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弢齋、東海、濤齋，晚號水竹村人、石門山人、東海居士。直隸（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爲官，出生於河南省衛輝府（今衛輝市）府城曹營街寓所。
幼年喪父，母教甚嚴。雖家境貧困，其母“典當以延師教子，並自督課，且重德育”。
徐世昌回憶：說自己孩童之時，“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兩份”，母即予嚴斥：“今日如此，長大又當如何。”
其母寧可將食物扔掉，也不讓徐世昌食用。
徐世昌稍稍長大一些，每交一個朋友，他的母親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賢才，則以美食款待；否則立即訓斥並令其不再來往。
當時的世人看到他們母子非常清苦，就勸他們去依靠縣令親戚，徐母說：“託人餘蔭，罔知艱苦，無復有刻厲振興之心矣”。
族人感嘆：“汝苦心持家教子，異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歲時開始“課人兼自學，以經營薪米；十七歲因善書小楷，隨叔祖父充任縣衙文案；十八歲爲某知府治函札兼會計，以文會友；二十四歲爲準寧縣知事治理文牘”。
徐世昌早年中舉人，後中進士。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西狩，徐世昌隨行護駕，得到青睞。
加之張之洞、袁世凱又交章保薦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
在隨後的三年中，他相繼涉足清廷政務、財務、軍務、學務。光緒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科舉會試閱卷大臣，圓了徐世昌十年翰林的主考之夢。
東北三省是清朝的發祥地，對於清廷具有特殊的意義。
到徐世昌當那裡的總督前，東三省在十年之內連遭俄國、日本兩強三次大洗劫，國土大片淪喪，幾乎成了兩強的殖民地，民辦凋殘，瘡痍滿目。
爲謀挽救，光緒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載振、徐世昌（皆爲軍機大臣）赴東北全面考察，並要求對症下藥，提出解決方案。
經兩個多月數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籌東三省全局折》，洋洋十萬餘言，此時徐世昌對治理東北，已成竹在胸。
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針對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職，而轄管理民事之官，所務不同，利害亦異，隔閡既甚，牽制斯多，其終乃無一利之能興，無一弊之不出”——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確立總督一人負責制。“舉三省全部應辦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總集羣策，復以全國之力傾助車隅之地”。
設行省公署，所屬各司與督撫一起共同辦公，“事則公商，移則會畫”，簡化辦事手續，提高工作效率，從而建立起高效率決策機構和運行機制，同時也適應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強調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時，非改革無以圖存。
爲懲治腐敗，更新吏治，徐世昌還推行了一系列具體政策，付諸實施。與此同時，他還大力招賢，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實學的留學歸國人才，並向全國招攬第一流的時務人才。使東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濟濟”。
對貪.官.污.吏.則嚴厲打擊，殺一儆百。上任數月，即查清並處理案犯數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見一斑。
徐世昌督東北僅兩年，滿洲面貌煥然一新。
清廷親貴載濤言道：“自歐考陸軍歸國，經奉天（今瀋陽）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街市煥然一新，乃宿公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它省疆吏所及。還朝即力薦其值樞府焉。”
世人稱東北三省新政爲“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一直爲此而自豪。
在應對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與時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設定了外交方針。一是“以保衛主權爲第一急務”。二是“在具體交涉時，爲了在主要問題上達到我們的目的，在次要問題上讓步也許會復得必要”。
徐世昌對日本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予以堅決反擊：“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後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後人不欺。”在衛護領土主權等原則問題上據理力爭，寸土不讓。
一次，日人在圖門至六道溝九十餘里釘立木樁，暗將我國領土劃入韓界（韓界爲日侵佔）。徐世昌令吳祿貞帶人連夜拔去，並記上華名裡數，釘立標識，使日人目瞪口呆。
徐世昌任用責任心及辦事能力強，與日交涉“着爲功勞”的吳祿貞爲解決“界務問題”督辦，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蠶食中國邊境領土的陰謀及“滿洲政策”的推行。
徐在與沙俄侵略方針所進行的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同樣取得了“已無餘憾，爲之欣慰”的結果。在東北實施近代化建設，使東北開改革之先河，在推進全國近代化進程方面，確實功莫大焉。
徐世昌國學功底深厚，不但著書立言，而且研習書法。安陽袁林的墓碑“大總統袁公世凱之墓”九個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筆。工於山水松竹，如《石門山臨圖帖》等。一生編書、刻書三十餘種，如《清儒學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後人稱爲“文治總統”。
