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各路農民起義軍紛紛揭竿而起，形成有一定實力的軍事集團，最終由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擊敗其他各路豪強，建立大明朝，這是漢人建立的最後一個封建集權的王朝。因多方原因，明朝的對外政策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由之前的包容開放開始變得保守封閉。明朝政府對外實行海禁政策，尤其是以海上絲綢之路爲代表的對外交流路線的中斷，這是由當時的內外環境所造成的。
明朝海禁政策阻斷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
明朝的海禁政策的頒佈是由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是內外合力所爲。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由農民起義軍所建立的王朝，朱元璋本人是乞丐出身，可謂赤貧，因此他一上臺，就開始實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宋元時期由商人實行的海外貿易等商業活動受到壓制，明朝政府這一時期就開始禁止海外貿易的往來。
明朝初建，當年和朱元璋一起爭奪天下的各路軍閥被朱元璋擊敗後，有的孤懸海外勾結倭寇，同外國勢力一起隨時興兵反攻；有的盤踞沿海島嶼，拉攏朝臣培養自己的黨羽，實施內外勾結準備顛覆政權。加上明初的胡惟庸案，其中一條罪名就是私通倭寇，朱元璋擔心臣民與外國勢力聯合對大明王朝構成威脅，因此私通藩國始終是朱元璋的一塊心病，最好的辦法就是實施海禁。“國處禁海之例，始因倭夷違諭而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故欲閉絕之。”朱元璋毫不掩飾地說：“朕以海道可通外邦……苟不禁戒，則人皆惑利而陷於刑憲矣。故嘗禁其往來。”
明朝取元而代之，但是逃亡到漠北的蒙古殘餘勢力並不甘心失去中原，時時南下襲擾明王朝，這是大明朝來自北方的巨大威脅。南方自元代末葉以來，時有海上日本浪人武士襲擾中國東南海上來往的商船，甚至有些登陸上岸，對沿岸居民進行燒殺搶掠。這個自元代累積起來的頑疾，像牛皮癬一樣，屢禁不止，這是來自南方的威脅。但是相對北方的威脅來說，南方的威脅並不會造成巨大影響。朱元璋爲了全力對付蒙古殘餘力量，因此主張南防北攻。只是派大將在南方沿海駐守防衛，並未下決心剷平倭患，這也是實施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
公元1367年，朱元璋短暫實施了元朝的海外交往政策，保障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海外貿易往來。但是隨着政權的逐漸穩固，明朝從洪武年間到隆慶元年開始實施海禁政策。公元1371年，朱元璋開始頒佈一系列法令實施海禁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阻斷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往來。這些詔令非常嚴苛，嚴禁海民私通外國，嚴禁海民出海，嚴禁海民捕魚進行貿易，嚴禁中國金銀、銅錢、緞匹、兵器等物出藩，嚴禁海民與國外互市，違者皆治罪。
永樂年間，明朝廷曾短暫開放海禁，而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後，宣德年間，朝廷開始命令督察院嚴查走私通藩之罪，又開始了海禁。朝廷規定：“近歲官員軍民不知遵守，往往司造海舟，假朝廷幹辦爲名擅自下番擾害外夷或誘引爲盜，比者已有擒獲，各置重罪，爾宜申明前禁，榜諭緣海軍民，有犯者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犯人家貲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縱之弗禁者一體治罪。”儘管朝廷屢次下令實施海禁，但是民間私人海外貿易還是逐漸興盛起來，朝廷海禁收效甚微。雖然不再以政府官辦貿易進行海外往來，但是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卻發展起來了。民間海外貿易衝破重重海禁的束縛，加上明朝政府的官僚腐朽與北方戰事的吃緊，海禁政策也隨之鬆懈。
到了明朝中葉，這時候的朝廷官員開始有了要求開禁與發展海外貿易的思想。政府逐漸開放海禁，對海外來華船隻不管是官方貢舶還是商民商舶，無論有無朝廷所頒勘合，是否合乎朝貢期限，都允許進行互市、貿易往來，並且還對海外商船實行抽分制。這一時期，對外進行海外貿易往來相對寬鬆，海禁也形同虛設。
