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海南本地人姓楊，老婆是唱瓊劇的，他居然在此期間把山西來的女秘書搞掂了。信用社辦成了，跟老牟沒關係；那個女秘書也離開老牟跑到海南和姓楊的一起裹着做信用社。老牟那個氣呀，因爲姓楊的騙了他的錢拐了他的人。他發誓要把這人弄進去，後來真的弄進去了，南德小姐流落街頭，我們正好辦公司，就暫時收留了她；後來不知道她去了哪裡。
倒飛機時，有一夥人就想“兵變”，計劃把所有相關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連夜把那些人抓起來捆在地下室裡。所以我們當初的判斷是對的，如果我們“兵諫”，估計也被捆起來了。老牟不論開大會開小會，從來沒人主持。講臺上放一張小方桌，他拿個大茶缸子坐下，講完就散會。不聽大家說什麼，他講過癮了就行。
老牟早上堅持在玉淵潭冬泳，且博覽羣書，我們離開南德前，有一次他過生日，我和功權還湊錢買了一套《資治通鑑》送給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結、江湖大哥、民間智慧、合理的商業想象力，以及我們有限的體制空間，塑造出牟其中這樣一個形象，現在沒有此類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個階段改變自己，適應環境，不斷改變行爲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環境改變人不變，會死得很快。
我也是被蓋上時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裡，我現在是資本家的工作崗位，無產階級社會理想，流氓無產者生活習氣，傳統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也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
範哈兒與張少傑
我有一個朋友叫張少傑，是上世紀80年代很有影響的經濟學家。90年代初他也一度下海經商，下海之初，我把他介紹給牟其中。有一段時間，張少傑在牟其中那兒當門客，每天吃火鍋，聊天，覺得特別不過癮，就想自己去做。他託我跟老牟說項，希望老牟給點兒錢，讓他自己做一個諮詢公司。我跟牟其中談了以後，牟其中就很爽快，滿口答應，而且通過我轉告他，說可以給20萬塊錢，支持他去做一個諮詢公司。當時張少傑是要跟勞元一合作（勞元一現在是第一上海中心的老闆，“文革”時候的上海風雲人物）。當我把牟其中的想法告訴少傑時，他非常不高興，說這太小看人了。他當時自我感覺非常好，很牛×的，知名度不亞於現在的張維迎，覺得老牟纔給20萬，太低看他了，好像打發一個叫花子，所以很想不通。後來我告訴老牟，老牟就說：“他不會做生意，你叫他來，我跟他說。”那時候南德的火鍋算是一個招牌，所以就叫張少傑來吃火鍋，很隨意，吃完了就神侃，最後牟其中跟張少傑說：“20萬起家開一個諮詢公司已經很多了，要是我來做的話10萬就夠了，我考慮到你不大會做事，還多加了10萬呢。”張少傑爲難地說：“怎麼做？租個辦公室這點錢就都沒有了。”老牟說：“你這個傢伙不會做事，這樣子，我告訴你怎麼賺錢，20萬足夠了。”少傑好奇地問：“那你怎麼做？”老牟說：“你到上海打聽一下哪兒最貴？是不是國際飯店最貴？你去最貴的那個地方的頂層，就在那兒請客，請上海最牛的人，把這20萬請完，花完，你至少能賺200萬。”少傑說：“這不可能吧?！”老牟說：“你不信！我告訴你，最重要的不是說你有多少錢，而是別人認爲你有多少錢。”這挺有意思的，相當於我們現在說，你一定要讓投資者、讓客戶對你有信心。他當時就說：“你口袋裡有多少錢沒有人知道，但是別人認爲你有多少錢就會給你多少錢的機會。所以如果在那個地方把這20萬花完，請最牛的人全都吃個遍，那整個上海就都認爲你是最有實力的，很多有錢人就跑來跟你打交道，跟你做事情，最後你就會有錢了。”張少傑聽了還是將信將疑，覺得這有點兒不靠譜，像壞人矇事兒。老牟說：“讀書人跟做生意的就是不一樣，好，我再跟你講一個故事。”
老牟講的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抗戰時期的一個故事。當時四川有個軍閥叫範紹增，就是傻子軍長範哈兒。範哈兒那時在四川很落魄，於是就搖個船到上海，船靠碼頭時，吆喝一羣挑夫上船挑大籮筐，筐裡頭是紅紙包着的一卷一卷像錢一樣的東西，挑夫們肩上的扁擔嘎吱嘎吱直顫，說明這個筐特別沉，錢特別多。於是上海灘的人都知道範軍長來了，錢太多了，挑得挑夫腰桿都要斷了。所有的人都特別喜歡他，大家都願意跟他結交，他就在一些豪華地方吃喝玩樂，今兒向這個借5萬、明兒跟那個挪6萬。
因爲都是特有錢的人在一塊兒混，大家都覺得沒事兒：老範家這麼多錢，藏着好幾大籮筐呢！所以沒人着急跟他要。就這麼在上海灘折騰了好幾個月，所有人都知道這傢伙有錢，尤其是他那一屋子卸下來的大洋壓根就沒動過。過了一段時間，範軍長突然不見了，所有借過錢給他的人都急了，就把他的房子給圍了，圍了以後就把那些筐都搶了，最後把那些紅紙包打開一看，全都傻眼了，原來全都是青岡木。青岡木特別沉，一節一節的都用紅紙包着，看上去就像現大洋一樣。而範哈兒則拿着從上海忽悠的一大筆錢回四川折騰去了。老牟對少傑說：“你一定得讓人家認爲你有錢，才能獲得成功。”後來，我也專門看了一些範軍長的故事，還真有這麼回事兒。
