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點十五分，丹尼爾接到來自德爾安的消息說，阿爾朱利，那個加沙的殺妻犯，已經通過了測謊器檢查。一點三十分，他用無線電同東方人進行了聯繫。老城中一切如常。
“克漢的情況怎麼樣？”他問。
“仍感覺在馬可斯基事件中自己像桶打翻了的狗屎，但他會好好幹活的。”
“達奧得和羅塞利在一起做得怎麼樣？”
大個子笑出聲來。
“有什麼笑話讓我也聽聽。”丹尼爾說。
“達奧得穿得像個癱瘓了的乞丐，整個上午都在那個十字路口哀求着施捨。他裝得如此之像，以至於一個阿拉伯警察用警棍砸着鞋底對他尖叫道別佔了大街上的空地方。”
“他感覺如阿？”
“像在地獄中，很惱火。你應該看看他，丹尼。如果有誰能從街邊的鬧談中得到些有用的東西，那就是他了。”
“替我扔一個硬幣在他的罐子裡。”丹尼爾說。
“我已經扔了。過會兒再談。”
現在兩點，施姆茨打來了電話。
“希伯倫大學考古系和自然資源管委會的人都答應儘快給我考察人員的名單。我和那位女士共進了早餐。我們尋找姨子阿米娜的請求正在被考慮中。”
“他們盡力了嗎？”
“是否會合作還在兩可之間——我迅速得到了一次早餐約見，因此他們認真對待這事。我的感覺是，如果他們能夠確保安全，會去尋找她的。問題是安曼的特工組織花了很長時間才建立——他們不會因爲類似這樣的事而動用全部力量。”
“繼續關注這事，”丹尼爾說，“如果需要施加一點壓力，讓我知道。”
“我不認爲壓力會有用，”施姆茨說，“出現了某個別的問題。我現在在德爾安貝尼森醫院中——這就是我沒能早些打電話來的原因。我接到了兩星期前我曾與之談過話的醫生的電話——眼外科醫生克里格有關於他的同事麻醉師多內的一些話要對我說。還記得去年的那場軒然大波嗎？由於那個醫生拒絕麻醉一名阿拉伯小孩而引起的。一個眼睛被劃傷了的嬰兒——在他們把他推進手術室時，那位母親開始讚美安拉會讓她的小獅子眼睛更加明亮，以後他就能朝猶太復國主義者扔石頭了。那醫生髮作了，他告訴她去她媽的，他希望那孩子瞎掉，然後大步走出了手術室。那就是多內。”
“我記起來了。某個工黨的左派成員想讓他出錢把孩子養大。”
“對——沙多夫斯基和他那慣常的什麼主義廢話。不管怎麼說，這件事兩天內就被人們給忘了——都這樣。但根據克里格的說法，多內對阿拉伯人懷有一種刻骨的仇恨。自從上次孩子事件後，他變得更好戰了，在同意進行手術前必定要審問他的阿拉伯患者，讓他們重複這樣的誓詞：他們支持以色列國並認爲亞賽爾-阿拉法特是條背信棄義的狗。如果那些人中有誰試圖和他談論被佔區的政治和醫療狀況，他就會發火——這就是多內的表現，越來越接近爆發了。此外，他是個孤獨的人，沒有結婚，反社會。克里格說有好幾次當他值夜班時，他看見多內離開醫院，鑽進他的汽車，到清晨時才穿着同樣的衣服回來，臉也沒刮過。
說這很明顯那傢伙沒睡覺，整夜都在做某件與工作無關的事情。”
“比如跟蹤然後殺人。”
“克里格是這麼想。起韌他不願意相信這點，但他越深入地去想，多內就越像我們想要找的人。當然，告訴我全部這些事他並不高興。感覺自己像個告密者。但公民的責任促使他這麼做。”
“想過這是由於他倆之間有什麼矛盾嗎？”
“可能吧。但多內聽起來實在太奇怪，值得調查一下。”
“你還知道他別的什麼事嗎？”
“他的職業記錄顯示他是兩年前從英格蘭——確切地說是蘇格蘭移居而來的移民。
原名叫鄧熱——斯爾文-鄧熱。在那邊同妻子離了婚，留了幾個孩子給她。對個人的評論稱：他精湛的醫術爲人稱道，但人很難相處。
