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塔湖圖。
春光明媚的燕園，迎來了本校最優秀的畢業生、世界著名經濟學家、企業家、慈善家、光華學院客座教授李家明博士。
應廣大學生的強烈要求，李家明教授的講座從大教室移到了百年大講堂，仍然一票難求。
講座還有三十分鐘開始，百年大講堂裡已經是人頭攢動，都等着那個神樣的男人來講學，都想聽聽世界首富的成功學。雖然李家明的神話在網上比比皆是，但能從他本人嘴裡聽到，也是件非常令人興奮的事。
時間過得很慢，二十分鐘的時間是如此的漫長。等到不家十分鐘時，講臺上的側面才走出一位儒雅的中年人，那是經濟學院的副教授馮剛博士，今天的主角李博士的同班同學，還是他們班上唯一一個沒從商的同學。這位馮副教授也是位牛人，號稱國內四大青年經濟學家之首，以敢言而著稱。
但是，在今天的主角李家明教授面前，也就是個搖旗吶喊的貨，而且他本人還引以爲豪。
“請大家靜一靜，李教授的講座將在十分鐘後開始，現在宣佈兩條規矩。他那人最講規矩，講了十幾年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哪怕他們漢華研究院是最沒尊卑的地方。
一、可以有不同意見，但他不負責解釋與反駁。
二、講座完後，他不回答任何問題，因爲今天的講座是些衆所周知的事。”
咦？臺下的學生精神一振，那位大博士在學術上可是出了名的驕傲，第一次次來母校演講，都規定非經濟學專業、碩士以下學歷的不得提問。沒想到大家有幸見到這樣的事，要知道哪怕是國家領導人來燕園演講，都不會得罪這些什麼都敢說的北大人。
儒雅的馮剛說完，投影幕布上立即出現出今天的講座標題——論戶籍制度的利弊，不禁讓臺下的人轟然議論。
正當大家議論紛紛時，臺上的馬剛見李家明同學手裡拿着臺黑色ipad從後面出來了，連忙帶頭鼓掌，臺下掌聲雷動。
議論歸議論，不解歸不解，李家明在這些年輕學子心目中的地位還是非常高的。用多年前網上的順口溜來說，比他醜的沒他會讀書，比他會讀書的沒他會賺錢，比他會賺錢的沒他不把錢當錢。
到如今，世界上沒人比他更有錢了，好象也沒多少人比他更會讀書，更沒人比他更不把錢當錢。還有一樣他比不了的是，世界上肯定有比他更醜的，因爲這位神仙體格健壯、氣質相當好，只是長相稍醜了點。
穿着不變的t恤、牛仔褲，書卷氣多於霸氣的李家明夾着講義夾，先在講臺上衝前排的蕭大人、吳老他們鞠躬致意，駁得臺下的掌聲如雷。這便是李家明口口聲聲的規矩——尊師重道，雖然他在漢華研究院裡卻宣稱要敢於挑戰權威。
鞠完躬，李家明走到講臺前，打開了自己的ipad，暗暗鄙夷了兩句自己的虛僞。唉，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誰讓人家是太子殿下，該拍的馬屁還得拍一拍。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今天的講座有點出乎大家的意料，但這是我多年前便想講的，因爲我本人及我的家庭便是這一制度的被犧牲者。那時候，你們城裡人吃白米飯、穿的確涼，我跟我妹妹吃的是薯絲，穿的是補丁摞補丁的爛衣破褲。只不過，時隔多年以後，我能以一種理智的態度來表達對這一制度的看法。
ok，現在我們來說說戶籍制度。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國家的戶籍制度，實質上是以職業和經濟、組織、文化等三種資源爲基礎，輔之以勞動分工、權威等級、生產關係、制度分割等原則的十大階層；是一種社會階層或者說是社會結構的劃分，爲什麼要這樣？爲什麼會這樣？
主要是出於經濟和政治的原因，首先我們談經濟原因：我們建國初期模仿蘇聯的發展模式，實行的是重工業發展導向，實質上是通過剪刀差，即工業產成品和農業產成品的價格剪刀差，剝削農民來促進工業的發展。這也是當年我們農村人窮，而你們城裡人相對富的真實原因。”
侃侃而談的李家明，話裡有些怨氣地用手指划動着ipad屏幕，投影儀幕布上顯示出從建國之初至上世紀90年的各項國民經濟數據，最後小結道：“戶籍制度保證了農業從業人員的穩定，即能穩定的獲取剪刀差，這段時期的戶籍制度是最嚴格的，人口遷移只有上學、工作調動等原因。”
“ok，我們現在來談政治因素”，久居美國的李家明也染上了一些白領的毛病，動不動會嘣兩三個單詞出來，但他的分析卻是一如剛纔的詳盡、尖銳。
“以重工業爲指導的發展模式，註定了其對勞動力的吸納有限，大規模的人口從農業部門流出，城市與工業無法充分吸收，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此，我們的政府寧願以戶籍的方式將農民，鎖定在低效率的農村土地上，也不能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同時，城市人口享受着農村人口的供養，即在政策上擁有比農村更好的傾斜，比如社會保障、產品供應、金融支持等。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情況也是建立在前面所說的剪刀差基礎上，註定無法供應給龐大的農村人口，因此嚴格的戶籍制度維護了社會結構的相對穩定。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的發展是依靠人口紅利發展起來的，即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便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可是，我們的政府卻並沒有由此爲契機，打破了已經嚴重滯後的戶籍制度！”
配合着李家明的講解，幕布上出現數學模型，用二元經濟理論對他的論述進行佐證。
“大家看，這個模型已經充分地解釋了我們爲什麼現在是國富民窮的現狀。從圖形上看，生產規模的擴大，而工資水平沒有上升，即代表了人民的收入沒有增加，即國富民窮。”
臺下一片寂靜，雖然現在的政府對言論控制沒有了二十年前的嚴格，但在大庭廣衆之下如此批評政府的失誤甚至是錯誤，隱隱從道德與公義上進行否定，前排的教授們不禁捏了把冷汗。可已經執教數年的李家明，早不是當初那個禁止學生提問的博士生了，轉瞬又把話給圓了回來，給政府變相點了個贊。
“綜上所述，我們的戶籍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實質是犧牲了農業的發展來促進工業發展，同時通過對人員的束縛維護了社會的穩定。這種制度在政治上是正確的，但在道德和道義上是可恥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ok，畢竟這已經過去了。我認爲站在理智的角度上，我們過於針對、批判過去的政策沒有任何意義。道德的制高點總是不斷的變化，站在當時的執政者立場上，這也確屬無奈之舉，誰讓我們的基礎太薄弱、太窮了呢？爲了讓國家建立一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爲了避免落後捱打的慘事重演，我們只有認了。
時過境遷，我們廢除了農業四稅，開始對農村進行反哺，表明我們現在已經越來越重視農村、農民的利益。這是好的變化，農村的前途也開始變得光明。從經濟的角度上看，也只有把農村發展起來，把農民的購買力培養出來，我們的經濟轉型才能順利，否則將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