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下午七點四十三分。丹尼爾剛做完禱告，實際上，整個做禱告的過程中他的心都未能平靜下來，他一直在考慮着施姆茨和達奧得所竊取的資料。
他整理了一下思緒，開始爲晚上將召開的全體會議準備材料。這時，電話鈴響了，接線員告訴他一個名叫萬-傑爾德的先生想和他通話。
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估計是個外國人。
“他說過是關於什麼事嗎？”
“沒有。”
可能是個外國記者。不顧總部對有關屠夫案件消息的嚴密封鎖，這些記者仍試圖打聽出一鱗半爪的消息來。“記下他的電話號碼，告訴他我過一會兒給他回電話。”
丹尼爾掛斷了電話，把電話機往開推了推，但就在這時電話鈴又響了。他打算就讓它響下去，不予理睬，但他最終還是抓起了話筒。
“探長嗎？”同一個接線員，“還是那個萬-傑爾德，他說自己是個警察，是在荷蘭給你打電話，並說你肯定想和他通話，時間只能是現在——他今晚就要前往英國去度假了。”
荷蘭警察？
“讓他通話。”
“好的。”
他焦急地等待着，擔心那人會因不耐煩而拂袖而去。話筒裡“嗡嗡”之聲不斷，接線員還在操作。從施姆茨和達奧得從凱瑟琳醫院獲得的資料來看，歐洲方面可能正在縮小調查範圍。
“嗡嗡”聲消失了，接下來是一片寂靜，緊接着聽筒裡傳來一個男子雄渾、悅耳的聲音，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語。
“丹尼爾探長嗎？我是阿姆斯特丹警察局的朱伯-萬-傑爾德。”
“你好……怎麼稱呼你的職務？”
“警監。”萬-傑爾德說道，“和探長相似。”
丹尼爾很清楚，警監的級別比探長要高。朱伯-萬-傑爾德不好表現自己，本能地，丹尼爾不禁對數幹英里之外的他產生了好感。
“你好，警監。感謝你打來電話，接通電話耽擱了你的時間，真是抱歉。”
“其實是我的問題，”萬-傑爾德說道，聲音中仍充滿了喜悅之情，“我忘了提及我的警察身份，我的印象是你們在國際刑警組織的人已把我的名字告訴你們了。”
“不，很抱歉，警監，他沒有。”
“沒關係。我們應該談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嗎？今天早上，你的人給我們送了一些謀殺案的資料，其中有一些和我們這裡一樁懸而未決的謀殺案很巧合，所以我覺得應該和你們聯繫一下。我現在在休假，馬上就要啓程前往英國了，我夫人不允許再作任何的拖延，但我覺得應設法和你們取得聯繫，在我離開前應當把我們這裡的情況告訴你。”
丹尼爾又一次道謝，充滿了感激之情：“你們那樁謀殺案發生在什麼時間，警監？”“十五個月以前。”
十五個月以前。弗裡德曼正好在國際刑警組織的電腦上查閱有關情況。
“不堪啓齒，”萬-傑爾德說道，“顯然是一樁桃色謀殺。我們對這個案子一直無從下手。我們的心理顧問專家說從衆多的情況來看，這只不過是兇手一系列的謀殺案中的一件。但我們不能肯定——這種情況我們以前沒有見過。”
“我們也是。”
“但既然沒有發生第二起謀殺案，我們就有兩種考慮：要麼心理專家錯了，要麼兇手只不過是途經阿姆斯特丹，他到別處去繼續他那殘酷的娛樂去了。”
“一個旅行兇手。”丹尼爾說道，告訴了他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有關情況。
“可怕。”萬-傑爾德說道，“我曾試圖要求美國人進行合作，這些人官僚作風十足，對我們的請求不予理睬，而心理顧問專家所預測的第二起相似的謀殺案又沒有發生，這就使得我們的工作……”說到這裡，這個荷蘭人沒有繼續說下去，似有很深的負疚感。
