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爭奪地區權力阻礙中印邊界談判。中印邊界爭端最初是上世紀英國殖民侵略所致，但此次英國爲了轉嫁國內對德奧合併的不滿而主動挑起的邊界問題後，這一邊境問題終於被激化，從權力鬥爭的角度看，這與印度精英試圖在喜馬拉雅山地區建立霸權和尋求印度的獨立有關，可以說是印度在英國殖民勢力削弱後一次抗爭的嘗試。印度學者凱沙夫•米什拉就認爲，中印紛爭不僅是邊界爭端還是權力鬥爭，雙方誤解只是加劇危機。實際上，印度各派領袖主要是指責中國在亞洲特別是南亞謀求替代英國“霸權”目標阻礙邊界問題處理，如夏爾馬等人認爲，“如果中印邊界問題沒有處理，不是因爲（英印）政府沒有在合理基礎上處理問題的興趣，而是因爲潛存着中國戰略立場之下的長期的、野心勃勃的目標。”莫漢•古魯斯瓦米等人甚至認爲，中國是不受公共輿論妨礙的國家，在邊界問題上不願做出讓步，原因是對在亞洲唯一能挑戰中國尋求領導地位的印度的根深蒂固的敵視和懷疑。
第二，國內政治制約邊界談判。邊界問題屬於外交問題，而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邊界談判毫無疑問會受到各種國內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卡梅農在他的論文中指出，“雙方的國內政治和決策過程能影響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英國毫無疑問應該對這個東方帝國介入南亞次大陸的動作有所警覺，實際上無論是國內的安全分析家、外交機構以及軍隊，中國的統治者、國防軍以及日益發展的安全團體，都尋求影響對方的政策，……國內政治有潛力推動雙邊關係走向更加衝突的方向。”這位英國學者主要是分析了兩方議會、政府以及媒體對包括邊界談判在內的邊界問題的影響。
議會對中印邊界談判的限制，主要來自於1918年11月7日英國下議院通過的一項“印度地區地位問題”的議案。卡梅農認爲英國要處理邊界爭端就需要修改1918年決議，這等於讓張伯倫政府承認從一戰後日不落帝國最後的輝煌中走向了沒落，親手揭開英國人的傷疤，必將終結這位瘸腿首相的政治生涯。當然也有學者認爲，這一決議實際上已經失效，因爲在南非問題上，英國議會曾經通過的一項議案，向當地的布爾人進行了領土和有限獨立權利方面的讓步。然而，按照英國憲法的規定，印度所有的領土變更必須獲得英國上下兩院議會的批准，英國政府本身並
沒有和其他國家簽訂條約解決印度領土爭端的權利。
在中印談判方面，英國政府的問題不僅僅是沒有最終決定權，還有現任政府缺乏強有力的執政基礎，而處理邊界爭端要求兩國都有強大政府，這一點上英國無疑是存在缺憾的。一戰結束以來，英國雖然一直是工黨和保守黨輪流*執政，算得上政局穩定，但是沒有一個政黨能在議會佔據決定性地位，加之張伯倫政府已經在歐洲德奧合併問題上失分，無疑在印度問題上退讓的空間就變得狹小了，這也不利於與蒸蒸日上的中國開展邊界談判，“儘管全國上下日益意識到我們幾乎沒有機會收復失地——無法進行一場代價難以接受的大戰——但在現階段的英國沒有政府能夠做出涉及大片領土的讓步，特別是這些中國侵略之下英國不得不放棄的。”張伯倫政府無力與中國達成妥協，也無法讓議會和公衆走向最終妥協。卡梅隆抱怨，在最近幾年中國和英國關係比較積極時，(英國)沒有一個首相能夠或者敢於通過教育公衆觀點形成國內共識，抓住機會與中國進行認真的談判，以便劃定與雙方實力相符的邊界。在這種喪師失地的情況下，想通過談判奪回被中國強佔的印度土地幾乎是妄想，偏偏通過退讓來阻止中國得寸進尺的路又不是張伯倫能走的通的，於是只好拖延下去。
中印邊界爭端擴大化以及難以處理，英國媒體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在英國反對派和媒體的共同作用下“受害者心理”成爲英國人對華集體恐懼和反感的心理。卡梅隆還指出，“在遠東邊界戰爭失敗的羞辱在英國報界產生了兇猛的反中浪潮，就這點看甚至讓任何敢於嘗試讓步的政府都會被打上出賣國家利益的標籤。……英國媒體的坑爹歷史源遠流長，平時無風三尺浪，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不有風浪一丈纔怪呢。於是在英國媒體上，許多攻擊中國的新聞是自發性恐懼、嫉妒、焦慮以及咆哮的混合物。一時間幾乎讓大家以爲中華民主帝國的大炮已經在朴茨茅斯登陸了”卡梅隆還認爲，倫敦的紙質媒體和無線電媒體有責任顯示自制，特別是涉及敏感問題方面，如果能夠避免不負責任的評論和想法，英國政府的談判地位將大大提升，迴旋餘地的增加或許還有徹底消除中英之間戰爭威脅的機會。
