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電視臺發生了一起不小的人事變動——頻道總監突然被免職，臺長從其他電視臺挖來的一個女製片人很快接替了他的職位。
新總監上任的第二週,我的生活也發生了不小的震動。那天，當她宣佈聘任我爲《非常幸運》的主持人時,我驚訝地許久都沒有說出話來。
在確認了她的性取向沒有任何問題之後，我小心地問她爲什麼要任用我。她坦率地回答說,悠悠走的太急,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替代人選，你形象很好，鏡頭感也不錯，就先試用一下吧。
“再說,節目正在改版,如果在觀衆中反響不好的話，也可以說是由於新主持的原因。”她笑說。
我也附和地笑了笑便籤下了合同。然我心裡卻依舊對這突如其來的好運感到惶恐不安——因我來到北京的這幾年，一件幸運的事都沒有遇見過。有一天晚上，我甚至將總監對我說的那些話幾乎一字不落地夢了一遍，醒來之後迷濛了很久：這一切莫非只是個夢？
這種過於緊張的情緒顯然影響了我的工作狀態，我的前幾次錄影並不是很順利，不是搶話太多，就是過於沉默，等到好不容易跟男搭檔的節奏對上了，編導又說我的表情語氣過於僵硬。我只好泄氣地拿着臺本去後臺練表情。
從前，我總是覺得悠悠的工作很輕鬆，在更早的時候我甚至認爲她就是一個徒有其表的花瓶。可是等到我真的站在她的位置上的時候，我才終於明白把控一個大型節目的節奏有多難——當我心中想着我的視頻興許只有176個人在觀看的時候，我儘可以輕鬆自在地對着那臺攝像機侃侃而談，可是當我想到我此刻站在這個舞臺上所說的每一句話、臉上的每一個表情，我的朋友、同學、父母以及被他們炫耀一般地通知了一遍的親戚們，以及電視機前千千萬萬的陌生人都能看到的時候，我一下子有些無所適從了。我想起我從前對那些人說過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話，他們到時候是不是也會對我偶然唸錯的一個字，或者我不小心出醜的樣子大加嘲諷呢？
我想我融入節目的過程的確是有些太長了，總監的耐心終於被一點點地磨沒了。當我第三次唸錯了嘉賓的名字時，她一把扯下鼻樑上的眼鏡對我吼說：“跟你說過多少遍了，錄節目之前多花點時間做好功課，你是個新人，稍微用心點行嗎？你要覺得自己實在做不了的話，我們就換別人。”
我低頭瞥了眼手裡那一沓厚厚的嘉賓資料，心裡突然沮喪的厲害。
晚上，我接到了夏安打來的電話。她說她已經去香港了。我問她學長可好，她說這兩天他一直在忙一個企劃還沒來得及跟她好好聊一下。她又問我最近錄製的節目什麼時候能播。我嘆口氣說，最後能不能播都不一定呢，總監差不多已經對我完全失望了。
她詫異問說：“怎麼會這樣？錄得不順利嗎？”
“不怎麼順利。”我泄氣地說，“以前明明一直在憧憬着這份工作。可是真的站在舞臺上時，我卻緊張的手足無措，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小學的時候也是這樣。有一個學期我們班沒有選班委，只有值日生。那個時候我一直覺得上課和下課的時候喊‘起立’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所以就一直盼望着自己值日的那一天趕快到來。可是等到那一天真的到來的時候，我卻緊張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那你那個時候是怎麼克服那種緊張心情的呢？”她問道。
“我並沒有克服。那一整天老師都沒有喊‘上課’或者‘下課’，所以直到下午放學我也沒有機會喊‘起立’。”
我沒有想到楊康會來看我錄節目。
那天，節目剛錄了十幾分鍾，他就從演播廳後面推門走了過來。我跟他對視了一眼，心中愈發地拘謹起來，整場錄下來都不在狀態。導播剛喊結束，我便尷尬又火大地朝後臺走去。不想只過了一會兒，他竟也跟了過來。
“真沒想到，你這麼有個性的女人，到了舞臺上反倒是畏首畏尾地什麼都不敢做了。”我正在休息室補着妝，他突然冷不防地在我背後說了一句。
我從鏡子裡氣惱地瞪了他一眼。
他笑了笑，在我身後的沙發上坐下來說：“你對自己太苛求了，又太在意別人的眼光。這樣一來，反而束縛了手腳。”