到了嘉靖年間，隨着倭寇越來越猖獗，禍患危害越來越大。此時發生了日本與明朝政府爭奪他國進貢的事件，因此朝廷對於日本產生了深深的憂慮。嘉靖政府嚴下禁海令，其海禁的深度與廣度遠遠超過了明朝的其他各個時期。這一時期，關於海禁的《嘉靖問刑條例》中有詳細的禁止下海的種種規定。到嘉靖中期，朱紈任閩浙地方官時，更是變本加厲地實行海禁，“牽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並且針對當時日益嚴重的倭患進行重大打擊，在此階段，著名的軍事家、民族英雄戚繼光領導的軍隊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是執行海禁嚴格的朱紈卻死於朝廷官員內鬥的誣陷。朱紈死後，海禁鬆弛，同時也宣告了嘉靖時期的海禁政策的失敗。
嘉靖後期，倭寇禍患基本平息，民間對海外貿易的願望逐漸高漲，隨之朝廷的海禁政策已不合時宜。社會各階層對於開放海禁，通過絲綢之路進行海外貿易的呼聲越來越高。隆慶元年，福建巡撫奏請開放海禁，並得到同意。從明朝建國開始的近二百年的海禁開始走向開放。但是，這種開放也是有限制的，並不是完全開放，海上絲綢之路並未完全暢通，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再也不復存在，明朝的海上絲綢之路盛極而衰。
鄭和七次下西洋是海上絲綢之路最後的輝煌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太子早逝，他死後皇位傳給了孫子朱允炆，史稱建文帝。後來，建文帝的四叔燕王朱棣以“靖難”之名，發兵南京，篡奪帝位。建文帝朱允炆火燒皇宮，不知所蹤。朱棣繼位稱帝，改年號爲永樂。這場政變並未對社會經濟造成很大危害，在中國南方以廣州爲首的大型海港依然很發達，在經濟獲得良好的發展之後，發展海外交通和海外貿易已經是十分迫切的事。
明成祖奪得皇位時，明朝已經建立了三十多年，經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勵精圖治，農業經濟得以恢復。在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礦冶、紡織、陶瓷、造紙、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國的絲織品、瓷器廣受一些歐洲國家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發達，對外移民增加，海上絲綢之路暢通，都爲鄭和下“西洋”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提供了較爲雄厚的物質條件。明前期國勢強盛、貿易發達，本身具有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繫，及擴大海外貿易和來往的要求，這種要求成爲一種內在驅動力。
明朝建立後，經過兩代帝王的努力，在北方把蒙古勢力驅除到漠北和西北邊緣地區，保證了中原王朝的安全。這爲鄭和下西洋堅定了政治基礎。明成祖之所以派鄭和下西洋，還在於其雄心勃勃，好大喜功。因此，他組建龐大艦隊，派鄭和對海外宣揚國威，施以珍寶向外示富。明成祖自認爲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希望萬國來朝，滿足自己大皇帝的虛榮心。再加上明朝初期，很多人對朝廷消極的海外政策深表不滿，故朝廷對外政策爲之一變，明成祖即位後便派宦官出國，召各國來朝，此舉無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派遣鄭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國外顯耀兵力，向海外各國誇示中國的富強，宣揚明朝的威德。同時明成祖還想用揚威海外來緩和國內對他武力奪取皇位的不滿。此外，明成祖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是，當年靖難之役，火燒皇宮後，並未見到建文帝的屍體，民間流傳建文帝到了海外。猜忌心重的朱棣，爲了尋找失落的建文帝，於是派船去海外尋其蹤影，以絕後患。
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七下西洋，既不同於一般的商船隊，進行海外貿易，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團，而是由封建統治者組織的兼有外交和貿易雙重任務的官方船隊。他出使西洋就是召來萬國向大明朝賀稱臣納貢，與域外小國番邦建立友好關係。他每到一處宣揚明朝國威，就宣讀皇帝詔書：明朝皇帝是奉天承運的上邦大國之君，是奉“天君”之命的旨意來管理天下，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說的去做，各國之間不可以衆欺寡，以強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他到了南洋各地，賜各國國王誥命印章，賜國王及各級官員禮物，同這些國家建立友好往來。
