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印巴戰爭時大肆炒作“中國越境軍事行動”、3爭時拼命鼓吹“中國威脅論”不同，“老撾戰爭”爆發後，西方媒體集體反應“冷淡”。一方面因爲中國國際廣播電視臺對戰爭做了最直接、最全面的報道，搶了很多西方媒體的“飯碗”，讓西方媒體不得不“炒冷飯”外；另外一方面也與美國捉摸不定的態度有密切關係。
大概因爲理虧，“老撾戰爭”爆發後，美國的態度一直比較“剋制”。
22日、老撾發生軍事政變的第二天，塔馬馮發表黑白顛倒的“政治聲明”後數個小時，半島電視臺捅出天大的新聞，不但捅破了塔馬馮的謊言，還宣稱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老撾軍事政變有直接關係、派遣秘密部隊協助發動政變的塔馬馮剷除老撾高層領導。
半島電視臺做了相關報道後，老撾留學生組織分別在紐約州與加利福尼亞州地方法院提起起訴，要求對cia進行調查。雖然此事只鬧了2天，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起訴主體不具備美國公民身份”爲由駁了回去，但是關於cia在老政變中發揮的作用引起美國各界的廣泛抨擊，連“拯救士兵委員會”（反對美國發動伊朗戰爭的民間機構）都參與進來，要求政府對cia的行爲做出合理解釋。
在國內輿論壓力的作用下，美國政府的態度變得非常“曖昧”。
趙潤東讓龐興龍“大鬧聯合國”，就是看準了美國總統弗雷德裡克地“死穴”。
20177年上臺後不久，弗雷德裡克爲了兌現競選時對利益集團做出地承諾，悍然發動伊朗戰爭。2年多來，美軍從伊朗運回了上萬具棺材、埋葬了上萬面國旗、發放了上萬封吊信、也摧毀了上萬個美國家庭。雖然弗雷德裡克一直強調伊朗是支持恐怖組織的“恐怖國家”，美國有責任與義務推翻摧毀“邪惡軸心”，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但是2年多來，弗雷德裡克一直沒有拿出伊朗支持恐怖組織的證據，也沒有爲推翻伊朗政權採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
謊言遲早會被揭穿，只是越早揭穿對弗雷德裡克越不利。
在2018年舉行的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在衆議院奪回了1c個席位、佔有2177席，在衆議院奪回11個席位、佔有38席，大有捲土重來的勢頭。
民主黨迅速復甦，讓弗雷德裡克感到了切身之痛。
2020年。大選將再度開場。如果共和黨不能在選民最關心地國內問題、特別是經濟問題上有所作爲。民主黨獲勝地可能性超過50%。
弗雷德裡克不想成爲老布什。更不想成爲胡佛（兩位共和黨總統都因爲沒能解決好經濟問題。在連任選舉中敗給了民主黨地競選人）。2018年底。弗雷德裡克轉移重點。不再重視伊朗戰爭。國內經濟發展成爲聯邦政府首要問題。
可以說。弗雷德裡克是幸運地。
2c18年底。阿拉莫斯實驗室成功研製出性能足以與中國生產地級複合蓄電池媲美地蓄電池。使瀕臨滅亡地福特與克萊斯勒汽車公司起死回生。按照阿拉莫斯實驗室制訂地研究進度。2020年完成級複合蓄電池”地研製工作、2023年獲得“6級複合蓄電池”、2025年之前拿出“8級複合蓄電池”。
爲了儘快研製出用來生產高級電動汽車與高端電子設備地級複合蓄電池”。聯邦政府在20199年地財政預算中爲阿拉莫斯實驗室撥款155億美元、爲參與研製工作地其他科研單位撥款278元。美國各大企業與財團還爲阿拉莫斯實驗室等研究機構投入了近500元地科研資金。
孤注一擲地“賭博”。
弗雷德裡克將所有希望寄託在了阿拉莫斯實驗室地身上。
按照蘭得公司的評估報告，“2級複合蓄電池”不但能夠拯救包括福特與克萊斯勒在內地數千家企業，還能爲美國創造近400萬個就業崗位與每年數千億美元的財富。如果能夠在2020年研製出級複合蓄電池”，美國在“電動領域”地競爭力足以與中國媲美，使上萬家企業生存下來，爲全美國創造300萬個就業崗位與每年上萬億美元的財富，徹底改變美國經濟格局。
在2019年初，“2級複合蓄電池”對經濟的拉動效應就顯現了出來。
前2個月，美國向歐洲出口了1500電動轎車，雖然與同期中國向歐洲出口55萬輛電動汽車的業績相比，美國汽車業的成績算不了什麼，但這是“零的突破”，是美國汽車業重回世界主流的開始，具有非常明顯的象徵意義。
爲了鼓勵國內消費者購買福特公司與克萊斯勒公司生產的電動汽