其實範軍長還有一個類似的故事。當時也是爲了籌集軍餉，他曾經住進上海的長三堂子，就是上海的妓院最集中的紅燈區，然後找最火的小姐（頭牌），每天都去。他那時候抽大煙，抽大煙要拿個竹籤子挑煙燈，撥亮燈芯；這個範大爺每次不是拿竹籤，而是拿一張最大的錢票兒，把錢搓成一個紙籤子來挑煙燈，挑完了就把錢扔了。這個事被頭牌小姐拿出去顯擺，到處嚷嚷：範大爺挑個煙燈都拿錢做籤子，實在太有錢了！於是上海灘的有錢人都知道範大爺。所以，他通過很多細節，給上海人一個很趁錢的感覺，最後卻在號稱精明人聚集的上海灘謀走了一大筆錢。
牟其中講的青岡木的故事和用錢挑煙燈的故事大同小異。他當時就是想用這個故事來啓發張少傑，教他知道什麼叫有錢，怎麼去弄錢。牟其中沒有講什麼叫商業信用、品牌之類的東西，實際上照今天的標準來看，這就是一個商業信用問題：人家都認爲你有錢了以後，你就有了商業信用了。就像李嘉誠今天要借5萬塊錢，沒有人不借給他的，他肯定能借到。但如果是一個民工突然跟你說借300塊錢，你肯定不借，你的心理差距會非常大。可見在別人心裡，建立信譽和讓別人認識你這個品牌是非常重要的。有趣的是老牟講了這個故事，但自己卻栽在了商業欺詐上；張少傑也沒能用自己的學者名聲將盛極一時的恆通集團從泥沼中救出。
老牟講到怎麼應對一些爛事和壞現象時，也給我講過兩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件事兒是說在萬縣鄉下有一個無賴，老惹事，到處招惹是非，跟人鬧糾紛，所有人都特別恨他，老想修理他，可是每當人家想要收拾他的時候，他得罪人得罪得最狠的時候，他就得癌症了。他一說得癌症了，所有人就都不惹他了，一想他都快死了，還收拾他幹什麼？這股報仇的勁兒就沒有了。老牟說這人第一次說得癌症了，別人就不招他了；可過一段又說沒死，癌症好了，又出來折騰，然後又惹上很多事，很多人又要弄他，他又說得癌症了，別人的火一下又消了。這是一個幾近黑色幽默的故事，我想在老牟內心，這樣一個故事一定也會影響到他。顯然，在與外部發生劇烈衝突的時候，示人以弱是最好的保全之策。遺憾的是，當他自己遇到很多危機的時候，他從來不得“癌症”，他的身體還老是這麼好，我想當年遭遇危機的時候，如果他真得癌症了，或者對外宣稱得癌症了，可能就會有另外一種結局。
老牟還說，萬縣另外有一個無賴，沒事就斂錢，斂錢的招數就是過生日。他們家人老是過生日，尤其是他媽生日特別多，因爲他給他媽編了很多故事，一會兒陽曆、一會兒農曆、一會兒記錯了、一會兒又補過，一年整個四五回，想方設法斂錢。他媽的事完了，還有爸爸、哥哥，反正他們家生日特別多，總是用這種方式來斂財。老牟講過許多這類民間的故事。我覺得，在那個沒有MBA案例可學的年代，作爲第一代的民營企業家，他的一些智慧，大部分來自於民間流傳的故事；這些故事很重要，會給你很多基本智慧和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識。所以，中國最早的MBA應該是牟其中所講的這些故事，牟其中反覆跟張少傑講的故事，是當時MBA的活教材。
倒飛機與放衛星
牟其中在商業上有過巨大的成功，但最終還是身陷囹圄，沒能成功到底。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發現，他的商業邏輯並不是都不成立，但是這個邏輯跟社會制度的變化節奏不夠吻合，和體制變革的邏輯是衝突的，所以他成功的概率非常小。通過牟其中的個案，我就覺得，做一件事，商業上的合理性和制度上的允許程度是直接相關的，必須有很好的配合。比如販毒，商業上也合理，但在制度上明顯不合理，或者說在社會邏輯上是根本行不通的。老牟面臨的問題就是商業邏輯和社會制度邏輯的衝突，老牟最後也敗在這個地方。倒飛機這件事情勉強成功，後來其他項目爲什麼都不成功呢？其實他每一個商業計劃，包括要炸喜馬拉雅山一個口子，商業邏輯都是對的，但這些計劃卻是爲當時的社會體制所不相容的東西。
倒飛機這件事成功了，非常簡單，這件事商業上的邏輯正好符合制度邏輯的需要，所以勉強成功了。老牟倒飛機的時候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把這個事折騰成的，而不是一開始就有一個很好的商業計劃和商業模型，然後再一步步地把它做出來，就像我們現在找風險投資那樣。在最初的時候，是一個翻譯老薛（航天部下邊的一個研究院的俄文翻譯）偶爾提起這件事情。他認爲蘇聯的“圖154”飛機還不錯，在中國應該有市場。那時，省一級航空公司非常少，四川航空公司剛成立，成立後沒有飛機，但是他們跟國家計委、國家民航局申請了一個批文，可以進口飛機。有批文可以進飛機，但他們沒錢。這時候老牟就對川航說：“我幫你們把‘圖154’飛機買進來。你沒錢，我給你錢；這飛機我賣給你，飛機到了再結賬，你給我擔保就行了。”老牟隨後就去跟俄羅斯那邊談：你把飛機給我，我給你錢，給你什麼錢呢？你那兒不是缺輕工產品嗎？我給你輕工產品作爲支付，然後你把飛機給我。俄羅斯人聽了滿口答應，要東西不要現錢。那會兒俄羅斯經濟比較緊張，只想要生活消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