明成祖朱棣繼位當年，就調派浙江、福建、湖廣等五省的優秀造船工匠四百餘戶來南京龍江造船，他動員全國力量造船，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遠洋巨舶。爲了保證造船質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在書中提出，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費用支出約在白銀600萬兩，相當於當時國庫年支出的兩倍，而這還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費用。而建造和修補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兩白銀，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
僅建造修補費用就需要幾十萬兩銀子。可見當時鄭和下西洋是傾全國之力，才得以完成。
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很多外國學者稱鄭和船隊是特混艦隊，它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軍事組織進行編隊的，在當時世界上，堪稱一支實力雄厚的海上機動編隊。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這一時期的世界歷史之後，得出結論說：“明代海軍在當時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強大，甚至超過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能都無法與之匹敵。”鄭和下西洋的船隊，隨行人員衆多。有明確史料記載的人數有4次。鄭和遠洋船隊，每次下西洋人數在27000人以上。後來西方大航海時代，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的人數分別在90—150人之間、170多人和265人。通過上述對比足見鄭和下西洋時明朝的富足，同時也反映了古代社會有這種後勤保障實屬不易。
鄭和下西洋艦隊編制完整齊全，船隊由舟師、兩棲部隊、儀仗隊三個序列編制而成。舟師是艦艇部隊，基本單位爲戰船，它們被組成編隊，分別叫前營、後營、中營、左營、右營，他們負責機動和保護任務。兩棲部隊用於登陸行動，實施大規模靠岸登陸作戰。儀仗隊擔任近衛和對外交往時的儀仗禮儀，莊嚴威武，展現的是明朝海軍的精神面貌。鄭和船隊人員主要有五個部分：指揮部、航海部、外交貿易部、後勤保障部、軍事護航部。指揮部是整個船隊的中樞，對航行、外交、貿易、作戰等進行指揮決策。鄭和是欽差正使兼總指揮。航海部主要用於航海出行、修船、預測天氣等。外交貿易部主管外交禮儀，進行貿易往來，聯絡溝通。後勤保障部主要是管理財務、後勤供應、起草文書、醫療救治等。軍事護航部則負責航行安全和軍事行動。鄭和下西洋船隊編制完善、嚴密，體現了明朝海軍的強大。
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中，有五種類型的船舶。第一種叫“寶船”。據《鄭和傳》記載，鄭和航海寶船共63艘，最大的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船有四層，船上9桅可掛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啓航。它的體式巍然，巨無匹敵，一艘船可容納千人。第二種叫“馬船”。馬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第三種叫“糧船”，長二十八丈，寬十二丈。第四種叫“坐船”，長二十四丈，寬九丈四尺。第五種叫“戰船”，長十八丈，寬六丈八尺。以上所載五種類型的船，有的用於載貨，有的用於運糧，有的用於作戰，有的用於居住。種類齊全，分工細緻。
鄭和的船隊是一支以寶船爲主，其他各功能不同的船爲輔組成的規模龐大的艦隊。鄭和船隊每次出海，雲帆蔽日、浩浩蕩蕩。鄭和下西洋造如此巨大的寶船，並不完全取決於載重量的需要，而是爲了給人“巍如山丘，浮動波上”的觀感，以“耀兵異域，以示中國富強”。《明史》中有記載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盛況：公元1431年，一支兩百多艘船、兩萬七千多人的龐大船隊，從太倉劉家港南下，停泊在福州長樂縣的太平港。
公元1405年6月，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從福建長樂順風南下，直抵爪哇島。爪哇地處南洋要衝，人口稠密，物產豐富，商業發達。當時爪哇島上的國家正在內戰，其中一方戰敗，屬地被佔。鄭和船隊的人員恰好登陸到爪哇島戰敗一方的集市去做生意，被佔領軍誤認爲是馳援的人，結果登島一百七十人慘遭誤殺。鄭和部下的軍官紛紛請戰，向爪哇宣戰，給死去的官兵報仇。誤殺事件之後，爪哇王很是懼怕，早就聽說明朝的富強盛勇，於是譴使謝罪，並賠償黃金六萬兩。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師不利，而且無辜損失了一百七十名將士，雖羣情激奮，但怕一旦大開殺戒，海上絲綢之路沿岸各國誤以爲明朝此行目的在於侵略，這就達不到明成祖遣使下西洋的目的了。鄭和後來瞭解到是一場誤會，而且爪哇王認罪態度誠懇，願意賠償，鄭和也就願意順水推舟，化干戈爲玉帛，和平處理這一事件，後來稟明皇帝，明成祖決定放棄賠償，爪哇王感恩戴德，兩國從此交好和平相處。這件事的處理充分體現了鄭和是傳播和平的使者，廣播“以和爲貴”的中國傳統禮儀，傳承“四海一家”“天下爲公”的中華文明。