丹尼爾不便說什麼，便保持沉默。
“我們可以檢查裝有炸彈的手提箱，”萬-傑爾德說道，“但這種恐怖活動我們卻很難對付，不是嗎？”“不錯，”丹尼爾說道，“兇手可以隨處買到殺人的兇器，即使同一件兇器反覆使用，你也很難予以查證。”
“兇手可能是個醫生？”
“這是我們的猜測。”
“也是我們的猜測，探長，有一段時間我們對這種猜測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國際刑警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國的備案記錄中，我們沒有發現類似的案件。但是在1973年的9月，在薩姆伯克——印度尼西亞南部的一個很小的島嶼上卻發生過一起幾乎完全一樣的兇殺案。你知道，印尼曾是荷蘭的殖民地。我們曾向許多舊殖民地的地方警察局諮詢過——他們每兩年將其資料送我們審閱一次。我們的一個下手就是在篩選這些資料的時候碰到這個案件的。這個案件還是懸而末結，被害者是個年僅十六歲的姑娘。”
“起初我們猜想這可能是因爲兩人都是同一民族的緣故——在阿姆斯特丹受害的女子也是個印度尼西亞人——準確點說，半個印度尼西亞人。是個妓女，名叫安簡尼特-蓋肯娜。兇手殺死她，可能是緣於某種原式的儀式或是復仇的衝動。但她的宗族和薩姆伯克並無任何關係。她的母親是印尼北方人，父親是個荷蘭人，在印尼服役期間邂逅她的母親，兩人結爲連理，並在十八年前返回了阿姆斯特丹。”
“當我讀到在那裡居然發生了一起桃色謀殺案時，我真的感到很困惑，探長。薩姆伯克確實是個很不起眼的小地方，只有沙灘和叢林，還有極少的橡膠種植園，以及幾片木薯地，也根本沒有人到那裡去旅遊，惟一的例外就是那裡曾經設立過一所名叫聖伊哥納提屋斯的醫學院。這個學校與天主教會毫無關係，它充其量也就是一所四流的學校，未被社會廣泛接受，教學設施簡陋，但收費卻極高——完全是所賺錢的學校，是一個很不謹慎的美國商人創辦的，因爲稅收問題曾和當局發生過糾紛。印尼政府在1979年關閉了這所學校，但在1978年的時候它還在正常運轉之中，學生有四百多人——絕大多數是外國人，因爲其它地方拒絕接受他們，他們纔到這樣一所破學校來，實際上也只有他們才能繳出那麼高的學費。
我設法弄到了一份七二級老師和學生的名單，然後和蓋肯娜遇害那段時間裡我們的出入境簽證記錄做了一下覈對，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發現相同的名字。”
在萬-傑爾德談話的時候，丹尼爾掏出了從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資料庫中查詢到的那份受害者名單：1971年3月，洛杉礬；1973年7月，新奧爾良；薩姆伯克案正好落在這兩個時間的中間。
“那份名錄就在你身邊嗎，警監？”
“就在我手頭上。”
“我給你念一些名字，看你的名錄上有沒有相同的。”
“好的。”
丹尼爾從頭唸到尾。
“沒有，一個也沒有。”萬-傑爾德說道，“太簡單化了，肯定沒這麼簡單，我的探長。”
“不錯。但不管怎樣我還是想親自研究一下這份名錄。”
“今天我電傳給你，怎麼樣？”
“謝謝，再告訴我一些有關你們遇害者的情況，警監。”
萬-傑爾德對發生在阿姻斯特丹的兇殺案做了一番描述：安簡尼特-蓋肯娜屍體是在一個洗魚棚內發現的，洗魚棚在該市東北郊區的一個船塢附近。
“這個地方根偏僻，”警監說道，“就在著名的紅燈區往北一點——你到過阿姆斯特丹嗎，探長？”“僅僅一次，就在去年，是暫時停留。我所見的阿姆斯特丹很美麗，但我沒有機會遊覽這座城市。不過，紅燈區我確實見過。
