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昇是“92派”這個名詞的發明者。1992年，他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同時還擔任了一本管理類雜誌《管理世界》的常務副總編。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在興致勃勃地策劃一個評價體系，想仿照美國《財富》雜誌的模型，搞一箇中國500家大企業的排行榜。就在這時，國家體改委出臺了《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陳東昇認爲這兩個“意見”的頒佈“是中國企業發生真正變革的轉折點”。他後來說：“當時想創立企業，可是不知道資本從哪兒來，有了這兩個文件後，就可以去募集資金，可以去依據一種商業模式尋找投資人來投資。”同年5月，陳東昇辭職下海了，選擇當時在國內一片空白的拍賣業，成立了嘉德拍賣公司，“那個時候就是滿腔熱血，當時都沒有拍賣的概念，除了在電視上看過，什麼都不懂。今天請教這個，明天請教那個，還去香港把拍賣過程錄下來，回家大家一起看。”很有學術素養的陳東昇相信“創新就是率先模仿”，“要做拍賣，就得像索斯比（全球最大的拍賣行），對一流企業就要跟蹤它、學習它、追隨它”。到了1996年，嘉德已經成長爲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型拍賣公司。就在這一年，陳東昇又募資創辦了泰康人壽保險公司。
民營企業的第三代，從2001年到現在，實際上進入了一個“創富時代”，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創富加速器是資本市場。這時很多公司從業務和規模上看已經不是一般的公司，它們中有許多都成爲全國乃至全球行業的領導者，一些大公司和超大公司開始出現。由於這些大公司的出現，加上資本市場的放大作用，大公司的領導者，包括股東，都變成了快速的財富聚集者。他們迅速成爲第三代商人，成爲市場經濟中民營企業的一個主導力量。比如田溯寧和他創辦的亞信公司，開啓了中國互聯網時代的創業歷史，並且成功登陸納斯達克。
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特徵就是這些代表新經濟的網絡公司，阿里巴巴上市市值達100億美元，百度的市值已超過60億美元。最近幾家房地產公司上市，就有100億美元市值。所以在這個創富的時代，民營企業在某一個行業成爲領導者已不稀奇，甚至成爲壟斷者，風光無限。像國美在家電的流通領域已成爲一個壟斷者。所以民營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創富的時代。這個時代商人的地位開始提高，商業道德成爲一個主流的價值觀。比如現在的小孩，對於做生意很接受，對於有錢也不覺得是什麼不好的事情。另外，許多人越來越成爲經濟動物，整個社會成爲一個消費社會，買房買車和高消費成爲一種時尚。
2001年以後也是陽光創業時代，市場更開放，沒有“原罪”了，社會富起來了，海外風險資本開始進入；創業者全面進入各個領域，特別是IT領域，公司治理結構比較清楚，財富開始呈現爆炸性積累，進入全球化創富時代；參與的人員結構也在變化，大量的海歸精英和本土知識青年進入，創業成爲積極的人生，財富健康化。這個時代的財富稱爲陽光財富，富豪是陽光富豪。不會有人再嫉妒別人賺了多少錢，而是羨慕。靠知識掙錢越來越成爲主流，第二代企業必須轉化，否則會死在商業技能上，這個時代需要商業人才。
民營企業的進化過程用了將近30年，幾乎每10年一個階段，最終得以完成。今天再說民營企業，早先的問題基本不存在，但未來跟政府的關係、外國資本的關係問題還在。第一階段靠爹掙錢；第二階段靠膽略掙錢；第三階段靠戰略管理、人才掙錢。靠的東西不一樣，三個時代公司的特徵和文化完全不同。市場越來越健全，第三代民營企業將佔主流，前兩代的會越來越少。面對變化，第一代要學會組織，第二代要把模糊的公司變成透明陽光的公司，才能進入第三代。第一代死在不會辦公司，第二代死在原罪沒有根治好，第三代也會死在商業技能上。
總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民營經濟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形成了三代人，每一個階段參與的人羣又不同。第一階段是邊緣人口加幹部子女；第二階段是全民經商，魚龍混雜，什麼人都下海；第三階段是創富階段，實際上最主要的是一些精英，在商場上篩選出來的行業領袖。這些人相當於來到了水泊梁山的聚義廳。一百單八將，每個人都有絕活，比如時遷偷東西是絕活，張順浪裡白條是絕活。當今大家都身懷絕技，業績不凡，匯聚一起，成爲工商界的主體和民營企業的主流。
商販、工匠與流寇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順序上來看民營企業，也很有意思。中國民營企業是伴隨着改革開放的順序從一些沿海地區開始發展的，沿海地區的地域特徵和地域文化對其也很有影響。最早的民營企業，比較集中的當然應該是在特區，主要是深圳、廣東、福建，這些地區的民營企業大部分是以貿易起家。貿易，以及由貿易帶動的簡單加工業，是珠江三角洲民營企業的一種基本形式。有趣的是，在中國的鴉片戰爭之後，開放的通商口岸也是從廣州開始的，之後沿海岸線一路北上直到寧波。那時，廣州的十三行是國內最大的貿易公司，家族靠貿易發家，成爲中國首富，並晉身全球富豪榜。所以在廣東的民營企業身上，體現出明顯的貿易文化。
