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老子
按照一個企業正常的發展規律，在它從無到有的創業發展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很多的成功及其延續，在歐洲就有300多年基業的企業。可畢竟絕大部分企業最終還是要走向死亡。這些企業的死亡，有一些是正常的，比如重組、併購、轉賣，或是重新被家族分掉；有一些則屬於意外死亡，比如創始人突然出現生命威脅，或鋃鐺入獄，或遭遇其他打擊而造成了企業死亡；當然還有因爲不可抗力的偶然因素，比如說“9·11”後，一時間很多保險公司、航空公司紛紛死亡。所以在企業的生命歷史上，研究企業的死亡，研究企業家對待死亡的態度，是一個角度很特殊的課題。
公司的四種死法
死亡是從一出生就開始面對和趨進的自然規律，但是人們從感情上不願涉及而儘量避免這一話題，特別是創業者，更不想探討企業的死亡。清醒的企業家是不應迴避的。
從歷史上看，企業有四種死亡的方式：
第一種，社會革命、制度變遷。比如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1947年、1948年的國營企業和一些民族資本家的企業，經過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被政府贖買或者沒收，變成了公有。所以社會革命會造成大量的企業的性質發生變化和死亡，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技術革命。當一種新技術進入快速發展期，舊技術所能支持的一些企業就不復存在了。最典型的是，當汽車興起的時候，製造馬車的企業就死亡了；當我們現在用手機的時候，傳呼機企業就死亡了；當我們用玻璃杯、紙杯和其他瓷器、陶器時，搪瓷杯就被淘汰了，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也就死亡了。技術革命不斷變化的過程會使非常多的企業死亡，這些死亡的企業，往往起因於當事人（企業家）遲鈍或不敏感，或對以往技術的偏執。最近幾十年，技術革命發展非常快，每天由於技術發展導致死亡的企業數量非常大。特別是在網絡時代，比如現在搜索手段已經很發達了，那麼原來對圖書館進行人工檢索的行業就快消失了；比如技術進步讓通信變得越來越迅速便捷，那麼過去傳統的通信方式就沒有了。技術變革本身導致企業的死亡將是經常性的和大規模的，較之第一種死亡，它不是很痛苦，而是在和平狀態下不知不覺地死去。
第三種，不可抗力和不期而至的災難。最典型的就是地震、海嘯、戰爭，這些災難會使很多企業破產，資不抵債。抵禦這種災難比較有效的是購買保險，預先做一些防範，避免死亡。最典型的是“9·11”之前世界貿易中心的運營商拉里·西爾弗斯坦的故事。世貿中心有120萬平方米的寫字樓，產權業主是紐新港務局，而承租者拉里·西爾弗斯坦擁有99年的運營權。他在“9·11”之前3個月買了一個抗恐怖主義保險，“9·11”後他獲得了保險公司的賠付，於是這個不可抗力沒有讓他垮掉。如果他沒有保險，那麼他這個企業就垮掉無疑了。
第四種，商業競爭導致的死亡。按過去的研究看，每5~7年爲一個商業週期，每一個週期都是由危機導致蕭條，然後復甦繁榮；再危機蕭條，復甦繁榮，這樣周而復始不斷循環。導致危機的最主要原因是由於供需關係的矛盾，造成了強制性的市場供求結構的調整，以及強制性的技術和固定資產更新。比如很多牛奶賣不出去，危機促使企業強制性減少奶牛場規模或製造其他奶製品，否則公司就關門了。每輪商業週期循環都將會有一半以上的企業不復存在。
在人類的商業文明歷史上，這四種方式足以讓企業死亡，而每個民營企業預防、診斷然後避免死亡的方法各有不同。
社會革命我們是沒有辦法抗拒的，但現在社會革命並不會構成我們民營企業需要防範的方面。
應對技術革命，企業必須通過保持高度的警覺性、敏感性和技術競爭上的創新能力，來適應未來的市場和不斷出現的新的產品。比如王安電腦都是大型機，可是市場上眼看小型PC機活過來，而且市場越來越好，但他拒絕變革，結果他的企業死亡了。如果他警覺敏感，能夠及時轉型，那就可以避免技術革命帶來的死亡危機。