“睡眠不足影響到了他的表現嗎？”
“還沒有，但他們一直希望他出現疏忽。他們很樂意找個藉口把他清除出去。”
“他住在什麼地方？”
“在貝塔-提克瓦。”
“不是很近。”
“是的，但利用新建的高速公路，他有充裕的時間駕車往返。誰知道，也許我們的第二個死者被害地點不在城內。一個這麼狂熱的傢伙會沉浸於宗教儀式的，做出某種象徵性的表示來。”
“他和卡岡之間有任何的聯繫嗎？”
“據克里格說，多內認爲格瓦那太溫和了。”
“好的，”丹尼爾說，“查明那兩個殺人之夜他都幹了些什麼？”
“會去做的。”
施姆茨掛上電話後，丹尼爾第二次打電話到波恩，想找到那個國際刑警組織聯絡員。一名秘書肯定地對他說，弗裡德曼先生確實收到了探長的口信，會很快做出回答。所有想推進這個問題的努力都被秘書的冷漠給擋了回來。
他收拾起自己的地圖和文件，離開了辦公室，驅車前往勞洛姆酒店。酒店的大廳中擠滿了人，旅客在櫃檯前排起了長龍，入住或等待結帳，一隊服務生隨時準備爲他們服務。
所有的免費電話都忙個不停。丹尼爾到處尋找酒店經理，結果在自動行李架附近發現了他，他正站在那裡大罵一名侍者。侍者離開後，丹尼爾走上前去，說道：“請給布魯克-伊戈爾夫婦打電話。我記不清他們的房間號了。”
經理眉毛一揚：“我可以知道關於他們的一些事嗎？”
“他們是我的朋友。”
“噢。既然這樣，不必打電話。她今早十點離開了這裡，在出租車站附近和一名金髮女子——長得不錯——一塊兒離去。他在游泳池那邊。”
“對伊戈爾印象很深刻啊。想加入警隊嗎？”
經理聳聳：“他們很容易辨認。”
丹尼爾走到了游泳池地帶——到處是穿比基尼的人和笑聲，以及碰杯的聲音。池中的水是青綠色的，不時泛起藏青色的波紋。池中只有一些小孩和一個緩慢遊着蛙泳的老人。
基恩在躺椅上睡着了，旁邊是一張帶陽傘的桌子。他一隻手放在額頭上擋着眼睛，另一隻手放在身邊。在他指尖附近的桌面上放着一瓶黑尼根酒和半杯啤酒。他穿着綠白條紋相同的游泳褲。他的腿上長滿灰色絨毛，中間還夾雜着一些斑點；他的腹部努力表現着自己，想要衝出腰帶的束縛，呈現出一片圓滑的、烏木色的波濤。
像一頭海豹，丹尼爾想。一頭雄海豹，在岩石上曬着太陽。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名女招待走上前來。他點了一杯加酸橙的可口可樂。飲料很快送了上來，他慢慢喝着，一邊看基恩睡覺。當那黑人開始活動時，他快喝得只剩下冰塊了。
臉上的手臂移動了，在黑得發亮的臉上有力摩擦了幾下。基恩的眼睛閉得更緊了一點，然後睜開，眼光聚焦到丹尼爾臉上。
“嗨。”他說，坐起來並伸出了手。
丹尼爾握了一下：“你考慮的是世界的和平問題，布魯克中尉。”
基思笑了，縮回手，從桌上扯下一條毛巾：
“我在讓自己曬得更黑。”他擦了擦額頭，然後是整張臉。“露在博物館，事實上是去聽某個關於《聖經》考古學的講座，我想勞拉和她在一起。找我有事嗎？”
“我想同聯邦調查局的人談談，基恩。我需要你的幫助。”
聽到這話，黑人站了起來。
“我以爲你永不會要我幫忙呢。”他說。
他們開車經過兩個街區到了丹尼爾家裡。勞拉留了一張紙條說薩茜在學校做實驗，要較晚纔回來；男孩們在朋友家；她同露安妮約五點回家，最遲五點半。
基恩在餐廳的桌子旁坐下，撫摩着旦亞；丹尼爾則取出了文件、地圖、鉛筆和一大疊紙。他解開電話線，把電話放在基恩旁邊，然後坐下。從紙堆中取出一張，他開始在上面寫起來，在紙的左半部草草記下了一列數字，又在每個數字旁邊做了標記。當他做完後，他把清單交給基思，後者取出一副眼鏡戴上，讀了起來。
