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死了，崇禎的麻煩纔剛剛開始——陝西發生了大規模的民變。
這場民變來勢洶洶，頑強不息，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這次民變雖然“源遠流長”，但其主流起點是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陝西定邊營逃卒王嘉胤聚衆在府谷起事。
王嘉胤起事引發連鎖反應，安塞“響馬”高迎祥、清澗王左掛、漢南王大梁等也紛紛率衆造反。此後民變就像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李自成、張獻忠約在1630年前後也加入了民變的隊伍。
對於這場滅亡明朝的民變，應該如何認識？它發生的原因是什麼？性質是什麼？講述這段歷史之前，我們應該首先弄清這個問題。
關於民變的原因。
我認爲自然災害以及官員腐敗只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崇禎大規模清洗造成的政治亂相是引發民變的重要因素。
不可否認，崇禎初的民變與歷史上的民變有共同的地方，都有災荒、腐敗、壓迫等因素，但是以中國幅員之大，東南西北各地不可能年年都風調雨順，可以說局部災荒很常見，雖然史書對於災荒的記載觸目驚心，可是隻要是災荒就沒有好看的。
一般由災荒引起的民變，只要賑災得力，是可以平息的。然而崇禎朝雖也盡力賑災，卻收效甚微，民變愈演愈烈。
至於統治階層的腐敗，對人民的壓迫，在整個封建社會都大同小異，崇禎朝也並不比其它朝代更甚。
民變發生的時機，正是崇禎大規模清洗朝臣的時候，平反後的東林黨人致力於報仇雪恨，與魏忠賢集團有瓜葛的大臣則人心惶惶，整個朝廷陷於癱瘓，無人過問題政事，**的社會面控制力下降，對軍隊的管理也日益鬆散，士兵頻頻發生譁變，流入社會的逃兵點燃了民變的星星之火。
這是民變發生的直接原因。
關於民變的性質。
我認爲民變的性質不是單純的農民起義，而是譁變的軍人脅裹難民，流動掠奪，並以此爲職業的一種變亂，其造成的社會破壞性十分巨大，不值得提倡和美化。
明朝中期以後，人民起事時有發生，但是崇禎初年發生的民變與以往的民變有質的不同。譁變的士兵是引發民變的直接因素，也是整個民變過程的組織者和骨幹力量。
民變的首領大多有軍事背景：王嘉胤是長城邊的定邊營逃卒、王左掛、張獻忠是延綏逃卒、神一元是遼陽逃卒、李自成是驛卒。
譁變的士兵既無土地等生產資料，也沒有什麼勞動技能，只有發揮軍事特長，聚集饑民衆落草爲寇。
邊兵狡黠兇悍，具有一定的軍事素質、較強的生存能力和組織能力。邊兵的這些特點使明末的變亂從一開始就呈現出範圍廣、發展快、戰鬥力強、難以撲滅的特點，這與以往的農民起義有所不同。
應該說飢軍和饑民都是封建社會的受害者，他們造反有逼上梁山的一面，也有反抗壓迫的正義一面。但是誰又能說受害者所做一切就天然就是合理正義的呢？受害者就可以爲所欲爲呢？
按照我們現有的觀點，人們可以按照生產要素進行分配，在農業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地主有憑藉土地分配的權利，因此，不能認爲地主收取地租就是剝削，只有當地主收取的地租超過必要的限度，纔算是剝削。這個度如何確定，還是應當由供求關係來決定，任何社會也無法做到絕對公平。
因此，土地所有者的財產也因該受到保護，那種吃大戶，搶地主的行爲，並非天然就是合理的。
明朝末年的民變未必不以平民百姓爲侵害對象，而明**也未必沒有保護人民羣衆的一面。
另一方面，民變領袖不配合**，不接受招撫安置，不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而是以劫掠爲職業，樂此不疲，他們像遊牧部落一樣，四處流動搶掠殺人，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給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很大威脅，即使是在豐年也製造出災荒和災民，脅裹災民源源不斷加入，使社會長期得不到安寧。
因此民變也帶有流寇的性質。
歷史不因人而異，不因人設事，它就在那裡，等着人們去認識。那種把歷史事件簡單化，輕視古人的看法，十有八九是不全面的。
歷史學的主要任務是恢復歷史原貌，其次纔是討論是非成敗，“客觀公正”是最高原則。
基於上述認識，本書在提到這場變亂時，不使用“農民起義”一詞而使用“民變”，不使用“農民軍”一詞而使用“民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