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我去一家語言學校做了英文老師。
這當然不是因爲園丁蠟炬之類的崇高情懷——事實上，還在讀研時,我曾在一次同學聚會上說過這樣一個刻薄的笑話：“什麼都做不了的人才會做老師，什麼都教不了的老師纔會教英文。”說完這個笑話之後,我又一臉決然地對我的同學說：“我以後就算交不起房租都不會去做老師，因爲我忍受不了青少年,更加忍受不了笨蛋。”那個時候我大約並沒有想到自己在兩年之後還是因爲房租和賬單的壓力去教英文了。可見人在現實的困境面前並沒有多少原則。
薪資面談時,那位副校長爲我開出了不錯的課時費，末了又問我要不要兼任青少班的班導，每個月會有2000塊的獎金。我想都沒想就同意了。
夏安也很快在一家外貿公司找到了工作，職位是法語翻譯。從那以後,她便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她再也沒有熬過夜,每天一大早便起牀洗刷、化妝、吃早餐，7點半準時出門，混在人羣裡去5號線擠地鐵，下午6點又擠同一班地鐵回家。她的生活平生第一次從旅途中停了下來。不過，她似乎和我一樣都不怎麼適應這種變化。有一天早上，我吃着麥片看她穿着職業裝和高跟鞋走到門口的穿衣鏡前左右打量，忍不住笑說，我覺得我好像不認識你了。她也笑了笑，看着鏡子裡的自己說，我也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
閒暇時，我們依舊會約唐文心和蘇珊聚會。我們有時去吃飯，有時去唱歌，有時只是坐在咖啡館裡聊聊天。三月的第二個週末，唐文心突然告訴了我們一個消息：她跟陸俊訂婚了。她說去年冬天她在照顧陸俊的爸媽時，他們便一直在提這件事，他們對陸俊說，這麼好的兒媳婦你不趕緊給我們娶進門，還想拖到什麼時候。他於是也就順着爸媽的意思向她求了婚。鑽戒是兩個人一起去選的，求婚說起來也更像是一個在父母和親戚面前簽字蓋章的儀式，她說到這裡時笑了一下：“我們兩個還真是一點浪漫的情調都沒有。”
我低頭看了眼她左手無名指上的那枚鑽戒，那鑽石不大不小，中規中矩的切割和設計，還真是像極了這兩個人的性格。
我忽地想起去年冬天的那場鬧劇，便試探着問她現在對於即將開始的婚姻生活有什麼感覺。她笑說，也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反正我們兩個現在跟結婚了也沒多大區別。
我心想，那倒也是。
蘇珊又問她婚禮是什麼時候。她說，可能要等明年了吧，陸俊他爸媽找人算了一下說今年犯衝。
我們便又爭論起婚禮時要穿什麼款式的禮服，以及誰要做她的第一伴娘
。我們爭論這些時服務生把雞尾酒端了上來，他告訴我那杯酒叫獨自等待。
那天我們只喝了兩三杯酒便回去了。走出酒吧時，蘇珊突然向我詢問起了語言學校的事，她說她想幫蘇格報一個雅思班。
我詫異地說：“她不是才12歲嗎？”
“我想讓她早一點準備，高中時就送她去英國。”她說。
“我有時覺得，你是不是給蘇格太大壓力了？學習班、興趣班報了那麼一大堆，她哪有那麼多時間去學啊？”
“現在哪個孩子不是這樣？”她回頭看了我一眼說。
“我之前還以爲你是那種民主開明的家長呢，就是能跟孩子成爲朋友的那種。”我笑了笑說。
她也笑說：“你要是仔細觀察一下的話，那些每天喊着民主教育，主張跟孩子當朋友的，差不多都是沒有孩子，甚至連婚姻都沒有經歷過的人。真正爲人父母的人，心裡其實只有一個想法：把自己認爲最好的都給她。”
“而且，我這樣做其實也是想要補償她。”她頓了頓又說。
“補償？”
“嗯。”她點了點頭說，“我也是把她從她爸爸那裡接過來之後才意識到，原來我離開她的那三年給她帶來了那麼深的傷害。她那時不喜歡吃青菜，每次吃飯都剩下很多，有一次我沒忍住對她發了火，你知道她對我說什麼嗎？”
我偏過頭去看着她。
“她端起碗來說，媽媽，我會把米飯和青菜都吃光的，你不要再離開我。”
我一時默然。
“我欠那孩子的。除了這麼做，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補償她。”她說。
轉眼來到語言學校已經三週了，我發現除卻女老師們在辦公室和更衣室裡的八卦話題，我對於這份新工作倒也沒有想象中那麼排斥。學生們聽課都非常認真，同我的關係也十分親近。有一次我忘記了帶水杯，下課時一個男孩居然跑去樓下的便利店幫我買了一杯奶茶。那孩子叫向寧，安靜、溫和，眉目清秀的如同女孩子。