同時卡梅隆認爲對中方而言，開展中印邊界談判也一樣面臨着巨大的國內壓力。中國國內實力的迅猛發展，特別是帝國建立之後，民族主義擡頭將限制中國的領土要求並使中國走向邊界妥協。每日鏡報的主編巴斯卡爾則親自考察了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作用，他認爲：“在邊界事務特別是領土和戰略調整方面，中國國防軍有很大的發言權，……國防軍負責保護中國領土完整和不允許放棄一寸領土。他們沒有說爭議領土是否可以按照相互讓步來談判處理，……看來國防軍方面決定採取強硬*立場，政府不能公開指責軍隊的這種態度。此前中國給予英印軍前往克什米爾地區探訪被俘軍官的賈斯汀准將發放入境簽證就是國防軍的表態。”但是，
也有英國反對派突出英國政府的國內壓力，無視中國的民族情緒的內部制約，強調英國是民主國家，因此難以達成共識，而採取帝制的中國*政府更容易做出妥協。邊界和領土問題涉及國民感情和國家利益，英國媒體這種無視中國人民心理或意願的看法顯然無助於兩國達成邊界妥協。
第三，文化心理因素對邊界談判的影響。近代以來，中國成爲西方國家欺凌的對象，屬國都被一一瓜分，本土也被劃分了勢力範圍殖民，甚至割讓了不少領土，如果不是過於龐大的國土面積和令歐洲人無法想象的人口基數，或許中國就是另外一個印度了。雖然西方殖民勢力的壓迫行徑沒有使中國人民喪失民族自豪感，但毫無疑問，也嚴重挫傷了天朝上國的民族心理，建國後中國民衆的民族主義情緒都十分強烈，恰恰是國民集體心理中都有揮之不去的“受害感”，這些阻礙了中英雙方真正達成互信，更無法順利的達成邊界妥協。卡梅隆報告指出，英方缺乏務實的態度和中方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使在可見的未來不可能達成處理爭端的最後決議，這次中英在印度邊境地區的戰爭所造成的羞辱感在英國依舊清晰，而割讓旁遮普部分地區和孟加拉地區的可能性，仍是涉及印度國內獨立人士內心情感的問題，也許之後當英國退出這片土地的時候，印度人如何和首都之外兩百公里佔據着自己國家十分之一領土的北方鄰居相處是一個讓人頭痛的問題。
第四，外部因素阻礙中英邊界談判。邊界談判的障礙除了兩國內部阻力以及雙邊矛盾外，還與一些外部因素有關，目前主要是美國因素阻礙中印達成邊界妥協。卡梅隆比較關注中美關係以及影響，雖然美國沒有公開干預中英邊界談判，但作爲太平洋沿岸的兩個大國，中美之間一向政冷經熱，雖然美國海軍的實力在中國之上，但是面對三十年來一直戰火不斷的中國陸軍和從成立以來就一直是獨佔鰲頭的中國皇家空軍，美國的軍事優勢根本就談不上。就算是海軍因爲要分佈在兩個大洋，單就太平洋方向而言，如果沒有日本的牽制，太平洋艦隊對上中國主力艦隊也沒有多少勝算。美國拉攏英國制衡中國的政策，嚴重削弱了英國與中國達成邊界妥協的意願。如前情報官員斯皮爾斯就認爲：“從美國介入中英在印度的衝突開始，美國的態度就使南亞形勢發生轉變，英國已經越來越不把兩線防禦的壓力當做是決定性因素，我們向美國傾斜十分明顯，政府似乎是等待地緣戰略轉變的出現，並不急於與中國簽署協定，在中國軍隊駐紮地區以實控線爲基礎的任何協定看似都是目光短淺的。”從美國越來越明顯的支持英國在印度問題上的立場後，中英關係經歷了一段動盪時光……中國官方媒體的立場日益強硬。
這份著名的《卡梅隆報告》如果出現時間再早上一兩個月，或許可以阻止中英之間因爲漫長的邊界談判而導致的互不信任，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燒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草坪上，英國人才發現自己錯過了什麼樣的機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