“那個計劃很新——叫做VICAP，”基思說，“代表‘重罪犯追捕計劃’——聯邦調查局的人喜歡用略語。”
“他們也喜愛文書工作，這就是我麻煩你的原因。他們通常都延誤我們幾星期時間。”
“如果你是在辯解，我不接受它。”基思讀的時間長了一些。
“供比較的數據不多，丹尼。你那普通的性殺人犯喜歡肢解屍體——脖子，，陰部。這些年來我看得多了。”
“兩個死者之間是有區別的，”丹尼爾說，“第一個人的生殖器被割爛了，第二個的則整個被切掉。”
“是的，我明白——這樣的情況會有利於我們的工作或延誤我們，取決於他們是怎樣給計算機編程序的。如果計算機編程完全是按傷口模式來設置的，我們就輸了，因爲我們繪了他們兩套數據，減少了找出某樣和我們的死者相共同的東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他們按順序設置程序——據我所知他們不是這樣做的——給出一個先砍後割的模式，我們將得到近似得多的案例，可能會從中得到一些啓迪。”
基思繼續往下讀：“也許對屍體的清洗會成功，但即使這點也不是那麼古怪——清除證據的好辦法。絕大部分這樣的無能鬼都喜歡玩弄屍體，擺佈它，和它。1949年我們曾在洛杉礬處理過一個案子，死者名叫布萊克-達尼姬，以美貌而出名。和你那兩個人一樣，她也被擦乾淨並且血放光了。他們一直都沒找出誰幹了這事。你想讓他們追溯到多久以前？”
“能查多遠就多遠。”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文件至多記錄十年內未能解決的案子。大部分的材料都是最近的。看來這些案子在逐年增多——世界變得越來越混亂了。”
他又一次掃視了一下清單，放下了它：“好了，讓我們來聯繫吧。這裡和洛杉礬的時差是十個小時，這就是說這裡和弗吉尼亞相差七個小時——正好是晚上八點。太棒了，麥爾威爾現在還應該在那裡，替我接通吧。”丹尼爾拔了國際區號，得到的錄音信息說所有的海外線路都在使用中。他撥通了本地的接線員，幾分鐘的爭論後，得到了一條國際線路。基恩接過聽筒，撥了弗吉尼亞，然後等待。
“還沒有響鈴聲。”
“有時這得花點時間。”
黑人點點頭，用手指輕敲着話機：
“麥克威爾是個不錯的傢伙——作爲一名聯邦特工是很夠合作的了。他在調查局的辦事處掌管疑難案件，一般都在洛杉礬的辦公室裡。我們曾在一被僞造案中合作過，後來這案子——好，鈴響了。”
片刻後他就和他的同事談了起來，用一種低沉、平穩的聲音說着：
“喂，山姆嗎？我是基思-布魯克。我在中東打電話……對，你沒聽錯。在進行某種國際磋商人……對，我回來後會詳細告訴你的。不管怎樣，我要進入VICAP——特別是‘連環殺人案’資料庫。找到一些可能有國際聯繫的殺人者，然後比較被害者的傷口及被殺的方式，看看你手中的那些傢伙有沒有類似之處……不，已經表明和政治無關……—一點關係也沒有一—你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不過是想盡可能利用我們的資源來抓住一個壞蛋……是的，我知道計算機系統仍有待完善。測試流程圖有做出來嗎？……好的，我會告訴你我所知道的全部。那麼我該和誰說？……是你嗎？太糟了，我欠你一個情。手頭有筆嗎？這些就是有關參數……”
在和麥克威爾討論那張清單的過程中，他把在勞洛姆酒店的電話號碼給了對方，好讓他回話，然後捂住了話筒，說：“想用你辦公室作爲候補號碼嗎？”
