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卡岡似乎非常驚訝，他並沒有生氣。他和丹尼爾一起坐在他家的臥室裡，這是一個地基很高的、廉價的四居室房子，和格瓦那的其它房子並無兩樣。
在房間的一角堆滿了裝衣服的盒子，卡岡背後的牆上掛着一些傑出人物的肖像畫，緊挨着的是西牆上的一幅水彩畫，沒有陽臺，祈禱間很小，在後牆與一座草蓋成的阿拉伯房子之間。
在水彩畫的下方是一面手繪的旗幟，藍色緊握的拳頭象徵着格瓦那黨和它的傳說：遺忘意味着死亡。在旗幟的左邊是一個玻璃門的櫃子，裡面裝着二十卷猶太法典，一部猶太學者的註釋，以及猶太法規的條例。櫃子上靠着一支步槍。
烈日當空，駕車行駛在哈布隆路上真是又熱又孤單。從哈布隆到格瓦那大約七百里的路還沒有開通，走在彎彎曲曲、塵土飛揚的小路上，彷彿在地獄中一般。丹尼爾經過警衛的檢查，忍受着格瓦那人的敵對情緒，最後才進了卡岡的前門。
丹尼爾終於見到了這位領導人：五十多歲、個子矮小、外表虛弱、容易興奮，蘇格蘭威士忌般顏色的鬍子、深藍色的眼睛。他的臉頰消瘦、頭髮稀疏，他穿着一件很大的天鵝絨大衣，這遮住了他大部分的腦袋。他的衣服非常樸素——白襯衫，黑長褲，黑皮鞋，挎着一個包，輕飄飄的。丹尼爾從來都沒有看到他增加體重，無論是在照片中還是在軍隊面前。
卡岡從咖啡桌上的碗裡拿出一個青蘋果，給丹尼爾分了一半，遞到他的手上。當丹尼爾謝絕時，他便拿起水果吃了起來，這時一個傷疤很明顯地從他的上顎露了出來。他把袖子捲到胳膊肘上，露出瘦弱的前臂，下面一段被太陽曬黑了，而上面則是白的。
“一件麻煩事，”他說，用熟練的希伯來語說，“幾名阿拉伯少女被殺死了。”
“我想你就是爲了這件事來找我的。我很感激，探長。”
“真恐怖，”他重複說，“一個人的生命的消失真是一個悲劇。我們都是上帝創造的。”
丹尼爾感到他的話中帶着一種嘲弄：
“我聽說你認爲阿拉伯人是劣等民族。”
卡岡搖頭否認了：
“花言巧語。敲一頭驢子的頭以引起它的注意——這是一個古老的美國笑話。”
“我知道。”
卡岡繼續嚼着蘋果，一直嚼到了果核，他將果核嚼碎，然後吃了下去。當僅僅只剩下果梗時，他把它從嘴裡拉出來，用食指捻來捻去。
“丹尼爾，”他說，“一個古老的也門人名字。你是摩瑞-薩達姆-丹尼爾的後代嗎？”
“是的。”
“不要猶豫，我相信你是。也門人有最好的血統，是我們中間最優秀的血統。你參加彌撒嗎？”
“有時我在會堂裡祈禱，其它時候我在自己家裡做。”
“你家裡……哦，是的，當你告訴鮑勃-艾倫你是教徒時，我已經查過了，我原先認爲這只不過是政府的藉口。
我的聯繫人告訴我，你正是你所說的那種人。”
“謝謝你的信任。”丹尼爾說。
“不要沮喪，”卡岡溫和地說，“應該怨政府。四個月來他們一直想回避這個事件……我想你並不知道任何情況，是嗎？”
卡岡從碗裡拿出另一個蘋果，在空中拋着。他搖着頭說道：“猶太人是猶太人的內奸，這就是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死去的原因，不是嗎？我們應該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在世界的某個地方猶太人能夠像一個王子一樣在街上散步，而無須恐懼，無須害怕背後的刺刀。”
卡岡打住話頭。丹尼爾聽到他在喘息——活像個哮喘病人。
“丹尼爾警官，你應該保持你高貴的也門血統，而不要和那些歐洲人混雜起來。”
丹尼爾自然明白他話中的全部含義，但他卻裝作完全沒聽見一樣，說道：“我想要一份你手下的所有的成員的名單。”
“你將會得到它的。一式四份，或許更多。”
“一份最新的名單，包括每一個成員的工作和地址，以及他們的旅行及其旅行日記。”
“旅行日記，”卡岡笑了，“你太不嚴肅了。”
