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駕崩。臨死前，道光皇帝親口宣佈奕詝爲繼承人。奕詝毫無爭議地登基稱帝，改年號爲“咸豐”。“鹹”是普遍的意思，“豐”是富足的意思，“咸豐”就是“天下豐衣足食”的意思。
杜受田是奕詝能夠當上皇帝的頭號功臣。咸豐帝即位後立即提升杜受田爲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隨即調任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咸豐二年（1852年），黃河決口，山東、江淮地區受災嚴重，。杜受田頂着烈日在，前往賑災，途中觸染暑疫瘟疫，死在了工作崗位上。咸豐帝聞訊痛哭失聲，追贈杜受田爲太師大學士，諡號“文正”。杜受田靈柩返回北京的時候，咸豐皇帝親往祭奠，撫棺痛哭。之後，再也沒有漢族大臣死後被追贈爲太師大學士，可見咸豐對杜受田的感激與恩寵程度。
咸豐登基之初，與許多年輕帝王一樣，也有過銳意圖強的創舉。但是一來國家積弊日深，二來咸豐能力有限，拿不出什麼新鮮的政策方針來，執政起來無非是是新瓶裝舊酒。結果是朝政毫無改善，反而是打擊了咸豐自己的積極性。咸豐也真是苦命，剛即位，太平天國運動就爆發。這場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組織爲完善的農民起義，席捲大半中國，幾乎斷送了清王朝的統治。咸豐開始以傳統鎮壓農民起義的方式一再圍剿，又要防止漢族官僚掌握實權。結果導致太平天國運動成爲清朝弊政的總體現，成爲封建社會保守僵化、積貧積弱局面的總爆發。太平天國越剿越多，直至建立了與清朝相抗爭的政權。咸豐沒辦法，大量提拔漢族大臣參與軍務，總算是提出了一個大的政策改革。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中興名臣”都是在咸豐朝時先後登上政治舞臺。在中央朝廷中，肅順等人支持漢族大臣，協助咸豐皇帝清剿國內造反者，日益爲咸豐皇帝所倚重，形成了一大政治勢力。但咸豐和肅順等人的有限認識和政策創新都集中在傳統的國內政治領域，對於日益增加的國際交往和英法等西方大國的覬覦侵略，既看不清楚，更談不上有所反抗。
相反，無緣皇位的奕在近代歷史舞臺上的表現比身爲皇帝的咸豐要耀眼得多。
咸豐帝剛即位時，即按父親道光皇帝的遺詔，封19歲的奕爲恭親王，恩遇超過其它諸王。這可能是道光皇帝對奕這個皇位競爭失敗者的補償，也可能是希望弟弟的才能能夠輔助忠厚守舊的哥哥，匡扶大業。1852年，奕受命在內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國北伐軍由揚州進人安徽，殺入河南，直逼直隸。在危機時刻，咸豐帝打破親王不能任軍機大臣的祖制，任命奕折爲“軍機大臣上行走。”奕成爲了掌握實權的親王，威信日隆，在鎮壓太平軍北伐期間“參贊軍務，夙夜勤勞”，佈防及時，爲守衛京畿消滅北伐太平軍立了大功。
但在平息太平軍北伐之後，咸豐帝妒嫉奕的才幹，又擔慮弟弟勢力過大，就藉口奕在其母喪期間爲母爭封，禮儀失當，於1855年罷免了奕新的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已、都統等軍政要職，仍命在內廷行走。
對於日益增加的國際事務，奕興趣很大，很認真地研究近代中國政治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一些守舊的官員攻擊奕是“鬼子六”，也反映了奕“開眼看世界”的務實一面。
二
咸豐皇帝在近代史上返下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因爲他的極端無知和自閉，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發生和擴大，進而導致了北京的淪陷和圓明園的大火。
1856年2月29日，西林縣代理知縣張鳴鳳因縣府緝拿犯法徒衆與在本縣私自傳教的法國傳教士馬賴發生衝突，重刑將馬賴殺死。當法國公使查問馬賴下落時，張鳴鳳卻矢口否認，極力隱瞞馬賴傳教和被殺一事。不知是因爲西林過於偏僻，還是廣西省府官員失察，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到了1858年初還對張的話信以爲真，據此回答法國公使和上奏朝廷。
同年10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該船雖然在英國香港註冊，但是被檢查時註冊有效期已過）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干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面釋放被捕的人，並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
這兩個事件都只是幌子。英國就借所謂的“亞羅號事件”炮轟廣州，挑起戰爭。法國即藉口馬賴被殺事件，與英國組成聯軍。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英法兩國真實的侵華原因是希望進一步打開中國大門，在中國博取更大利益。在政治上，他們希望中國嚴格按照外交規則、外交條約來行事。特別是希望與清朝政府建立穩定、常駐的外交關係。對於咸豐爲首的清政府來說，依然盲目自大，堅持傳統的朝貢外交制度，只願意做小修小補。比如英國政府強烈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南京條約》的規定，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但咸豐皇帝將讓洋人進城看成可是夷夏大防的大事，拒不執行條約規定。道光皇帝和西方欽定的條約規定，中外條約滿十二年之數後，西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咸豐皇帝出爾反爾，拒絕重開談判。終於小嫌釀成大釁，引發了一場浩劫。