貿易文化就是交易的文化。給錢就搞定，給多少錢，拿多少貨，一把一利索，錢貨兩訖，一拍兩散，貿易就是最簡單的交易。早期沿海（廣東、福建）一帶貿易企業特別多，民營企業最崇尚的就是拿錢搞掂，以至於後來“搞掂”一詞和交易文化滲透到大陸的各個方面。
另一方面，由於臨近香港，香港的製造業大量以“三來一補”形式（即“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生產”和“補償貿易”業務）在廣東、福建落地生根，這使得當地的民營企業從公司組織制度上，更多地受香港的影響。所以他們更早懂得股票，最先知道炒樓花，然後最先知道怎樣開董事會。深圳合資企業最多，那兒最早有合資企業，有三資企業，所以廣東又最先引進了所謂現代企業制度。這樣造成了廣東最先“覺醒”了私人財富的概念，也最先“覺醒”了私人消費，因此一開始大款惡性消費都是講的廣東大款。
所以民營企業一開始這三個特點，也就是說貿易文化——交易的文化，現代企業制度，以及私人財富和消費觀念，都是從廣東的民營企業發起的。也正因爲這樣，一直到現在，真正治理得好的公司，還是深圳的企業。萬科等，都是國內各行業中最大的企業，他們實際上都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
類似的好企業比如李寧、康佳、TCL等等，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但往廣東縱深裡看，有一點就很不同了。廣東內地，你看到佛山、中山，然後到番禺、清遠、粵北，這些地方的人，就更多地跟傳統文化有關了，他們較少受香港影響，更多依賴家族。這些地方出來的草根企業，幾乎絕大部分是家族企業。另外，在這些地區，最基層的地方政府，如縣政府、鎮政府，甚至村委會，都很強勢，它們孵化和扶植起一批後來很有影響的似國企實民營的企業，像容奇鎮、三水鎮，政府就是代表，科龍和健力寶就是它們的私生子。
江浙地區一向有兩種文化傳統。一種傳統是在歷史上，清朝以來的習慣，這個地方做小買賣的特別多，那犄角旮旯任誰都看不起的買賣他們都做了。浙江的許多民營企業仍然沿着這種傳統發展起來，如現在的什麼“鈕釦大王”，“打火機大王”。浙江就有很多這種小的製造業，而這些小的製造業發展成像現在講的“長尾理論”中的“長尾”，你看上去小，彙總起來就是巨量。所以這邊的民營企業有製造業的文化，是傳統的小作坊式的製造業。他們不是“三來一補”，一開始做的都是很土的小東西，他們的製造業文化中就沒有辦大企業的文化，都是做小企業、小製造業。這類小型的作坊式的製造業，幾乎百分之百採取了家族管理的方式。
浙江的另一個傳統就是從海上往外跑營銷。在歷史上，也是自清朝以來，他們一直有出海的習慣，尤其是溫州地區，國際營銷的能力很強，他們在國際營銷史上一直都是主打歐洲，所以意大利、法國，現在都是浙江人在那營銷。民生消費品當中完全放開競爭的是小商品，目前主要是江浙的企業在做。電飯煲大王、豆漿機大王、皮鞋大王、襯衫大王，他們一直有這種很好的營銷傳統。這些“大王”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從營銷起家，然後延伸到上游的製造業。
由於長期是這樣一種傳統文化，所以就悶聲發大財，基本上這樣的民營企業都不怎麼聲張，慢慢做，然後也不借錢，或者只是民間借貸，信用還很好。去溫州那些地方借錢一定要當地大佬出面。我跟他們的商會領導經常見面，聽說過那兒的信貸方式：比如在溫州有10個大哥，這10個大哥坐下來喝茶，說我們要做個事情，需要一家拿多少錢；第二天大家就把現金拎過來，籤個名就走了。這種信用關係非常好。
浙江最近有一個吳英的案子，一個20多歲的女孩集資，實際上也是這樣的，很有意思，她給抓起來了，可沒有一個人來擠兌。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當地民間的信用關係一直很發達，農村信用社一直是管理最好的。所以，浙江的民營企業是一個製造業的文化、出海營銷謀生的文化和家族管理的文化。浙江商人非常務實，吃苦耐勞。在溫州，宣傳部，包括溫州當地的商會領導都一直在講，當地企業是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千難萬險、千里迢迢，諸如此類，反正一大堆順口溜，就是講他們的民營企業的精神。
中國還有一支民營企業大軍是在海南，海南的民營企業更多的是流寇。海南最多的時候有將近兩萬家民營企業，泡沫經濟結束以後全都黃了。當時聚集到那兒的是全國各地最失意和最有夢想、最不安分的人，因爲建海南省，這些不安分的人，包括我們，全都跑過去了。當時我們就開玩笑，說到海南的全是“三不幸”女人＋愛折騰男人。“三不幸”就是不幸婚史、不幸戀史、不幸情史，失意的和愛折騰的男人女人，當時就成了海南省內市場的主體。這部分人在1993年房地產泡沫破裂以後就流散到全國了。所以他們來自於全國又迴歸各地，事實上大量的是流寇型的民營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