當然，我最喜歡這份工作的地方是它自由的上班機制。在這所學校裡，授課老師並不需要坐班，因而早上沒有課的時候，我可以一直睡到九點再起牀，然後悠閒地看看晨報吃完早餐。等到慢悠悠地晃到地鐵時，車廂已經不是那麼擁擠。我通常會在最後一節車廂上車，如果沒有座位，我便倚在車廂尾端的窗玻璃上聽音樂，一邊看着遠處的站臺一點點消失在眼底。
我望着隧道中那些半明半暗的光影時，偶爾會想起楊康。去年冬天的一個夜晚，他喝醉之後執意要搭地鐵回家，我只好去站臺送他。那天他也是在最後一節車廂上的車，我們一直隔着車窗遙遙相望，直到那輛紅色列車在隧道中消失不見。不一會兒，他的短信便傳了過來：剛纔我看着列車在暗沉沉的車軌上慢慢駛離站臺時，心裡突然想，再沒有一種方式，讓我覺得離你越來越遠了。那之後沒多久，我便同李偉訂婚了，在地鐵的最後一節車廂上車倒是莫名地成了一種習慣，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
新年之後，我再沒有收到過他的任何音訊，當然，我也沒有試圖去尋找他的消息，除了那一次
。某天我在網絡上查閱資料時，鬼使神差地在搜索欄裡敲下了他的名字，滿屏皆是金庸的名著，於是我又在他的名字之後打下了那個顯赫的家族企業的名字，這次的搜索結果少部分是商業週刊的鏈接，其餘均是來自娛樂網站。我點開了其中一條鏈接，他同一個女明星相視而笑的照片猝然闖入了我的視線，我的心臟忽然像是被什麼東西猛地紮了一下，於是我迅速地關掉網頁，從此以後再沒有接觸過他的新聞，或者他的任何東西。想來我仍需要一段時間，在我可以平淡而坦然地提起那個名字之前。
列車緩緩地在站臺上停了下來。我下了車，走上那段長長的扶梯，一縷陽光迎面照了進來。這是個晴朗的早晨，街區裡的迎春花都已經盛開了，一大片炫目燦爛的鵝黃，像是油彩一般點染在淡的如同紗籠的淺綠畫布上。雖然仍舊是乍暖還寒的時節，但這個城市的色調終於不像冬天時那麼黯淡了。
我沿着地鐵旁邊的大街走到一條林蔭道，在一家沿街的小店裡買了早餐——來不及在家吃早餐時我便會來這裡。這家店只賣蒸餃、燒麥、煎餅果子之類的中式餐點，因爲物美價廉、乾淨衛生，早上很多附近的居民和上班族都會前來光顧。店裡的餐巾紙和筷子都是自取的，平時就放在門口那個立櫃上面的木盒子裡。我就是去那裡取餐巾紙的時候遇見凌嘉的。那時她正坐在靠門的位置吃着早餐，面前的桌子上擺了一籠燒麥和一杯豆漿。
我驚訝地說了聲“好巧啊，居然能在這裡遇見你”，她擡頭望了我一眼，臉上閃過一絲尷尬的神色。
我問她是不是也在附近上班。她說是，去年年末的時候辭職去了一家電視臺的生活頻道。
我說：“那很好啊，電視臺比電臺的發展潛力大多了。”
她有些自嘲地笑笑：“哪有什麼潛力啊？還是早上五點鐘的時段。”
我下意識地想要安慰她，不過馬上便發覺自己好像根本沒有能夠安慰她的立場，而且她也未必需要我這些多餘的體恤。
我們於是又聊起了其他同學的事。她告訴我說，駱唯在電視臺做編導，Tommy在《法制晚報》做夜間編輯；宮本去電臺做了體育記者；王思萌跟那位國傳的師兄分手了，上個月好像辭去環球網的工作結婚去了。另外還有幾人回家鄉考公務員了，再不就是像我一樣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司做着跟專業毫不相關的工作。
“你還記得當時駱唯在開學班會上說過的話嗎？”走出那家小店時，她突然問了我一句。
我說不太記得了。
“她說我們會成爲廣院最牛叉的一屆研究生，現在想想這句話還真是諷刺。”她兀自笑了一下，眼睛裡既有憤懣，也有頹然。那神情讓我覺得十分陌生，我從未想過在一個如此優秀和自信的女孩眼中也會看到那樣的情緒。我注視着她疲倦的眼睛，想象着這一年來她是如何睡眼惺忪地對着空蕩蕩的錄影棚和那寥寥無幾的觀衆播送着手中枯燥無聊的新聞，心裡竟也有些悲哀了。
“不過，我們還年輕吧。”跟她分別時，我這樣說。那個時候我還想起了一句詩，可是我沒有告訴她——
我把影子投射在自己的路上，
因爲我有一盞還沒有燃點起來的明燈。[1]
這句詩的原句爲“我投射我自己的影子在我的路上,因爲我有一盞還沒有燃點起來的明燈。”因爲拗口，所以稍微修改了一下語序。出自泰戈爾的《飛鳥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