“每個人都見過這裡的紅燈區，”萬-傑爾德說道，語氣有點悲哀，“但是，蓋肯娜的屍體被發現的那個船塢可不是我們的旅遊景點。晚上這裡很荒涼，除了那些夜遊者，那些醉漢，幾乎投人到那裡去。這個棚子沒有上鎖——裡面除了啃剩的骨頭和一張摺疊式的桌子外什麼也沒有。她的屍體就放在這張桌子上，桌上鋪着一塊白色的牀單。身上的傷口與你們第一個受害者完全一樣。我們的法醫說她被注射過海洛因，兇手至少使用過三把刀，鋒利得和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一樣，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屍體被擦洗得出奇得乾淨——上面甚至找到擦洗過的印痕，沒有精液，也沒有血跡。擦洗屍體的肥皂是當地產的，這種品牌在我們這裡是極普通的，許多旅館就賣這種品牌的肥皂，這裡每年都有數十萬的旅館被轉讓、出售——所以罪犯留下的這惟一的一點線索幾乎毫無價值。我們曾試圖追查出牀單的買主，但失敗了。”
“她是在現場被殺害的嗎？”
“不太清楚。但是她確實是在那裡被擦洗和放血的。這棚子裡有一個大水槽，是供養魚和洗魚用的，很大，足夠容納蓋肯娜的屍體。廢水流到了海里，我們對水管進行了檢查，結果我們發現了帶有人血的魚的內臟。”
描述得十分精確、徹底，丹尼爾想，但沒什麼作用。
“我們曾對收押在審的性犯罪者和持刀行兇者進行了審查，也曾找過平時經常光顧這女孩的膘客談過，也曾問過紅燈區裡的每一個妓女和皮條客，問他們是否記得那天晚上她和誰出去的。
絕大多數人都說不知道，有幾個透露過一些情況，但經查證也純屬胡編亂造。如果我們知道兇手是個旅行殺手，就沒必要花這麼大的功夫去做這些無用功了，是嗎探長？”這個荷蘭人的聲音失去了先前的悅耳，突然間顯得很凝重，“現在你們已獲得了有關他的不少信息，我的朋友，希望我們能通力合作，逮住這魔鬼。”
“當然，我念給你聽的那些名宇，”丹尼爾說道，“任意一個在你們的出入境簽證記錄上出現了，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們都是重點懷疑對象嗎？”荷蘭人問道。
“不錯，應給予高度重視。”丹尼爾知道萬-傑爾德希望自己能多提供一些這樣的重點懷疑對象的名字，但他目前掌握的就這些，“如果你能發現這些人中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點消息，都將是非常有用的。”
“既然對於出入境簽證記錄的檢查這麼有用，我們很樂意對旅館、航空公司、公共汽車售票員，還有那些商店老闆進行調查，或許能發現一些情況。如果發現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在蓋肯娜被害的那段日子裡曾到過阿姆斯特丹，我們將給你們提供有關他的活動的最詳細的資料。我將前往英格蘭度假一週，在我離開的時候，負責和你聯繫的是彼特-比吉-德斯特德。”萬-傑爾德將他名字的拼音又唸了一遍，說道：“他也是個探長，一個責任心很強的人，如果有情況，他會馬上和你聯繫的。”
萬-傑爾德唸了遍彼特-比吉-德斯特德的直撥電話號碼，然後說道：“不管怎樣，我得去瞧一瞧白金漢宮花園的變化了！”丹尼爾不禁笑了起來：“謝謝你，警監，你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這是我的工作，”萬-傑爾德說道，他停頓了一下，“你知道，我們荷蘭人爲自己傑出的忍耐力而感到驕傲，不幸的是，這種忍耐有時被誤解爲消極和懦弱。”又停頓了一下，“讓我們捉住這個魔鬼，我的朋友，讓他明白我們對於他所犯的累累罪行是絕不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