“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拉比。我今天開始依次和他們談話。我手下的人將在下午到達，我們將留在這兒，直到我們和所有人談完話爲止。”
“也包括孩子嗎？”卡岡挖苦說。
“成人。”
“爲什麼排除小孩子呢，警官？他們一斷奶，我們就把他們送給阿拉伯人。”卡岡張開手臂，擁抱丹尼爾，用手拍着臉頰。
“太精彩了。安全的猶太復國主義要得到讚揚。”他放下蘋果，盯着丹尼爾的眼睛：“你進行過什麼戰鬥？你看起來太年輕了。”
“你的聯繫人沒告訴你嗎？”
“沒有。”
“1967年戰爭。耶路撤冷劇院。”
“你是有特權的人。”
“1967年時你在哪兒，拉比？”
“保衛布魯克林的克容哈特街道。爲了阻止那些人搶劫猶太老婦人和偷她們的信用卡。並沒有像解放耶路撤冷者那樣受到讚揚，但是一直在堅持做。或許這兒的猶太人和美國猶太人一樣軟弱、愚蠢。”
丹尼爾看了看放在膝蓋上的幾份資料，說：“你的一些成員在警察局有記錄。你手下有什麼新成員帶有犯罪背景嗎？”
卡岡微笑着說：“我手下只有一個在警察局裡有記錄。”
“現在一些人正力圖破壞我們得之不易的和平與穩定，我們得提高警惕。”
這似乎是在侮辱卡岡。他皺了皺眉頭，再次拿起第二個蘋果，狠狠地咬了一口，以至果汁都濺到鬍鬚上了。他用紙巾擦乾，然後又問丹尼爾：
“你難道不想要些水果嗎，警官？”
“不，謝謝。”
“一個彬彬有禮的猶太人？現在我真的有些懷疑了。”
“請回答我的問題，拉比。你這兒有一些新成員有暴力史嗎？”
“我不知道，即使我將這些情況都告訴你，對你目前的工作又會有多大的幫助呢？”
“拉比，”丹尼爾說，“調查是一種方法，否則就用其他方法。如果你合作，一切都將會很順利。”
“合作。”卡岡說，似乎是學到了一個新名詞，“你參加這種調查多長時間了？”
“從一開始。”
“從一開始，”卡岡重複說，“所以，毫無疑問，你在調查期間參觀過一兩個阿拉伯人的家，而且你無疑在這些家庭裡得到過食物，阿拉伯人有友好待客的文化，對嗎？”
“拉比，卡岡……”
“等一會兒，警官。”卡岡輕柔但很堅定地說：
“你由阿拉伯人提供食物……大量的小核果、水果和種子。他們在把食物擺設出來之前也許往上面擦了一層驢肉，也許他們在食物裡唾了唾沫。但是你都笑容可掬，並且說：謝謝，先生，然後把食物全部吃完，是不是？你所受到的訓練告訴你要尊敬他們的文化……上帝不允許他們中的任何人受到冒犯，是不是？但現在你是在這兒，在我的家裡，我讓你吃水果，你都謝絕我。你是不擔心冒犯我的，如果一個猶太人受到侮辱，誰會咒罵一句呢？”
卡岡凝視着丹尼爾，等着他回答。卡岡沉默了一會，又說：“我們在這兒建立了一個可愛的猶太復國主義民主政體，不是嗎？丹尼爾-沙拉維，摩瑞-薩達姆。丹尼爾的後代？我們仇恨那些遺棄我們的人，但是卻在殘害我們的兄弟。爲什麼你在1967中戰爭中戰鬥，警官？你射擊和刺殺阿拉伯人難道不是爲了他們的自由？
因爲你給了他們很多私人權利，如醫療保險、福利，把他們當作你的小兄弟。以至他們像老鼠一樣繁殖，一直把我們擠到了地中海？或許物質主義矇蔽了你的雙眼？或許你想給孩子們買影碟機、《花花公子》雜誌、快餐館，這些異教徒們令人驚奇的禮物難道能夠給我們更大的快樂嗎？”
“拉比，”丹尼爾說，“現在是談謀殺案，而不是政治。”
“哦，”卡岡厭惡地說，“他們馴服你，使你純正的也門血統離開了你，而你竟然沒有看到這一點。”
他站起來，揹着手，朝房間走去。
“我是克利塞特的一員，我不會容忍這些胡說八道。”
“沒有誰不受正義影響，”丹尼爾說，“假如我調查到了總理，我也會坐在他的房間裡，詢問他，索要他的旅行日記。”
卡岡停下來，轉過身，望着丹尼爾。
“一般來說，我反對這種垃圾一般的談話。你是怎樣調查到我的呢？”
“我不會告訴你。但我相信你是能夠推斷出來的。”
