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長期不上朝，與君臣關係有很大的關係，而明代的君臣關係與言官制度密不可分。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使和六科給事中。
御史着重監察官員和機關，屬於一般監督。六科監督六部的業務，屬於專業監督。一個對人,一個對事。
事實上“人”和“事”是分不開的，兩者在現實中沒有太大的區別，兩者之間也可以互相彈劾。
這種監察機構的設置，十分高明，它解決了一個難題。
如何監督那些監督別人的人？
解決的辦法是設置兩套人馬，讓他們互相監督。這樣就不會形成監察的空白和絕對的權力。
值得我們借鑑。
給事中還有封駁的權力（也就是否決權），其目的在於糾正皇帝的錯誤。
朱元璋給予大臣否定皇帝的權力，同時他還以法令、規制等形式，鼓勵大臣直言進諫。朱元璋處處爲子孫後代着想，處處爲江山穩固着想，其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朱元璋的祖制對後世有絕對的權威，後世的臣子在進諫時也往往以此爲恃，有恃無恐，有時能達到登鼻子上臉的程度。
孟森對明朝以制度維持言官忠君之勇表示讚賞，並認爲明代士氣之盛，死節之多，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另一方面，隨着理學的復興，逐步成爲正統的封建意識形態，明朝的文官們在接受了程朱理學的長期教育和通過標準化的八股作文考試後，對“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奉若神明，他們視名節重於生命，是標準的衛道士。
除了四書五經，他們鄙視一切知識，除了通過科舉的進士，他們鄙視一切人。
在制度的保障、使命的驅使和禮教的影響下。明代的諍諫之風日甚，言官們不怕受罰、不昔掛冠而去，拼個魚死網破，也要維護他們心目中的真理。
而官員只要被彈劾，不論是否被冤枉，就會立即主動辭職，直到事情查清爲止，以示決不模楞兩可的態度。
講正氣、講名節成爲明代官場文化和政治生態的重要特徵，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至今仍有借鑑意義。
明朝中期以後，由於人們對於名節看得過重，聲譽逐漸成爲一種政治資本，諍諫的動機也由單純變得複雜，一些沽名釣譽之人，往往以諍諫爲名謀取政治資本。
另一方面，明代言官雖有話語權，但職務很低，通過諍諫，可以增加能見度，從而快速升遷，一些中低級官員也越殂代庖，跟風言事。
這些官員立論惟恐不偏激，言辭惟恐不誇張，往往憑藉着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誇大其辭之能事。關心的並非所論究竟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藉尖利刻薄的言辭譁衆取寵，悚人耳目，一舉成名，對其懲罰反而倒成全其美名，還會落下個箝制言論的惡名，使皇帝進退失據。
明朝末年，言官又往往爲小人所利用，其言語權淪爲君臣爭權，黨派鬥爭的工具。言官制度失去了初衷，有時甚至達到了亂政的地步。
在正德和嘉靖時期，諍諫之風形成氣候，都發生過文官集團因集體諍諫受到梃杖，並有多人喪命的事件。
萬曆時期，諍諫之風進一步發展，消極因素增多，並由量變到質變，正義的外表下隱藏着各種爭權奪利的算計。
這些算計無非出於兩個目的，一個是“名”，一個是“利”。
禮部尚書的于慎行說：“現在士大夫看重節氣，不怕生死，往往把廷杖戍譴這類的懲罰看作是登仙之路。一旦受到處分，就意氣揚揚，一副捨生取義的樣子”。
于慎行的話反映了諍諫的名節動機，而大學士許國則對諍諫的功利動機進行了揭露。
他說：“近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升官，又可掩飾過錯，所以人人都爭着走這個捷徑，這個風氣形成以後，簡直沒有辦法能夠禁止。”
萬曆對此風十分厭惡，他斥責羣臣“屢借風聞之語”，找他的毛病，而對於“鬻貨欺君，嗜利不軌”這類真正的問題卻視而不見，實在是“好生可惡”。萬曆認爲他們“每每搜揚君過”的真實目的，不過是爲了“沽名速遷”而己。
對於這樣的諍諫，萬曆有也自己“獨到”的處理方式，那就是不予處理，他說：“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名”，於是“卷而封之”，這就是萬曆“不批”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