼要輸入學理呢？這個大概有幾層解釋。一來呢，有些人深信中國不但缺乏炮彈兵船電報鐵路，還缺乏新思想與新學術，故他們儘量的輸入西洋近世的學說。二來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種學說，要想他傳播發展，故盡力提倡。三來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體的研究工夫，覺得翻譯現成的學說比較容易些，故樂得做這種稗販事業。四來呢，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一方面做那破壞事業，一方面做對症下藥的工夫，不但不容易，並且狠遭犯忌諱，狠容易惹禍，故不如做介紹學說的事業，借“學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過激派”的罪名，又還可以種下一點革命的種子。五來呢，研究問題的人，勢不能專就問題本身討論，不能不從那問題的意義上着想；但是問題引申到意義上去，便不能不靠許多學理做參考比較的材料，故學理的輸入往往可以幫助問題的研究。
“這五種動機雖然不同，但是多少總含有一種“評判的態度”，總表示對於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和對於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
“但是這兩三年新思潮運動的歷史應該給我們一種狠有益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這兩三年來新思潮運動的最大成績差不多全是研究問題的結果。新文學的運動便是一個最明白的例。這個道理很容易解釋。凡社會上成爲問題的問題，一定是與許多人有密切關係的。這許多人雖然不能提出什麼新解決，但是他們平時對於這個問題自然不能不注意。若有人能把這個問題的各方面都細細分析出來，加上評判的研究，指出不滿意的所在，提出新鮮的救濟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起初自然有許多人反對。但是反對便是注意的證據。便是興趣的表示。
“試看近日報紙上登的馬克思的贏餘價值論，可有反對的嗎？可有討論的嗎？沒有人討論，沒有人反對，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證據。研究問題的文章所以能發生效果，正爲所研究的問題一定是社會人生最切要的問題，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覺悟。懸空介紹一種專家學說，如“贏餘價值論”之類，除了少數專門學者之外，決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在研究問題裡面做點輸入學理的事業，或用學理來解釋問題的意義，或從學理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用這種方法來輸入學理，能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感受學理的影響。不但如此，研究問題最能使讀者漸漸的養成一種批評的態度，研究的興趣，獨立思想的習慣。十部“純粹理性的評判”，不如一點評判的態度；十篇“贏餘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十種“全民政治論”，不如一點獨立思想的習慣。
“總起來說：研究問題所以能於短時期中發生很大的效力，正因爲研究問題有這幾種好處：（1）研究社會人生切要的問題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爲問題關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對，但反對是該歡迎的，因爲反對便是興趣的表示，況且反對的討論不但給我們許多不要錢的廣告，還可使我們得討論益處，使真理格外分明；（3）因爲問題是逼人的活問題，故容易使人覺悟，容易得人信從；（4）因爲從研究問題裡面輸入的學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對於學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學理的影響；（5）因爲研究問題可以不知不覺的養成一班研究的，評判的，獨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這是這幾年新思潮運動的大教訓！我希望新思潮的領袖人物以後能瞭解這個教訓，能把全副精力貫注到研究問題上去；能把一切學理不看作天經地義，但看作研究問題的參考材料；能把一切學理應用到我們自己的種種切要問題上去；能在研究問題上面做輸入學理的工夫；能用研究問題的工夫來提倡研究問題的態度，來養成研究問題的人才。
“這是我對於新思潮運動的解釋。這也是我對於新思潮將來的趨向的希望。”
胡適在文章中，談到新思潮的運動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所持態度 ，他給的答案是“也是評判的態度”。
“分開來說，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
“盲從是評判的反面，我們既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自然要反對盲從。這是不消說的了。
“爲什麼要反對調和呢？因爲評判的態度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麼古今中外的調和。調和是社會的一種天然趨勢。人類社會有一種守舊的惰性，少數人只管趨向極端的革新，大多數人至多隻能跟你走半程路。這就是調和。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着我們來提倡。我們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數人也許勉強走三四十里。我們若先講調和，只走五十里，他們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責任只是認定“是”的一個方向走去，不要回頭講調和。社會上自然有無數懶人懦夫出來調和。
“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爲什麼要整理呢？因爲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因爲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的，故從來不講究一種學術的淵源，一種思想的前因後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因爲前人讀古書，除極少數學者以外，大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如太極圖，爻辰，先天圖，卦氣……之類，——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因爲前人對於古代的學術思想，有種種武斷的成見，有種種可笑的迷信，——如罵楊朱墨翟爲禽獸，卻尊孔丘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這叫做“整理國故”。
“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
胡適最後總結說：”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 新思潮的將來趨勢，依我個人的私見看來，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應該於研究問題之中做紹介學理的事業。
“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麼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
在胡適的倡導下，從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國故”開始流行起來。胡適身體力行，不遺餘力。他投入巨大精力進行國學研究，寫下一篇篇紮實深入的研究論文、書評、序、跋；創辦《國學季刊》，併發“宣言”；推動古史討論，擬出“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向廣大青年大力推薦……整理國故無疑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不管在史料保存與挖掘上，還是它體現的學術氛圍上，都是對我國史學發展所做出的突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