公元1407年，鄭和船隊回航時抵達三佛齊舊港，遭遇以陳祖義爲首的海盜團伙。這羣海盜看到鄭和大船，以爲裡面寶物肯定不少，因此心起歹念，想要洗劫鄭和的船隊。陳祖義帶着5000名海盜向鄭和船隊進行襲擊，沒承想鄭和已有準備，這羣烏合之衆哪是正規軍的對手。鄭和採用火攻，燒賊船十艘，獲賊船五艘。海盜哪有見過這種陣仗，驚慌失措，鬼哭狼嚎，四處逃竄，最後5000名海盜悉被斬殺，海盜陳祖義等賊首被生擒後，被鄭和押解進京，最後斬首示衆。
公元1407年10月，鄭和第二次下西洋，這次主要是送外國使節回國。這次出訪所到國家有現在的越南、文萊、泰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等。到達斯里蘭卡時，鄭和船隊向當地寺廟佈施了金、銀、絲絹、香油等。公元1409年2月，回航時，鄭和等官員立《佈施錫蘭山佛寺碑》，記述了所佈施之物，此碑現存科倫坡博物館。公元1409年夏，鄭和完成了第二次下西洋的任務回國。
公元1409年10月，永樂帝命令鄭和率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駛海舶四十八艘，第三次下西洋。鄭和船隊從太倉劉家港啓航，行駛路過今越南、柬埔寨、泰國、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斯里蘭卡等國。鄭和抵達馬來西亞時，奉帝命招敕，賜雙臺銀印，冠帶袍服給馬來西亞國王。馬來西亞九洲山盛產沉香，鄭和命官兵入山採香，得標本六株帶回國內。鄭和訪問斯里蘭卡時，此國國王“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被鄭和覺察，早早離開斯里蘭卡前往他國。回程時再次訪問斯里蘭卡，國王誘騙鄭和到該國，發兵五萬圍攻鄭和船隊，又伐木阻斷鄭和歸路。鄭和趁他們傾巢而出，王城空虛，帶領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襲王城，城破生擒國王和家屬若干人等。
公元1411年7月，鄭和圓滿結束第三次下西洋的航行，回國後，進獻斯里蘭卡國王給永樂帝，並陳述抓他的原委，朝臣皆認爲應該誅殺。永樂帝憐憫斯里蘭卡國王無知，釋放該國王及其家屬，賜予錦衣玉食，又命禮部商議，選其國中賢者爲王，並遣返舊國王。公元1411年，滿剌加國國王率領妻子大臣等540多人來明朝賀，朝廷賜海船回國守衛疆土。從此“海外諸番，益服天子威德”。
公元1413年11月，鄭和等奉命統軍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船四十餘艘，第四次下西洋。此次出使抵達越南時，賜予越南王王冠玉帶。公元1413年，鄭和船隊抵達蘇門答臘，得知當時僞國王竊國，鄭和奉帝命統率官兵追剿，生擒僞國王返京伏誅。這次航行，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遠行至東非肯尼亞。公元1415年8月，鄭和船隊回國。同年11月，孟加拉國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給永樂帝。
公元1417年6月，永樂帝派鄭和第五次下西洋，並前往西洋伊朗等國公幹。此次下西洋還護送今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文萊、東帝汶、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孟加拉等各國使者及宣慰使歸國。鄭和這次下西洋，得到了沿岸國家進貢的獅子、金錢豹、西馬、麒麟、長角馬、花福鹿、駱駝、鴕雞等。公元1419年8月，鄭和完成第五次遠航回國。
公元1421年3月，明成祖命令鄭和送十六國使臣回國，進行第六次下西洋。鄭和率船過南海、穿馬六甲海峽，走印度洋，最遠至今肯尼亞的蒙巴薩。公元1422年9月，鄭和船隊回國，隨船來訪的有泰國、蘇門答臘、也門等國使節。後來明成祖去世，仁宗即位，國庫空虛，於是仁宗下詔，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公元1430年，明宣宗認爲外藩多年不來大明朝貢，遂命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公元1431年，鄭和率領二萬七千餘官兵，駕駛61艘寶船，從福建長樂港出發。此次下西洋抵三十餘國，返航途中，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公元1433年4月在印度西海岸古裡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
公元1405—1433年之間的28年，鄭和七次奉旨率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遠航西洋，途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達西亞和非洲東海岸。他的航行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早92年，比麥哲倫早114年。鄭和下西洋展示
