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衛王飯店裡的套房一樣，丹尼爾走進勞孚爾的辦公室時想。木質牆面，金色的地毯，柔和的燈光，能看到美麗的沙漠風景。當年這個房間還是加夫瑞利的辦公室時，它裝飾得更溫暖些——堆滿了書的書架，吉迪恩美麗妻子的照片。
一個角落裡互着一隻裝滿了贗品的櫃子。錢幣，瓶瓶罐罐和護身符，和他在布爾德溫辦公室中見到的那個文物櫃很像。官僚們似乎都熱衷於這類東西。他們是想用與過去時代的英雄們建立某種虛無的聯繫來掩蓋自己的無能嗎？櫃子上方接着一張鑲在鏡框裡的巴勒斯坦地圖，像是從哪本舊書上取下來的。
自本-古裡安以來的所有首相們的簽名題字過的照片使房間蓬革生輝——暗示着主人有居於高位的朋友們。但照片上的題字語義不明，沒有一張提到勞孚爾這個名字，因而丹尼爾很想知道這些照片是屬於副警務官的，還是從某些檔案中抽出來的。
副警務官今天穿上了全套制服，坐在寬大的丹麥袖木書桌後面，喝着蘇打水。左手邊的一隻撤攬木盤子裡放了兩個玻璃杯。
“坐下。”他說。當丹尼爾坐下後，他推過去一張紙，“我們將在幾小時後把這個發佈給報界。”
聲明有兩段話，簽着今天的日期，標題爲《警方破獲斯格柏斯謀殺案和相關復仇殺人案》。
“副警務官埃維格多-勞孚爾今天宣佈，南區警察局重案組已經破獲了四天前在斯格柏斯山上發現的年輕女孩被刀捅傷致死一案。調查表明，菲特瑪-瑞斯馬威，十五歲，西爾旺村居民，系被伊薩-阿卜杜拉提夫，十九歲，德依拉難民營居民所殺。後者曾因盜竊和妨害社會的行爲遭到警方拘捕。阿卜杜拉提夫的屍體是在西爾旺村附近一處樹林中發現的，由受害者的一個哥哥安沃-瑞斯馬威，二十歲，埋在那裡。瑞斯馬威也曾被警方記錄在案，他承認爲了給其妹的名譽復仇而殺死了阿卜杜拉提夫。他目前處於警方監管之下。”
“這次調查是在探長丹尼爾-沙拉維領導下和副警務官勞孚爾監督下，由重案組的幾名探員進行的。”
公共關係學，丹尼爾想。在報紙上登出名字來。他把聲明放在桌子上。
“怎麼樣？”勞孚爾問。
“很忠於事實。”
勞孚爾喝了點蘇打水，看着瓶子，彷彿拿不定主意該不該給丹尼爾倒點，然後決定免了，說：“忠於事實。”
他向後靠在椅子背上，盯着丹尼爾，等他再說點什麼。
“是份很好的聲明，應該能讓報界高興了。”
“能讓你高興嗎，沙拉維？”
“我對這個案子還有保留意見。”
“那把刀？”
“是其中之一。”阿卜杜拉提夫的武器刀片又厚又鈍。與菲特瑪屍體上取下的傷口模型毫不相稱。
“他是個攻擊性很強的人，”勞罕爾說，“帶着不止一件武器。”
“病理學家說菲特瑪身上至少用了兩種刀，這就是說他至少帶了三把刀。如果沒有其他疑點的話，僅這一點我還是可以勉強接受的——他把殺人用的刀藏起來了或者是賣給其他人了。真正讓我心煩的是這個案子的依據：我們幾乎完全依賴於她哥哥的故事。如果去掉他告訴我們的話，就再也沒有真正的證據了。沒有阿卜杜拉提夫到斯格柏斯山上或附近的證據，沒法解釋他是怎麼上去的——爲什麼他要把她丟在那兒。從菲特瑪離開修道院到發現屍體之間至少有二十個小時，我們不知道在那段時間裡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所做的就是他把她切割開。”
“可是在哪兒做的呢？她哥哥說他買了一張去希伯倫的汽車票。女孩獨自去了其他地方。去哪兒了？此外，我們不知道他殺掉她的動機。安沃說他們幽會後分了手，並沒有產生敵意。還要考慮謀殺的特點——清洗了屍體，預謀的精細程序，梳理了頭髮，用海洛因進行麻醉。我們沒找到一點點纖維、足印或是指紋。這表明謀殺者有很高的計算和智力水平——冷酷的智慧——我們所瞭解的任何事都表明阿卜杜拉提夫不是那麼聰明的人。”
副警務官向後斜靠在椅背上，手放在頭後面，故作漫不經心地說：“說了一大通，沙拉維，歸根到底你是想爲每個細枝末節找到答案。這種態度是不現實的。”
勞孚爾等了一會，丹尼爾卻一言不發。
