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大地各路封建割據勢力連年混戰，北方政權接連更迭，紛亂局勢造成中西方交通阻滯，政府積極拓展海外貿易關係，因此與西方的交通要道開始從中國北方轉移至東南沿海一帶。隨着南方經濟的發展，手工造船業得以發展壯大，加上漢朝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迅速，對外貿易涉及東南亞諸國，更遠至印度和歐洲等地。這一時期的貿易發展，也使得海上絲綢之路得以拓展，對因戰亂阻隔的陸上絲綢之路是有益的補充。
魏晉南北朝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連年征戰，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對外貿易通道受阻；而江南相對穩定，經濟得到深度開發。同時，南方各政權實行積極發展海外關係的政策，海上絲綢之路迅速得到發展。
漢末分三國，魏、蜀、吳均產絲綢，三國並立時正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關鍵時期。三國時期，東吳雄踞江東，孫劉聯軍曾經在赤壁大敗曹魏，這一時期東吳水軍精良，船舶製造技術純熟，已經具有相當規模。三國以降的其他南方政權東晉、宋、齊、樑、陳也一直積極發展海上貿易，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的發展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史料記載，孫吳造船業很是發達，商船數量衆多，船體龐大，龍骨質量高。造船水平的高度發達對於貿易的發展和海上絲路的形成，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這一時期，以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和東海海上絲綢之路爲主。
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始於廣州港的興起。三國時東吳在經歷了赤壁大戰後，造船業發展迅速，於是在嶺南設置廣州爲港口，隨着珠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廣州很快就取代了漢代的港口城市徐聞、合浦的地位。廣州港這時成爲珠江流域經濟的中心，與內地聯繫更爲緊密，由珠江可以抵達湘、贛、閩等地。漢代時期的徐聞、合浦兩港，因爲無內河和內地聯繫，所以吞吐大量貨物的條件逐漸不具備了，它們以前的優勢逐漸消失，衰落也就成爲必然。
到了六朝初年，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提高，使得大型船舶的建造不再是夢想，海上貿易朝更遠的遠海發展已經可行。商船在廣州港裝貨，然後直接到達東海和南海海域，不必再像以往一樣非要穿越瓊州海峽，可以直接到達東南亞和南亞各國。廣州作爲海運貿易的起點，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中心，地位逐漸被確立。在六朝的時候，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已經從南亞的印度半島，向西跨越阿拉伯海遠至波斯灣，但這一路線仍不成熟，尚未固定。阿拉伯人《古行紀》記載：中國的商船，公元三世紀中葉從廣州開始向西，
到達馬來西亞，公元四世紀到達斯里蘭卡，公元五世紀到達亞丁灣，最後到達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獨佔這一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
在南海絲綢之路形成的同時，東海航線的絲路也在發展。從中國的山東和遼東半島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貿易，是這一時期東海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形式。這條航線被稱爲“東方海上絲綢之路”，連接着中國與朝鮮、日本等國家的經濟往來和聯繫。六朝時期的都城建康（今南京）是當時南中國的政治中心，後來由於東海航線的開發及發展，它逐漸成爲東海航線的貿易中心。當時日本人和朝鮮人往來南中國一般都從建康登陸。而中國去往日本、朝鮮的商船，從建康出發，順長江而下，出長江口，沿岸北行，至山東半島，繼續北行，抵達朝鮮半島北部，或者由山東半島跨越黃海，抵達朝鮮半島南部，然後繼續南下，渡朝鮮海峽抵達日本。這條東海航線的開闢，大大縮短了中日之間貿易往來的航程，極大便利了中日之間的交流。