“當然，”丹尼爾說，“這就是。”他寫下了兩個號碼，基恩把它們也告訴了那名聯邦調查局特工。
再一次感謝麥克威爾後，基思掛上了電話並說道：
“都解決了。兩三天，或許更長些。他們現在還沒有準備好描繪出各個連環殺人案的特點。僅僅是基本統計和數據覈對。”
“謝謝你，基恩。”
“別說這話。”
他們又一次回顧了整個案情，基思很認真地提出了一些建議，但沒有丹尼爾不曾想到過的。丹尼爾一方面爲沒有新的主意而遺憾，另一方面又覺得滿意，畢竟局外人說不出什麼有意義的話來。
三點半時他的肚子咕咕叫了起來，他這才意識到早飯和中飯都還沒吃。“餓嗎？”他問基思。
“我早就想吃了。”
他於是站起來去做奶酪三明治並煮咖啡。突然電話鈴晌了起來：司令部的一名接線員告訴他，彼思的弗裡德曼先生正在線上並威脅說如果他們三十秒內找不到丹尼爾探長的話，他就掛斷電話。
“給我接過來。”他說。
“當你離開辦公室時你應該告訴我們。”那名接線員說。他隨即接通了波恩。
“我是丹尼爾。”
“丹尼爾，這裡是弗裡德曼。我聽說你遇上麻煩了。”國際刑警組織工作人員的嗓音有些嘶啞。他說得很快，聲音也很大，就像一個在開動的火車上大聲喊着再見的人。
“我們需要某種幫助。”
“那當然沒問題。和你取得聯繫花了見鬼那麼多的時間——看來那裡投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在德國呆了兩個月那傢伙就認爲自己是個外國人了。丹尼爾忽略了無關緊要的東西，告訴他自己想要的幫助，結束談話時對他詳細描述了那些傷口。
“很慘，”弗裡德曼說，“你也想要希臘的資料嗎？”
“當然。”
“那得花些時間。”
“盡你所能吧。”
“你得搞清楚計算機中的東西在時間上是滯後的——一些我們所謂的現在的數據是一年以前的。得到任何真正最新的資料都得求助於私人電話。”
“我知道。我們的截止時間是四個禮拜以內。我會感激那些電話的。”
“是什麼讓你想到歐洲的？”
“一個外國嫌疑者的模糊的身份。”
“你說‘模糊’是什麼意思？”
“提供消息的人說是美國人，但那也可能意味着一個歐洲人。”
“是那個提供消息的人很傻還是他懷有戒心而不敢表態？”
“不得而知，她現在行蹤不明。那個身份是別人轉述的。”
“這個解釋太勉強了。”弗裡德曼說。
“如果這件案子已經偵破了，我就不會打電話找你了。”
“沒必要那麼敏感嘛。我會給你你所想要的。我想告訴你的不過是說那事聽起來很勉強。還有什麼別的事我應該瞭解嗎？”
“沒有。”
“因爲如果有的話，我得第一個獲悉。他們對我們很不滿意——德國人認爲他們那裡的所有恐怖活動都是我們的錯。給他們提供一些有意義的信息所起到的效果好比是在乎底煎鍋裡撒些油。”
“我們一旦有收穫，你肯定是第一個知道的。”丹尼爾說。他把家中的電話號碼給了那個國際刑警組織工作人員，然後掛了電話。基思在對面向他會意地笑着。
“充滿友好氛圍的閒談。”那黑人說。
“新人，”丹尼爾說，“我們彼此沒什麼交情，直到目前爲止。”
他走進廚房，灌滿咖啡壺，然後開始往麪包片中間夾黃油。基恩跟着他走進去，說：
“對你有用的人突然不在原來的位置上時那滋味總是很棒的。我曾花了整整六年的時間才同一個上尉建立起穩定的良好關係，隨即他就被一個新人給頂替了，於是所有的東西只得重新開始。”
“這些我通通都知道，”丹尼爾說着，打開了冰箱，“想要點兒芥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