“我認爲這是政治替罪羊。一對阿拉伯夫婦被殺害了……然後就去譴責猶太人。”
丹尼爾打開箱子，拿出菲特瑪和朱莉婭的被害現場的照片，遞給卡岡。這位格瓦那領導人拿過照片，平靜地看了一下，然後還給了丹尼爾。
“所以……”他漫不經心地說，但聲調有些乾澀。
“那正是我所反對的，拉比。”
“那是阿拉伯人在1929年乾的事，格瓦那沒有一個人會那樣做。”
卡岡搖着腿，摸了摸鬍子，抽出一卷猶太法典。
“好，好，”他說，“整個的事情都是政府策劃的，人民可不傻……你會使我成爲一個受迫害的英雄。”他舔了舔手指，開始翻書。
“現在結束了，警官。我必須學習，沒有時間花在你身上了。”他看起來很驚奇，“誰會知道呢？體在我們這兒花了這麼多時間，或許你將會出什麼事。你會看到你鑄成的大錯，現在讓我們做正確的彌撒吧！”
格瓦那成員亂糟糟地擠成一團。他在餐廳裡接見他們，這是一個水泥建築物，天花板用十幅油布蒙着，中間放着鋁桌和摺疊椅，一股熱油的氣味從廚房裡飄來。
大約一半是耶路撤冷人——大部分是更年輕的摩洛哥人和伊拉克人，一些也門人。
他們都是以前在街上浪蕩的小夥子，有一雙敏銳的眼睛，言辭咄咄逼人。美國人由於宗教原因沒有蓄鬚，並且粗魯的言談也使他們很容易被辨認出來。
鮑勃-艾倫很晚纔來，他是一箇中年人，有着灰色的捲髮，長得像灌木叢一樣的絡腮鬍子，一隻受過傷的大鼻子，和一張的股。他在耶路撒冷住了兩年，由於違反法規和襲擊他人被逮捕了三次。
他穿着一件褪色的夾克，“紐約雅克”牌T恤衫邊接着子彈夾，襯衫很緊，顯出他厚而多毛的胳膊和腆起的肚子。插在肚子旁的是一支美國造的槍，丹尼爾想這小子在模仿美國牛仔。
除了槍之外，卡岡的這位部下還帶着一把獵刀，拿着一根黑色的棒球棍，他告訴丹尼爾，和他談話感到很高興，當丹尼爾回答後，他將口音由美國語調換成英國語調。
“看看朝鮮的行動。這些就是我們行動的目標——徹底趕走阿拉伯人，這很清楚。當我回到美國時我到處戰鬥。”
“‘到處戰鬥’是什麼意思？”
艾倫眨了眨眼：“很簡單，做我自己的事，爲人民謀利益。一種很好的感覺，你懂嗎？我最後一次是在紐約布魯姆區的一場戰鬥，你聽說過這個地方嗎？我在那兒工作了五年，從沒有出過任何問題。”他購嘴一笑，揮了揮棒球棍。
“我能看一下你的刀嗎？”
“這？請相信這是真正的男人用的武器，它已經有十五個年頭了。”艾倫解下刀，遞給丹尼爾。丹尼爾把刀放在手掌上，觀看着寬闊、沉重的刀鋒，這刀非常鋒利。但是從萊維大夫告訴他的話來看，灰人並不是使用這樣的刀，他使用的刀鋒較狹窄，並且還要鈍一些，小一些……
他把刀還給艾倫。
“你有其他的刀嗎，艾倫？”
“其他的？哦，有。我從美國帶來了一箱子，但是還沒有機會使用，他們說卡利列河有一種很好的魚，是真的嗎？”
“是的。你的其他的刀呢？艾倫。”
“一把槽刀和一把刻度刀在箱子裡，還有一把瑞士軍刀，我想它們都在這兒。或許一把大刻度刀也在這兒，這兒還有我在馬里蘭州得到的一把日本劍。想知道關於槍的事嗎？”
“現在不，其他的偵探馬上就來，他們將檢查你的武器。”
“好。”艾倫笑起來，“如果我是殺死那個阿拉伯人的兇手，我就不會把刀的情況告訴你，不是嗎？我會把所有的刀都拿給你看。”
“你想做什麼，艾倫先生？”
“把它們擦亮，然後塗上油，把它們收藏起來，如果這樣能行的話。”
“你有別的事告訴我嗎？”
“你找錯地方了。格瓦那不會承認這兒有阿拉伯人的。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他們全都是游擊隊。”
接下來的是一羣女人，她們的言行是一種奇怪的無禮和奴性的混合，當丹尼爾提問後，她們毫無笑意，她們將孩子帶來，以阻止丹尼爾將人帶走。
“我要問的問題並不適合讓孩子們聽，”他告訴爲首的一個，她帶着三個小孩子，其中最大的一個女孩不超過四歲，最小的還是個嬰孩，躺在她的懷中。