被選爲總統這年，他六十四歲。
他是北洋的元老和重臣，本身不是軍閥。在前清時代，外任總督，內握軍機，民國時代則以超然姿態爲政治上一大力量，因老成望重，而爲北方泰斗。
袁克定稱他爲活曹操。皖系在這個時候把他捧出來，只因爲他是個文人，手中沒有兵權，不會組織一個軍事集團來爭權奪利。同時由於徐世昌是超然派和元老，可以利用他籠絡直系。
段系的要角安福系首領王揖唐是徐的門人。段鬥倒馮，自己卻不願居總統之名，推徐出山。只是希望借徐世昌的名聲促成以他自己爲中心的北洋派大團結。
段祺瑞太過主觀，做事情總是憑自己的想象。他的這個打算錯得離譜，徐世昌這樣的老狐狸精式的人物，這樣的弄權專家，如何能聽任他的擺佈呢？如何會甘心做別人的傀儡和蓋印機器。
徐世昌從當選總統那天起，就十分機密地指使舊交通系領袖樑士詒、周自齊等聯合新國會中的非安福系分子，組織另外一個不公開的政治小集團，以對抗多數黨的安福系。
按說，沒等宣誓就職，就遭到吳佩孚等和南方諸將聯合起來反對，應該會使徐世昌大爲掃興，其實不然。
首先，他是主和的，樂見南北方將領聯合起來主和。其次，他當總統後要想有所作爲，必須要對壟斷北京政.府段系加以節制，正需要借用吳佩孚這樣的力量。
吳佩孚反對他就任總統，是因爲他這個總統是安福國會選出的，對他本人則給予了足夠的尊重。而對於安福國會，他未必沒有自己的看法。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徐世昌就任大總統，並發表宣言：
“世昌不敏，從政數十年矣，憂患餘生，備經世變，近年閉戶養拙，不復與聞時政。而當國勢糾紛，羣情隔閡之際，猶將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蓋平日憂國之抱，不異時賢。惟不願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當能共見。乃值改選總統之期，爲國會一致推選。屢貢悃忱，固辭不獲。念國人付託之重，責望之殷，已於本日依法就職。惟是事變紛紜，趨於極軌，我國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決時局，促進治平耳。而昌之所慮，不在弭亂之近功，而在經邦之本計。不僅囿於國家自身之計劃，而必具有將來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誠極懇之意，爲我國民正告之。
“今我國民心目之所注意，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達。則不得不訴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跡，兩者皆有困難。當日國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時機，亦何至擾攘頻年，重傷國脈？世昌以救國救民爲前提，竊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果使鬩牆知悟，休養可期，民國前途，庶幾有豸。否則息爭弭亂，徒託空言，或虞詐之相尋，至兵戎之再見，邦人既有苦兵之嘆，友邦且生厭亂之心，推原事變，必有屍其咎者。此不能不先爲全國告也。
“雖然，此第解決一時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國之圖也。立於世界而成國，必有特殊之性質，與其運用之機能。我國戶口繁殖，而生計日即凋殘；物產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適用民生主義，悉力擴張實業，乃爲目前根本之計。蓋欲使國家之長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資生。而欲國家漸躋富強，以與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國實業，日以發展。況地沃宜農，原料無虞不給，果能懋集財力，佐以外資，墾政普興；工廠林立，課其優劣，加之牖導；更以國力所及，振興教育，使國人漸有國家之觀念，與夫科學之知能，則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後，必有可觀。此立國要計，凡百有司，暨全國人民所應出全力以圖之者。……
“內政之設施，尚可視國內之能力，以爲緩急之序，其最有重要關係，而爲世界所注目者，則爲歐戰後國際上之問題。自歐戰發生以來，我國已成合縱之勢，參戰義務所在，唯力是視，詎可因循。而戰備邊防，同時並舉，兵力財力，實有未敷。因應稍疏，動關大局。然此猶第就目前情勢言之也。歐戰已將結束，世界大勢當有變遷，姑無論他人之對我如何，而當此漩渦，要當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爭既終，商戰方始，東西片壤，殆必爲企業者集目之地。我則民業未振，內政不修，長此因仍，勢成坐困，其爲危險，什百於今，故必有統治的實力，而後國家之權利乃能發展，國際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則委蛇其間，一籌莫展，國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國家存亡之關鍵，我全國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長思也。……昌一日在職，必本此以爲推行，硜硜之性，始終以之，冀以刷新國政，振拔末俗。凡我國民，亟應共勉……。”
徐世昌這一就職宣言，明確宣告，“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提出“物產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適用民生主義，悉力擴張實業，乃爲目前根本之計。蓋欲使國家之長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資生”的國策。
這些主張令人耳目一新，是很鼓舞人心的。
段祺瑞爲了實行和馮同時下野的諾言，在徐世昌就職大總統後，即請辭職，專任參戰督辦。國務總理由錢能訓代理。
徐世昌深知段祺瑞是個何等專橫之人。他更知道黎元洪和馮國璋這二位總統結局不好，歸根結底是沒有乖乖聽段的話。他當然不肯當“阿斗”，要抗拒“諸葛亮”， “阿斗”有作爲。
這需要實力，徐恰恰沒有實力。他打出了兩張牌，一個是拉曹坤吳佩孚，拉直系，一個是拉舊交通系和被段系邊緣化了的研究系。
研究系在安福國會中已受盡壓制。段祺瑞討平張勳復辟後，對新交通系極爲重用，對舊交通系則不理會。舊交通系、研究系對段都已無好感，徐拉攏這兩系，可謂是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