我依舊沒理他。
他百無聊賴地把玩了一會兒自己的車鑰匙，忽又開口說：“我帶你去個地方怎麼樣？”
“我爲什麼要跟你去？”我回過頭去看着他。
他偏頭想了一下，從沙發上拿起我的手提包說：“因爲我會把你的vuitton當作人質。”
我一時氣結。
他帶我去的居然是地鐵站。
“現在快到晚高峰了，一會兒上車之後人應該挺多的。”他看了眼腕上的表說。
“楊少爺，你想體驗生活的話，自己來不就好了，幹嘛非要拉着我啊？”我看着那輛疾馳着駛進車站的列車惱火地說。
“誰說我要體驗生活了，我是在幫你體驗生活好不好？”他笑說。
我還未及開口，列車便在我們眼前停了下來。他不容分說地拉着我上車。
車廂裡果然有些擁擠。我靠在門邊站定，他的手突然放在了我的肩上。我皺着眉頭回過身去，他卻不動聲色地指了指對面車門的方向說：“那邊那個穿條紋襯衫的男人，剛纔你上車的時候，他打量了你大約3秒鐘。”
“所以呢？”我打掉他的手說。
“就跟讀者在報刊亭的一份報紙版面上停留的時間差不多。”
“你到底想說什麼？”
他微微一笑說：“現在，大聲地唱一首歌。”
“楊康你有病吧？”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不唱的話我今天晚上就會把你的vuitton撕票。”
“隨便你。”
“我會順便把你的手機、錢包、證件、銀行卡也一併毀屍滅跡。”
“你…”我憤恨地瞪了他幾秒，咬牙道，“唱什麼？”
“《愛情買賣》？”
“不會！”
“那就《歌唱祖國》吧。”他笑眯眯地說。
於是，那一天，所有在那班地鐵6號車廂裡的乘客都目睹了一個女神經一臉苦大仇深地唱了一首“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旁邊還有一個笑得前仰後合的男人樂不可支地喊着“聲音大點”。
我唱完之後便捂着臉徑直去了隔壁的車廂，身後一陣不明所以的掌聲。我微微側身瞄了一眼，楊康正一邊鼓着掌一邊跟了上來。我頓時想上前踹他一腳。
“你剛纔唱了三分鐘，那個穿條紋襯衫的男人也看了你三分鐘。”他在我身後笑說，“哦，還有兩個人好像拿出手機錄影了。”
我火冒三丈地回過頭去：“楊康你到底什麼意思啊？”
“你是學電視的，還不懂什麼意思嗎？”他依舊微笑着說，“人們對於太過正常的事物從來都沒有什麼興趣。哪怕是再漂亮的女人，如果只是像塊木頭一樣地站在舞臺上的話，觀衆對她的注意力也絕對是轉瞬即逝的。可是如果你能製造一些記憶點和關注點的話，你就能抓住他們的眼球，鎖定他們手中的遙控器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應該爲了收視率去裝瘋賣傻地娛樂受衆？”我冷冰冰地說。
“首先，你應該明白，你主持的就是一檔娛樂節目，所以娛樂受衆是你分內的工作。其次，你是個聰明又有才華的女人，應該不需要通過裝瘋賣傻的方式來製造關注點。”他笑了一下說，“目前，你首先要改進的是，不要再用一副主持新聞聯播的僵硬表情來主持娛樂節目了。”
“你說的倒輕巧，哪個新人走上舞臺時不緊張啊？每次燈光打下來的時候，我都覺得心裡好像有根弦一下子繃了起來。”
“你剛纔不就做的很好嗎？”
我斜了他一眼，沒做聲。
“其實你真的不用那麼在乎別人的目光，也不必擔心自己會出錯。因爲除非是政策性的錯誤，一點點小的失誤根本不會對你和節目造成多大的影響。事實上，你知道我公司製作的那幾個節目的收視率在什麼時段最高嗎？除了主持人和嘉賓衝突的時候，就是主持人出錯的時候了。”
“那些觀衆根本就是在幸災樂禍地看熱鬧。”
“總比看一個便秘臉的女主持有趣的多吧。”
我擡腳便衝他踢了過去。
他一邊躲着，一邊笑說：“真是的，免費給你上課，不感謝我就算了，居然還對我施以暴力。”
“我又沒拜託你。”我扭過頭去說。
他搖了搖頭，沒再說什麼，過了一會兒又湊上來說：“晚上一起吃個飯？”
“沒空。”
“吃飯又不用很久。”
我回頭看了他一眼，頓了頓說：“楊康，你還是離我遠一點吧。我暫時還沒有跟你做朋友的打算。”
“誰想跟你做朋友了？”他一揚眉說。
我有點不悅地看着他。
“我明明在追你。”他的脣角挑出一個戲謔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