“你的反應過於強烈了，”副警務官說，“你的大多數反對意見可以輕易地解釋清楚，如果你考慮到阿卜杜拉提夫是個小偷，精神變態的罪犯的話——他虐待小動物，燒傷自己的外甥，割傷了他姐夫，謀殺離這些惡行還遠嗎？誰知道他爲什麼要殺了她，爲什麼要用某種方式拋掉屍體？精神病醫生不瞭解那類人，你和我也不瞭解。我們知道的只是他確實聰明———提起謀殺他就成了他媽的天才。也許他還切割過、清洗過其他女孩，只不過從沒被抓住過——難民營裡的人從來不叫我們去。也許他帶了十把刀子，是個他媽的刀子迷。他偷過工具——爲什麼不能偷刀子？至於說他在哪兒乾的，那可能是在任何地方，也許她在車站和他約會，他帶她回家，在難民營裡切割她的。”
“去希伯倫那輛汽車的司機非常肯定地說阿卜杜拉提夫在車上，而菲特瑪不在。”
勞孚爾不以爲然地搖搖頭：“一哄而上的那麼多人，還有雞鴨什麼的，他能注意到什麼？不管怎麼說，瑞斯馬威除掉他是爲這個世界做了件好事，少了一個讓我們擔心的精神病。”
“瑞斯馬威也很可能是罪犯，”丹尼爾說，“我們知道他精神不穩定。要是他殺了他們倆——出於嫉妒或者取悅他父親——然後爲了讓他的行爲更加光彩，編造了阿卜杖拉提夫的事。”
“要是。你有證據嗎？”
“我只是把這種可能性提出來作爲一個例子——”
“他妹妹被殺時，瑞斯馬威在家裡。他家的人爲他作證。”
“那還有待證實。”丹尼爾說，安沃的供詞把他從怪物變成了家族英雄，整個瑞斯馬威家族遊行到俄國處的前大門、在監獄門口大大地表現了一番他們的團結一致。父親捶着胸口，主動提出用自己的老命換回他那“勇敢、幸運的兒子”的性命。
“不管怎麼證實，這些都是真實的，沙拉維，即使不在現場的說法是假的，你也不可能讓他們改口的。所以證實不證實又有什麼意義？你去追着一夥阿拉伯人問，而讓報界追在我們屁股後面？另外，瑞斯馬威也不會被放出來，他會被關在拉姆勒，不與其他人接觸。”勞翠爾搓着兩隻手，“一石二鳥。”
“不會關很久的，”丹尼爾說，“罪名可能會減輕爲自衛。再加上精神病史和文化方面的因素都可能減輕他的判決。他可能幾年以後就能在大街上轉悠了。”
“‘可能’，‘也許’，”勞孚爾說，“那是起訴官的事。同時我們還要在現有事實的基礎上進一步工作。”
他“唏哩嘩啦”地挪開一些紙，將蘇打水倒在一隻杯子裡，遞給丹尼爾。
“不，謝謝。”
勞孚爾對這個拒絕的反應就像有人在他臉上煽了一記耳光一樣。
“沙拉維，”他嚴厲地說，“在幾天時間裡一件重大殺人案得以破獲，而你坐在那兒看上去像什麼人死了似的。”
丹尼爾回視着他，在他選用的字眼中尋找着嘲諷的意圖，心裡知道他只是開了一個無味的玩笑，只含有些氣惱的情緒。是操練教官對走錯步法的士兵的惱恨。
“別再找那些不存在的問題了。”
“聽你的，勞孚爾。”
勞孚爾啜着雙頰，鬆弛的肌肉隨着他的呼吸一下一下顫動着。
“我知道，”他說，“你的人從阿拉伯半島徒步穿過沙漠的事蹟。可今天我們有飛機了，沒有理由用最難的方法去做一件事。”
他拿起給新聞界的聲明，簽上名字的開頭字母，告訴丹尼爾他可以走了。等他走到門口握住門把手時，又說：“還有件事。我讀瑞斯馬威的逮捕記錄——第一次逮捕，掐那妓女脖子的事。這件事發生在灰人案之前，對吧？”
丹尼爾知道他接下來要說什麼了。
“兩年多以前。”
“就重案調查而言，那並不算長，有沒有把瑞斯馬威和灰人一案聯繫起來審問過？”
“我昨天問過他了。他否認與那個案子有任何聯繫，說除了和那妓女的事以外，他從未在夜裡出過門。他家人會爲他作證的——無可辯駁的不在現場的證明。正如你剛提到的。”
“但原先並沒問過他吧？在初次調查時？”
“沒有。”
“我能問問爲什麼嗎？”
他也問過自己同樣的問題。
“那時我們只查問了判過刑的性罪犯。他的案子未經審判就取消了。”
“這會讓人懷疑，”勞孚爾說，“還有多少人漏網了。”
丹尼爾什麼也沒說，知道任何回答聽起來都顯得油腔滑調，像在爲自己辯白。
“既然斯格柏斯案已經真相大白，”副警務官接着說，“就有時間返返工——檢查一下那些案卷，看看還漏掉了些什麼。”
“我已經開始做了，塔特-尼查夫。”
“日安，沙拉維。祝賀你破了這件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