應對自然災害，做一些預防是有必要的，但通常是防不勝防的。比如說恐怖主義保險，全世界沒幾個人買，可拉里買了，具有一定偶然性，但是總體來說還是可以做點預防。比如說我們做房地產，買防止地震的保險就很必要。
應對商業競爭，唯一的辦法就是降低負債，擴大現金流量的彈性，保持公司競爭性和財務穩健。因爲經濟危機一來，主要表現爲銀根緊張、市場萎縮、銷售收入減少。這樣帶來的實際上是一個現金週轉的問題，如果你保持足夠的現金，能夠靈活地應對市場的供求變化，減少你的負債，一般來說就能活下來。目前，技術革命、信息革命和全球化以後帶來的一個現象是，二戰以後全球性的、大的經濟危機目前沒有出現過。儘管局部東南亞經濟危機出現過，但還不是以商業週期波動。經濟學家一直在討論：現在商業週期的波動還存在不存在？早期經典的週期理論是強調信息不對稱導致供求的矛盾加劇，最後導致強制性的危機和技術革命。現在有一種理論認爲，信息在微觀上已經很對稱了，由於信息技術的發展逐漸讓信息對稱，供求矛盾實際已經很難積聚到總爆發，現在就不大會出現全局性的商業週期波動。但即使看不到危機，我們還是要注意，市場波動、商業競爭帶來的危機仍然存在。表現的方式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可能不是病來如山倒、山崩地裂，而是局部的，比如說家電業、房地產行業的波動和週期。應對商業週期波動，最好變化，這是唯一的存活之道。
與死亡爲友
死亡是人生的朋友，也是人生的導師，因爲站在終點回望通向終點的道路，會有很多感悟。我有時候去八寶山，去火化場，看到死亡，會思考很多事情，比如人生的真諦、規律和感悟。不知死，焉知生？只有在死的問題上有充分的思考，人生的終極道路才能在生的過程中更精彩地展開。我有一個朋友，在做生意之前是政府機關的一個公務員，歲數挺大才開始下海。下海前他做了一件事情，給自己修了一個墳，一有不順或陷入困境的時候，他就坐在自己的“墳”前，想着如果他死了會怎麼來看這個事情、他怎麼能不死、他不應該現在就死，埋在這裡。有時候他把這比做擡棺出征，鼓舞自己的意志，發誓說死了也要拼這一口氣。所以他在墳前有很多的想象、反省、檢討、思考。據他講，由於經常跑到自己的墓前去思考，最後他避免了很多災難：由於查案子他一共有6次被帶進去，但每次都不到一個月時間就澄清事實出來了。目前他的事業發展得很好，成爲當地很大的一個房地產企業，很多國家領導人專門去他那兒考察，總結他們的經驗；他們那裡還總結出很多社區黨委、黨支部的經驗，建了很多和諧社區。
我另外一個朋友，他母親去世得早，他跟他母親的感情非常好，他一有困惑就搬個板凳披個棉襖坐在母親的墳前去想問題，跟母親交談，談他的痛苦、談他的想法、談他想做的事情。這樣慢慢形成了習慣，最後也讓他透徹地感悟到很多人生、現世的道理，讓安息了的母親指引他來做事情。
其實，人生就是要不斷地站在終點，回過頭來追溯你走過的道路。我自己也有一次臨死的體驗。14年前，我腿上長了一個很大的紅色腫塊，被醫生診斷成癌症，迅速住進醫院，在起初半個月，我每天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裡。記得要住院的前一天，我讓司機帶着我在北京長安街、二環、三環轉，最後轉到醫院。在轉的過程中，我感覺生命是非常沉重的，所有事情都是飄忽的；突然感覺所有平時看着很重的事情、非常有分量的事情、不得不做的的方法就是保持足夠的現金流，減少負債，使你的產品能夠應對市場的快速事情、很偉大的事情都變得非常飄忽，而此時生命的存在成爲一件最重要的、最沉重的事情。在手術前的一段時間，人就開始與死亡博弈，變得既恐懼又排斥恐懼。
當時我看到一本書，專門講死刑犯在執行之前這段時間怎麼度過。因爲所有疾病、慢性病的患者對死亡的恐懼是一點點化解的，直到生命慢慢衰竭，因爲他不知道哪一天會死，不知道具體的時間，所以這個恐懼是抽象的；但死刑犯因爲知道三天以後就槍斃，這個恐懼是非常具體的。這個時候的恐懼是種讓人陷入深度的惶悚和麻木，內心會採取一種保護的機制，那就是不想它，或轉移，或幻覺，或歇斯底里。我在這段時間，死亡對我是抽象的，雖然是癌症，有可能死亡，有可能是一年，有可能是兩年。一年兩年對於一個人來說，還是很長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能做什麼？這個時候我纔開始盤點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不得不做的事情，開始一二三四排序，這個順序和健康狀態時的排序完全不一樣。