“不，我想他們也應該看一看，”她說，“我堅持。”她很年輕，臉色蒼白，薄薄的嘴脣，穿着一件長袖襯衫，一直遮住了膝蓋。她的頭髮上蓋着一條白頭巾。
“爲什麼？”丹尼爾問。
“爲了讓你看看他們喜歡什麼。”
她叫着一個孩子，一個藏在父母背後的小孩。這個孩子很小，但是她的眼睛明亮、敏銳。
“你喜歡什麼，格瓦特-思特斯坦？”
“這個世界。”她掃了一下週圍，說道：
“仔細聽着，孩子，這就叫迫害，這就是猶太人的生活。”
到中午時他和第三個人談話，但沒有一個人理睬他，除了艾倫，艾倫被打破的鼻子被確認是警察乾的，當時他反抗，這是他第一次被逮捕而不是被監禁的時候，足以證明他並不是那個變態殺手。
十二點半，午餐鈴響了，房間裡的人擁人餐廳，他們找到自己的住置後，吃起了煎魚和沙拉。丹尼爾發現座位是事先安排好的。他站起來，離開大廳，正好碰見卡岡和他的妻子走了進來。
“幸運嗎？警官？”這位領導人大聲問道，“在我們裡面發現殺人狂了嗎？”
卡岡太大退了一步，似乎她丈夫開了一個可伯的玩笑。
丹尼爾不置可否地一笑，朝衛兵定去，一直走到他聽不見卡岡夫婦談話聲爲止。
在十二點四十六分時，施姆茨和克漢駕車趕到警衛處。勞孚爾想用四個偵探來詢問格瓦那人，但人手不夠，丹尼爾讓埃維從舊城區趕來，但是沒有達奧得的消息。
埃維將車停在丹尼爾的車旁。他與施姆茨走出來，穿過傾斜的小道，丹尼爾歡迎他們，給了一份格瓦那成員名單，告訴他們要檢查所有的武器，特別是鮑勃-艾倫的。
“有什麼事可以讓艾倫感興趣嗎？”施姆茨問。
“他是一個美國人，他喜歡玩槍和刀子，並且他討厭阿拉伯人。”
“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嗎？”施姆茨笑着問。
“充滿血絲，”丹尼爾說，“其他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不要玩政治遊戲，不要浪費時間。”
埃維連連點頭。
“好，讓我們開始吧，”丹尼爾說，“給勞孚爾一份報告，然後我們走。”
“勞孚爾認識我父親，”埃維說，”他認爲我是他的孩子，我則認爲他是個小人。”
“馬可斯基是幹什麼的？”丹尼爾問他。
“什麼也不是。我希望我再也不和這樣的小人玩這種遊戲。”
“這個小人早上在大廳追上我，”施姆茨說，“想知道我們調查的事，我告訴他我們纔剛剛開始，沒什麼可說的。”
丹尼爾大笑：“他對此有何感想？”
“就像一輛老汽車——氣急敗壞，哼哼直叫，像金屬摩擦的聲音——然後朝着盟洗間走了。”
兩點十三分，丹尼爾回到了耶路撤冷，在火車站附近從一個水果小販那兒買了一些水果，開車到總部去的途中吃完了它們。回到辦公室，他開始以審方名義謄寫一個與卡岡的面談要文，想要儘快地取消它，然後打電話給接線員要求與東方人取得聯繫。接線員在和東方人取得聯繫之前插話說：
“正好有你的電話，你接嗎？”
“可以。”他靜靜地等了一分鐘，便與阿費夫取得了聯繫。這個大鬍子的朱澤人，從邊境巡邏的吉普車上給他打來了電話。
“我在野外，同一些貝都因人在一起，這羣人我們在第一天早上談及過。他們向南遷移，他們發現了一個地方，對於我們偵破此案極有價值。”
他告訴了尼丹爾這個地方的準確位置——以軍事座標的形式。丹尼爾展開地圖小心而準確地找到了那個地點，從斯科普斯山脊向北三公里半。
這麼近。
“到那裡去最快的方式是什麼？”
“我開車過來，”阿費夫說，“把你帶回來，跟蹤驢子的足印前行。但是要是你先爬一千米左右，走到山坡那兒，可能會更快。從那裡可以直行。你的鞋怎麼樣？”
“我的鞋可以通過去，現在我就走——與你在那兒會合，注意那兒的情況，再會。”
“沒事，”朱澤人說，“盲人也不會讓它溜掉。”
丹尼爾放下電話，推開卷宗，叫來了施姆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