1858年5月，英法軍隊侵入天津城郊，並揚言要進攻北京。咸豐慌忙議和，分別與英、法訂立《天津條約》。《天津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撤離南下。咸豐事後對條約內容後悔了，尤其是不願意接見外國公使。他下令交涉取消公使駐京、內地遊歷、內江通商等條款，並不允許英法外交人員到北京換約。但英法方面不同儀變易既定條款，並堅持要在北京換約。1859年，英法公使按照條約規定，在軍艦的護送來前來天津外海要求進京換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奉了咸豐皇帝的密旨，對英法外交使團發動了襲擊，。不知外交爲何物，舉止失措的清朝政府又主動授人口實。英法兩國勃然大怒，擴大了侵華戰爭。
1860年夏天，英法聯軍屢敗清軍，兵臨通州。咸豐皇帝急了，再次與英法聯軍展開外交交涉。英法聯軍同意交涉。在與英法聯軍的談判中，清朝政府又與英法聯軍在外交禮儀上發生了糾紛（對於通商、稅則等西方關心的實質內容，清政府興趣不大）。欽差大臣、全權代表載恆要英方代表巴夏禮面見皇帝時下跪禮拜，遭到巴夏禮反對。咸豐皇帝覺得自己願意談判，接見英國使節已經是莫大的恩典了，堅持要外國人“跪拜如儀，方可許可”，談判遂告破裂。僧格林沁的軍隊遂將巴夏禮和隨團採訪的《泰晤士報》記者等一行39人截拿扣押送往京師刑部，關進“天牢”，以作爲人質。英法聯軍要求釋放使團，未果。誰知第三天，3名人質死於天牢的消息傳到軍中。（當時禁在天牢裡的人質每日沒少捱打，飲食無着，在短短25天裡，就有21人在天牢中被折磨致死。交還的屍體有的還被中國人分成了好幾塊。）英法聯軍於是做出了攻佔北京的決定。
本已弱勢的清王朝，被極端愚昧的情緒支配，結果釀成了大禍。
三
英法聯軍於1860年8月逼近天津。9月18日，怡親王載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等人拘留了英國使團巴夏禮等26名英國人和法國人13名。侵略聯軍決定向北京進攻。9月21日，清軍在八里橋戰敗，聯軍兵臨城下。咸豐皇帝決定求和。當時北京城找不出一個懂英文的人。滿清貴族中只有奕一個人願意和外國人打交道，而且也對國際問題有所認識，所以才被時刻防範着他的咸豐皇帝授予了留京應對的實權。咸豐帝逃往熱河。受命於危難之際的奕，在大兵壓境之下，代表清朝簽訂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當時的北京依然保留着政府框架，大批官員留守，京畿軍事力量仍在，都受奕節制。咸豐皇帝西逃承德，卻使自己防範的弟弟成爲了擁兵在外、自成氣候的親王集團。
1861年咸豐帝在病危時，將身後的大政是託付給肅順集團的。8月22日咸豐帝病逝，遺命肅順、載垣、端華等八人爲“贊襄政務王大臣”輔佐年幼的皇太子載淳執政，總攝朝政。
在這裡，咸豐皇帝和肅順、奕兩派政治勢力都忽視隱藏在承德的一個不簡單的女人——妃子葉赫那拉氏。咸豐死後，葉赫那拉氏被稱爲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葉赫，故稱葉赫那拉。滿洲鑲藍旗人。父惠徵，曾任安徽徽寧池廣太道道員。葉赫那拉氏是滿族八大姓氏之一，其祖先最早可追溯到五代時期的海西女真。但真正讓葉赫那拉揚名天下的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由選秀女入選咸豐後宮，在殘酷的後宮爭鬥中脫穎而出，並生下了咸豐帝唯一的兒子——載淳。咸豐在臨死時，人爲製造了權力結構的複雜性。他將自己的兩枚印章（“御賞”和“同道堂”）的作用提升。“御賞”章讓皇后慈安掌握；“同道堂”章由同治掌握，同治年幼歸慈禧掌握。咸豐規定皇帝發佈詔諭時，除了玉璽必須蓋上這兩枚章才能生效。葉赫那拉氏就是利用這枚印章開始，牽制肅順集團，聯合奕集團，發動“辛酉政變”粉墨登場，縱橫近代政治舞臺的。慈禧太后這個干政的女主，成爲了同治、光緒兩朝的實際統治者，推行了許多功過難辨的政策方針。
如果歷史能夠假設，我們假設奕被道光皇帝立爲了繼承人。奕成爲了皇帝后，極有可能實事求是地面對傳統王朝面臨的一切問題，打開國內正視世界形勢的變化（起碼不會像咸豐朝那樣的愚昧自閉）。儘管中國落後的局面不會驟然改觀，但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辛酉政變和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等爲歷代史學家所詬病的事件都不會出現了。從奕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真實表現，我們有把握確信這些推論都是會成立的。
遺憾的是，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清朝末期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道光皇帝爲後人選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