了明朝前期中國國力的強盛，中國的海軍縱橫大洋，實現了萬國朝貢，盛世直追漢唐；加強了中國與海外各國的聯繫，向海外諸國傳播了先進的中華文明，加強了東西方文明間的交流。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由海上絲綢之路完成的最後一件世界性的壯舉。
鄭和下西洋使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海禁政策得以短暫的改弦易張，推動了海外貿易發展，這一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已擴展至全球。向西由鄭和七下西洋爲代表的航線，是明朝政府組織的大規模航海活動，抵達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非洲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它是達·伽馬等地方航線和麥哲倫全球航線的先鋒代表。自此，開闢於秦漢的海上絲綢之路，經唐宋元各個時期的發展，到明代達到頂峰。鄭和遠航的成功，標誌着海上絲路發展到極盛時期。
清朝海上絲綢之路走向沒落
明朝中後期是歐洲大航海時代大發展的時期，是人類歷史上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歐洲人相繼進行全球性環海航行，特別是地理大發現，開闢了世界性海洋貿易新時代。雖然隆慶元年以後朝廷逐漸放開海禁，民間的貿易也有所發展，但是海禁對於海上絲綢之路的影響還是巨大的。很多沿海居民由於長期海禁，以打魚爲生的沿岸居民，爲了生計只能被迫轉做海盜。正如當時負責海禁的官員趙文華所說的：“海上居民，近來海禁太嚴，漁樵不通，生理日蹙，轉而爲盜。”因此朝廷才實行開放海禁的政策。
到了明朝後期，明朝政府又重申海禁。雖然嘉靖朝對倭寇進行了重大打擊，但是倭寇並沒有完全消失，轉而活動在東海、黃海、日本海，給中國與朝鮮造成巨大的侵擾與威脅，因此朝廷又開始重申海禁。這一時期，歐洲大航海時代全面到來，歐洲王室資助的全球航行，開啓了地理大發現。歐洲海上強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開始向全球進發，開闢殖民地。葡萄牙、荷蘭等國襲擾我國東南沿海。葡萄牙人侵擾廣東、福建、浙江等地，並且佔據澳門。17世紀初，荷蘭人侵入我國，佔據臺灣，並伺機侵犯我福建沿岸。這時候的明朝國運不濟，內憂外患。內部土地兼併，政治腐敗，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外部東北後金崛起，對東北虎視眈眈；東南沿海倭寇、西歐海上強國不斷襲擾。但是明朝政府已經無力解決海疆外患，只能消極應對，即重申海禁政策。
然而，海禁政策並沒有真正起到防範倭亂的作用，反而加劇了“倭患”，造成了逼民爲盜的副作用。這是因爲，海禁政策禁止民間進行私人海外貿易，使得大量安分的沿海人民失去生活的依靠，加劇了人民生活的困苦。加上官方貿易的逐漸萎縮，在東亞、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海外貿易權拱手讓與其他國家與地區。當時正是東西方聯繫日益密切的關鍵時期，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最佳時期。但是海禁政策，使中國失去了大好機會，這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
明代的海禁政策，對後世的影響更是深遠，這個海禁政策爲後來歐洲列強從海上侵略中國提供了便利，使中國到了清朝中後期走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潭。清朝沿襲明朝的海禁政策有過之而無不及，竟然演變成完全閉關鎖國的政策，使得中國更加封閉，孤立於世界。中國曾下西洋，卻並未走向世界。加上統治者歷來重視北部邊境的安全，對於海防只是靠海禁政策，消極防守。當西歐列強攜堅船利炮叩開中國國門時，就徹底地改變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和平目的，平等貿易已是奢談，其商業活動更是巧取豪奪。
清初，由於東南沿海遺留的明朝抗清人士繼續反抗朝廷，因此清朝廷沿用明朝的海禁政策。特別是鄭成功驅趕了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後，臺灣成爲反清復明的大本營，時刻威脅着清朝在江南的統治。清政府嚴禁沿海商民通商海外，違者嚴懲。公元1655年，朝廷下令廣東、福建、浙江、山東等省份的沿海居民內遷30～50裡，沿海民居船隻盡數燒燬，片板不許下海，海禁非常嚴格，海上貿易中斷衰落。