在南方六朝時代，民間繅絲業已經比漢朝更進了一步，開始出現了官辦絲織業，這對於中國絲綢業的發展更是極大的促進和推動。隨着六朝不斷髮展，其造船業和絲綢業的規模和水平已經大大提高，因而形成了東海和南海的海上絲綢之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對外貿易往來
魏晉南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一條是東海航線，另外一條是南海航線。東海航線主要是針對日本、朝鮮等國的貿易往來。南海航線主要是針對東南亞、南亞和中亞、西亞遠至歐洲的貿易往來。
公元232年，東吳孫權派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組織大船渡海，進行貿易往來。公元233年，東吳派遣使節出使朝鮮，高句麗國王供奉貂皮千件。公元235年，東吳孫權又遣使出使高句麗，帶去綾羅綢緞和金銀珠寶贈與高句麗國王，高句麗國王爲了答謝，回贈了上百匹良駒，但是由於出使的船還不夠大，只載回了八十匹左右。史書記載，曾有大秦商人通過交趾太守來到東吳，並提出友好交往。
南朝時，日本人終於開闢了不經朝鮮半島的南道航線，進一步便利了與南中國發展通商關係。在頻繁的中日經貿交往中，中國先進的絲織品和縫紉技術不斷被引進日本。公元469年，有漢織、吳織等織工隨倭使自浙江東渡日本。此外，公元三世紀後半葉，爲避戰亂，中國人開始大量遷徙至日本列島，這些中國移民中有不少能工巧匠，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隨之傳入日本。日本學者認爲：“這些中國先民帶來的先進的技術對日本的養蠶、絲綢事業做出過重要的貢獻。”
公元226年，東吳孫權派遣以從事朱應、中郎將康泰爲首的外交使團出
使東南亞各國，該使團途經所見所聞的有百國左右。此次使團出使，歷經十年，對於東南亞各國的政治、經濟、貿易及物產等情況有了相對的瞭解。爲此，朱應、康泰分別撰寫了《扶南異物志》和《吳時外國傳》。
公元430年，古印度遣使自海路來到南朝都城建康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史書記載：“來使說中國大皇帝若有所需，珍奇異物，悉當奉送……中國皇帝的管轄範圍，中國法令，治國之道，悉當承用。”其後，其他天竺小國等都多次遣使來華，開展朝貢貿易。到南朝梁武帝時期，古印度遣使奉獻多種香料，並上表要求希望兩國往來信使不斷。這些史料足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印海路貿易往來之頻繁。
南朝劉宋初年，印支半島的林邑國雖然也向劉宋王朝朝貢，但是同時也搶掠海上來往商船，對以海上絲綢之路進行貿易的來往商旅造成了人身威脅，嚴重阻礙中外交流。公元446年，宋文帝發兵攻討林邑，宋軍大獲全勝，這次大勝，使得劉宋政權威震海外。此戰後，南海諸國紛紛向劉宋政權稱臣，並通過海運，向劉宋進貢南海諸國的珍寶和特產。
北魏年間，波斯不但控制了中國通往中亞、西亞和大秦商隊的往來要道，而且還攫取了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海上貿易交通要道。從公元455年開始，百餘年間，波斯遣使來中國不下十餘次，此時北朝對發展與波斯的貿易關係也很重視。史書記載，域外船舶以波斯造船最爲龐大。公元530年，波斯派船抵達建康，遣使貢獻佛牙。中國傳統的絲綢、鐵器等商品開始輸入波斯，紙張出口也逐漸增加。據考古發現，在廣東的英德、曲江等地先後出土了不少古波斯王朝的銀幣，證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與波斯貿易往來也很頻繁。
古羅馬與中國貿易海陸並行，既可以由北道陸上絲綢之路通達中國北方，又可經南方海上絲綢之路通達中國南方，還可以經由緬甸西南絲綢之路深入中國西南地區。北魏洛陽城驛館裡住有不少羅馬商人。南方的廣州等地也有不少僑居的羅馬商人。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中記載：六朝時，有移居廣州的羅馬商人，闢地引種西方植物以貨賣求利。由此可見，這一時期中國與大秦的貿易往來也很是頻繁。
根據上述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迅速發展，大大促進了這一時期對外貿易的發展，加強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魏晉以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以廣州爲起點，經南海，抵達東南亞諸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駛入印度洋，遠至紅海、波斯灣。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對外貿易涉及沿岸國家達十五個之多，對唐宋時期海上交通的發展和對外貿易交流的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