蘋果的老闆喬布斯也曾經被認爲罹患癌症，他也有一次瀕死的體驗，以致後來形成習慣，每天醒來就想，如果我明天要死，我今天要做什麼？他一直用這種方式激勵自己，把有限的時間用在做最重要的事情上。因爲當人還有大把生命的時候所覺得重要的事情，也許其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當一個人有很多時間，就會做許多不重要的事，他會認爲明天、後天、大後天都可以再去做，所以揀芝麻丟西瓜。可是，當他知道明天就會死亡的時候，今天選的一定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喬布斯總用這個方法提醒自己：假如我明天要死，這個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只有無知的人與不能勇於面對生命的人，對死亡纔會感到恐懼。聰明的人會視死亡爲親密的夥伴和仁慈的導師，任何人若要完完全全成爲一個生命力充沛而豐富的人，那麼他在有生之年，必然得與死亡結友。”這是臺灣專門研究死亡教育的一個博士黃天中說的一段話。
死亡對於活着的人更有意義，如果你能夠深刻地理解死亡，而且有死亡的體驗，你會發現平時不重視的一些道理。黃博士還講過一段話：“如果我們能視死亡爲我們人生旅途中看不見而友善的同伴，他會提醒我們，不要常把現在該做的事情拖延到明天，幫助我們每天做得更好，而且充實。”無論是前面講的這些朋友的，還是我的體會，抑或喬布斯的體會，作爲一個民營企業的領導人，除了在現實生活中奔忙、忙碌，被一些讚揚和虛榮包裹起來，也要靜下心來去和死亡對一對話，談一談心，站在死亡的角度來看一看今天的自己，究竟是不是做了最有價值的事情。
死亡的困境
一些偉大的、有價值的人在死亡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悲劇色彩和困惑，也特別值得我們關注。阿拉法特在不屈不撓奮鬥的45年中，他是蔑視死亡的，當他最後一次被以色列圍困在拉姆安拉巴解總部時，有一年多就在一個小屋子裡不能出來，沒有自由的生活。當時巴勒斯坦駐中國代表曾打電話問他：“身體怎麼樣？會不會有危險？”他的回答非常明朗，儘管有幾分憂心，但他仍然非常堅定地說：“你應該去問巴勒斯坦人民怎麼樣，他們還在血泊中爲民族獨立而奮鬥。”接下來這句話非常有意思，他說：“放心，我唯一的勝利就是我的敵人必須殺死我，但我今天還活着。”他視死如歸，從來不害怕。幾十年當中以色列特工不斷要殺他，導致他每天都要換睡覺的地方，這樣一個堅強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出現了一個非常悲劇性的情景，他突然一下就變得很衰弱，現在有人說是以色列人投了毒，他一下就犯癡呆了，然後生命開始衰竭，儘管住進了法國的一家軍方醫院接受全力搶救。這時，圍繞着巴勒斯坦的政權，巴勒斯坦組織以及他的家人，包括巴以局勢發生了許多不幸的故事。
他在上飛機前，別人一直在跟他小聲說一件事情，讓他說出銀行賬戶密碼，因爲看他已經快不行了，巴勒斯坦的錢就在他一人管理之下，而那個密碼就記在他腦子裡。大家就擔心萬一他去世了，這個錢就成瞎的了，沒法用到了，而巴勒斯坦在戰鬥中，他們需要經費，公務員還要發錢。但他沒有正面回答，上飛機前他告訴大家“我還是會回來的”。大家沒有辦法，眼睜睜看着他走了，沒有得到這個密碼。到了醫院，他的太太不斷索取這個密碼；阿巴斯到醫院看他，也希望跟他討論善後的事情，但他最後已經深度昏迷，沒有自主能力了。
以往死亡基本上有兩個特徵，一是呼吸停頓，二是心臟停止跳動，沒有血液循環、沒有呼吸，這就叫死亡了。可是現在的醫學技術可以用機械的方法，強制性電擊心臟，讓心臟跳動；另外用機器也能推動呼吸。在他深度昏迷的時候，起搏器和呼吸機如果不拔掉，就不能宣佈他的死亡；一旦拔掉，他就徹底死亡了。但是誰有權力拔掉呢？在法國只有家屬纔有放棄救治的權利，如果家屬不宣佈，不同意，這個起搏器和呼吸機管子就得一直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