邦政府在2019年的預算中拿出550元，按照每輛美元的數額，爲購買國產電動汽車的消費者提供補貼。在此計劃的刺激下，前2個月，福特公司在國內賣掉了25000電動轎車、克萊斯勒公司賣掉了18000電動轎車。雖然與同期達到355萬輛的中國國內電動汽車消費市場相比，美國國內電動汽車消費市場纔算剛剛起步，但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美國國內汽車消費正在迅速復甦。
前景是美好的，未來是值得期盼的！
弗雷德裡克要做的事情說起來很簡單：除了耐心等待阿拉莫斯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之外，只需要爲國內市場注入足夠的資金，通過補貼、退稅、減稅、提高福利保障等等方式讓消費者有足夠的能力振興消費市場。
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卻不簡單。
在高達87645遠的20199年度聯邦財政預算中，用於刺激國內消費的只有不到元，比起元的常規軍事預算、12658億美元的戰爭預算、6元的貿易補貼，不是少得多、而是少得太多。
不是弗雷德裡克不想“印鈔票”，而是“印鈔票”的惡劣後果已經顯現了出來。
20177初，美元與歐元的匯率是、與共和國貨幣的匯率是617，到20199年初，美元與歐元的匯率是、與共和國貨幣的匯率是，分別下降了1585%與311。雖然貨幣貶值對出口有很大幫助，但是在無法提供高端產品的情況下，“價格優勢”並沒體現出來，美國出口商品的領域越來越狹窄。
美元嚴重貶值的另外一個惡劣後果，就是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用其他貨幣進行貿易結算。
隨着越來越多的美元從全世界流回美國，美元在國內的貶值幅度更加巨大，也就是說，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相當驚人，變相削弱了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使財富集中在了少數人的手裡。
在中國與歐洲先後提出不用美元進行貿易結算之後，弗雷德裡克不得不有所收斂。
不能印鈔票，弗雷德裡克就得勒緊褲腰帶。
“老撾戰爭”爆發前，共和黨兩院領袖先後提出從伊朗撤軍。只有撤軍，才能縮減聯邦政府財政開支，減少赤字，有更多的資金刺激國內消費，振興美國經濟。
當時，弗雷德裡克確實動了撤軍的念頭。
利益集團已經從戰爭中賺夠了好處，通過鼓吹“中美冷戰”，美國政府的常規軍費預算連續2年大幅度增長。只要中國崛起的勢頭沒有減緩，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都會保持較高幅度的軍費預算，滿足利益集團的胃口。
結果，“老撾戰爭”打亂了弗雷德裡克的安排。
雖然沒人鼓吹“入越作戰”，但是弗雷德裡克不能在此時宣佈從伊朗撤軍。原因很簡單，美國輸掉了伊朗戰爭、中國打贏了老撾戰爭，美國的國際威望與影響力將受到致命打擊，大部分持觀望態度的國家都會倒向中國。
弗雷德裡克唯一的選擇是拖住中國，讓中國首先承認“戰敗”
正是如此，當中國再度提出全面制裁越南時，美國投了棄權票。
目的無二，讓中國派兵進入越南，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西方媒體沒有大肆報道相關新聞，只是重點強調了中國在安理會的強硬立場，似乎制裁越南完全由中國決定，美國根本沒有發言權一樣。
美國開始退縮，並不是好兆頭。
收到消息後，趙潤東一面派人去機場迎接龐興龍，一面與正在曼谷與馬來西亞外長接觸的黃國巍聯繫。弗雷德裡克不是那種喜歡退卻的人，美國在制裁問題上做出讓步，肯定會在其他地方做小動作。
北京時間26日17點30，龐興龍回到北京。
隨後，趙潤東收到了兩條消息。
一是黃國巍與馬來西亞外長的第一輪磋商結束，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共識，約定在28日進行第二輪接觸。
二是圍殲第二批進入老撾的越南軍隊的戰鬥結束，陸軍做好了進入越南的準備工作。
讓彭茂邦立即到元首府來之後，趙潤東聯繫了潘雲生、顧衛民、徐證東等人。
憑藉政治家的敏銳知覺，趙潤東意識到美國很快就會採取“大規模”行動，爲共和國製造天大的麻煩。
在此情況下，是否派兵進入越南，成爲了非常關鍵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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