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啓採用給糖豆的辦法,捋順了紛爭的文官武將,又經過一番洗牌、碼牌、抓牌,明軍在遼東的陣形基本確定下來。
前敵總指揮巡撫袁崇煥駐寧遠,主將趙率教從山海關前移至寧遠;後方有督師王之臣駐山海關負責關內防務,與大將滿桂共同鎮守山海關;再後方有薊遼總督閻鳴泰。一旦發生戰事,後方整體前移,閻鳴泰移駐山海關,滿桂出關駐前屯進行策應。形成了戰時一城援一城,守時一城頂一城的戰略格局。
然而天啓對遼東的局勢仍然不放心,他感到君在內,將令有所不知,於是派出太監到遼東任監軍,以加強對軍隊的控制和軍情的掌握。
天啓六年(1626年)三月,明廷任命劉應坤爲鎮守山海關太監,陶文、紀用爲左右鎮守太監,孫茂霖、武俊、王蒞朝爲分守中軍太監,發往遼東要害位置監視軍隊。
對於太監監軍這件事,許多人哧之以鼻,有的一談起來就咬牙切齒,憤恨不己,竊以爲大可不必。
認爲天啓是一個昏君,魏忠賢是一個擅權的壞蛋,太監們是誤國的奸賊的看法,是一種先入爲主的思維定式。
雖然衆口一詞,但這不是事實。
明成祖朱棣是史上最重用太監的皇帝,仍不失爲一代英主,鄭和也當過監軍,西洋歸來後還鎮守南京,仍爲人們所稱道。
在君主專制的大背景下,君主利用太監,無非是爲其統治服務,太監無論做什麼,都是被君主驅使,這點上沒有太大的不同。
事實上,天啓並非一個昏君,魏忠賢也並非那麼不堪,太監們在明代歷史上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
真正誤國的並非生理有缺陷的太監和使用太監的帝王,而是那些滿腹經綸的文官。
自萬曆末期以來,以東林黨爲代表的文官集團整日炒作議題,紛爭不己,屢禁不止。天啓初年鬥爭達到白熱化,文官集團以“三案”相構織,陷害打擊政敵,不以國事爲重。
一邊是外戰靡爛,一邊是內戰正酣。對於一個皇帝來講,還有比這更令人心碎的事嗎?你當皇帝你也急!
文官集團的腐朽是女真興起,明軍不斷失利的一個根本原因。
讓文官集團閉嘴,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國事上來,共赴時艱,是當務之急。
問君何能爾?只有用太監!
天啓很聰明地以魏忠賢爲白手套,果斷驅逐了東林黨,使萬曆以來腐朽散漫的朝綱得到整肅,文官集團不再爭吵,世界終於清靜了!
這爲國事走上正軌奠定了基礎,天啓抓到了點子上。
很多人都往魏忠賢身上吐口水,但是其中有幾個人真正研究過他呢?不過人云亦云罷了。十分悲哀!
無論是天啓還是魏忠賢,或是其他太監,都沒有原罪,他們在歷史上的真實面目,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認識。
從明朝的角度看,在遼東局勢靡爛、形勢窘迫,內無能臣輔弼,外無猛將靖邊的情況下,用太監監軍,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事實上,太監監軍後,遼軍軍紀爲之一振,戰鬥力得到提高,遼東的戰局開始往好的方向發展,雖然不足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力量依然薄弱,但是防守得到了加強,不久之後發生的寧錦大捷,不能說與此無關。
不過寧錦大捷要在一年以後才發生,我們以後再說,現在的事情是,牌己經碼好了,下一步究竟該如何出牌?
這是負責關外的前敵總指揮袁崇煥需要考慮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確不容易解決。
打仗就像踢球,既要搞好防守,又要搞好進攻。
技高一疇的一方重點搞好進攻,技不如人的一方只要放棄進攻,玩命防守,保證城門不失也不是難事。
但如果技不如人,又要開展進攻,事情就很難辦了。
袁教練面臨的就是這麼一個難題。
後金技高一籌,以3:0領先,無意再擴大比分,只想維持到終場。
明朝在防守上站穩了腳跟,後方不再是大漏勺,但是臨門一腳的能力就象是中國足球,仍舊十分疲軟,在比方落後的情況下,又不能死守,必須進球,將比分扳平。
擅長的防守用不上,進攻又缺乏能力,搞不好還要失球,明軍處於一種既不能攻,又不能守的尷尬境地。
喜歡攬權的袁教練也爲自己攬了一個難題,下一步他該如何出牌呢?
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情,打破了僵局。
後金的門將被亮了紅牌——努爾哈赤死了。
這個讓明朝發抖,給明朝帶來許多痛苦和失敗的人離去了,明朝再也用不着害怕他了,明人肯定會彈冠相慶,不過他們也用不着高光得太早。
對方的門將被亮了紅牌,並不意味着明朝就可以進球了,臨門一腳的問題仍舊沒有解決,也不敢冒然發動進攻。
但努爾哈赤的死爲袁崇煥打和平牌提供了一個契機。
在敵人最脆弱的時候,袁崇煥沒有向敵人投擲刀劍,而是伸出了橄欖枝。
天啓六年十月,袁崇煥他派出使者,憑弔努爾哈赤,並賀新君即位,從此開始了有爭議的和談事業。
他是遼東有事以來,第一個與後金和談的明朝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