清政府政權穩定後，恢復廣東市舶司，開放了部分港口進行通商，並設置了廣東海關，徵收關稅。公元1684年，在收復臺灣後，爲了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康熙帝下詔開海貿易，無論滿漢人等，均可出海貿易。緊接着，又開放江浙兩省並設置海關，並頒佈《開海徵稅則例》，發給各關監督，酌量增減定例。
公元1686年，清政府在廣東設置“十三行”，它是由沿海海關規定行商針對洋貨行專營對外貿易，稅收與國內其他稅收有所區別的機構。雖然叫十三行，但是數目並不固定，因時而異。行商經營對外貿易，須個人提出申請，官府審覈後批准。行商代表朝廷管理海路邦交和貿易事務，具有半官方性質，因而西方人稱他們爲“皇商”。行商有封艙、停市、約束外國人等行政權。外國人一切陳請要求，都必須由行商轉呈於當地政府或者朝廷，不得私自與其他中國商人進行交易。
公元1720年，廣東十三行的十五名行商自行商定建立“公行”，議定貿易往來的價格及其行商之間所承擔的份額。但公行組織由於是自行商定，結構比較鬆散，又沒有得到朝廷的正式批准，加上外商反對，沒有正常運轉下去。公元1745年，清廷實施“保商”制度，實行行行互保，同行歇業，公行有義務分攤債務。公元1760年，得到清廷允許，由九家行商呈請設立“公行”，“專辦夷船”，壟斷對外貿易。同時設立總商，由資本雄厚的1～3名富商擔任。
清朝初年，英國、荷蘭等遣使來華，商定與清政府通商，擴大雙邊貿易往來。清廷對於國外來使比較謹慎，怕東南沿海的反清勢力與其勾結，因此拒絕。後來規定西方商船一律停泊廣州黃埔港，除商人外，水手等不得上岸。公元171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首先在廣州設立商館。雍正年間，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等商館也相繼建立。
公元1757年以後，清政府禁止外國商人前往江、浙進行貿易，並且嚴格控制絲綢、茶葉等重要商品的出口，僅保留廣州一處口岸對外通商。廣東當局把行商組織分爲三種：一、外洋行，即十三行，專辦外國洋商人載貨來廣東進行商貿的事務；二、本港行，專管泰國使節及貿易往來事務；三、福潮行，負責報繳潮商和閩商往來買賣的事務。
在來華進行貿易往來的西歐各國，英國隨着工業革命的成功，其勢力逐漸超過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法國，在對中國的貿易中開始居於首位。公元1764年，在中國從西歐各國輸入商品總值中，英國爲120萬兩白銀，佔63 %；中國向西歐各國輸出商品總值中，英國爲170萬兩白銀，佔47 %。公元1784年，美國派“中國皇后號”商船來華通商，開創了中美之間的第一次直接貿易。“中國皇后號”運來美國的土特產品，其中有人蔘和毛皮等，從廣州購買了茶葉、瓷器、絲綢等。
到了公元18世紀初期，奧地利、比利時、普魯士、丹麥、瑞典等也都開始通過“海上絲路”與中國通商。從中國廣州出口絲綢、瓷器、茶葉、鐵器、蔗糖、土布等商品到西歐及北歐國家，從西歐及北歐進口毛織品、金屬製品、藥材、皮貨等商品來中國。由於中國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封建農業經濟，加上政府在對外貿易中實行限制和防範的政策，西方國家出現了貿易逆差，大量銀元流入中國。爲改變這種貿易逆差，追逐高額利潤，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爲代表的貿易公司，不顧中國官方的禁令，通過非法手段向中國推銷鴉片，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人民體質受到嚴重損害，給清政府的統治帶來了極大危害。進口的商品中，鴉片逐漸佔據了首位，並從原來的走私演化到合法化。
公元1838年，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禁菸；同時，林則徐的同僚支持者也在湛江、雷州、瓊州配合禁菸行動。公元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了鴉片戰爭，中國從此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這時“海上絲綢之路”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只見小火輪馳騁，不見中國帆船。鴉片戰爭後，中國海權喪失，淪爲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沿海口岸被迫開放，成爲西方傾銷商品的市場，掠奪中國資源和壟斷中國絲、瓷、茶等商品的出口貿易。從此，海上絲路一蹶不振，進入了衰落期。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了整個民國時期，雖然中間有趁着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黃金十年而稍有起色的發展期，但是隨着中日戰爭的到來，海上絲路又很快衰落下去。此後，海上絲綢之路一直爲當時的歐美列強所霸佔和擁有，中西方海上絲綢之路的交流隨着二次世界大戰到來而徹底阻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