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爲大漢最能體會劉協思想內核的胡昭提出一個建議，實現三家一統，爲了讓這個目標能夠實現，他還提出成立中央太學府，下設中央道學院、中央儒學院和中央法學院，集聚整個大漢的精英解決學術問題上的爭論。
在取得共識之後，原有所有與共識不同意見的典籍全部刻在鐵板上，封存到皇家書院中，而殘留在世上的其他典籍全部銷燬。
這個建議提醒了劉協，畢竟三家制衡論只是一個大漢哲學道路的一個新開端，它的輝煌在於三家融合，這將對大漢的民族和文明產生巨大的影響，只有走上這條路，大漢纔能有足夠的上進心和擴展心。
胡昭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說得很流暢，每個細節都推敲的很完備，看來他思考了不止一次，這讓劉協再一次認識了胡昭，也明白了胡昭的志願，他之所以不出世，就在於他的這個設想是大漢以前所有諸侯梟雄都不能也不敢實現的目標，而自己的三家制衡輪給了他希望，否則他根本不會出仕。
胡昭的這種態度讓劉協大感欣慰，他認識到在這個世界中，他並不孤獨，胡昭是一個在對民族文化弊端認識上同樣清晰的人。
劉協不得不佩服胡昭，自己做爲後來人，看到的結局，知道弊端的存在，而胡昭是當代人，他卻能只通過自己的推衍尋找到弊端的存在。
讓劉協驚訝的是，不僅胡昭，荀彧、陳羣等人也同意這個建議，他們支持的原因很簡單，道家也好，法家也好，甚至儒家也好，學識都太駁雜，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見解，必須有很好的方式解決這種駁雜，使三家學識更好的爲朝廷服務。
基於這一點，劉協再一次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學士們都是非常優秀的政治家，他們善於從政治角度去思考問題，而不是從純的學術角度，難怪中國歷史上可以出現太多次哲學思想的統一和分化，只要政治需要，所有學術都可以轉變自己的立場，因爲這些學術的引導者通常就是當時政府最高層的政治家，他們需要學術向着有利自己統治的方向發展。
在官僚階層達成一致後，劉協沒有去真正詢問管寧等純學術研究者的意見，只是通知一聲，告訴他們朝廷的決定。
在獲得代表大族利益的官僚階層同意後，劉協徹底打消設立道聖和教皇的設置，與華夏六年九月九日，正式出任道教教主，對於劉協來說，他又向理想邁進了一步，大漢邁出了二元君主制的最重要的一步——政教合一。
在這個時候，隱約有人追查張魯和其子嗣死亡的真相，劉協立刻讓軍機處展開反調查，發現是北方朝廷在派人調查後，劉協立刻下令追殺，作爲威懾，劉協讓楊修同時安排了一次暗殺，暗殺對象就是北方朝廷的老臣——孫邵。
以目前軍機處的能力，暗殺的進展非常順利，十一月，孫邵在家中被毒死，這一次暗殺很大程度震驚了北方上層決策者，尤其是諸葛亮，他果斷決定停止調查張魯死亡真相，並將孫邵的死歸於暴疾，他不敢公開是暗殺，如果連上層決策者都可以被輕易暗殺，諸葛亮不知道劉協那雙陰暗的走到底延伸到了什麼地步，朝廷各級大臣也都會人人自危。
劉協出任道教教主之後，立刻下了一道聖諭，道家和道教則正式分開，規定道教爲大漢永久國教，但允許大漢疆域內各地少數民族信仰原生宗教，但不得信任外來教義，同時大漢子民則只能信道教，並悉數驅逐大漢疆域的浮屠教傳教者。
在襄陽城，劉協成立了新的道府，他的生活地點從最初的御府和皇宮之外，增加了道府。
中央太學府正式成立，設中央道學院、中央儒學院和中央法學院，除此之外，劉協增設了中央理學府，對於理的定義，劉協將道和理並稱爲“道理”，“理”是道的延伸，道是宏觀的律，而理是客觀的、實在的律，道的無限延伸稱之爲理，理的無限統籌稱之爲道。
一個簡單的“道”和“理”字涵蓋了人類文明的所有範疇，所有哲學思想和具體宇宙運作規律都毫無遺漏的歸於“道”和“理”，這就是道家的精髓，也是中華文明的精髓，他可以吸納一切正確的知識，只要是屬於“道”和“理”的範疇，實際上這個世界所知的一切和不所知的一切都可以用這兩個字來歸納，無論是深邃的數學，還是艱深的物理，無論是直觀的，還是隱含的，它們都存在於這兩個字中。
在多年推崇道家思想的基礎上，中央理學院的存在終於有了它的意義，而這個中央理學院將是炎黃子孫正式系統研究追尋世界真相和真理的開始，無論是大漢新興的地理學、生物學，還是傳承多年的冶金，夾雜神仙方士色彩的丹學都在理學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中央太學府成立後，因爲戰亂而停止的襄陽盛會再一次召開，百家講壇也重新點燃，劉協也修改了襄陽盛會召開週期，襄陽盛會定爲每九年召開一次，而百家講壇則保持三年召開一次。
大漢各地知名學者在參加襄陽盛會之時，開始被邀請參加中央太學府關於三家融合的討論，這是一場漫無邊際的討論，劉協甚至不打算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結果
，但他明白，只要太學府存在，這場討論就會繼續下去，遲早有一天，遵守舊禮的儒家能夠被追尋新規律的法家所同化，而中立的道家就是兩者最好的潤滑劑。
雖然三家統一的步伐沒有走的很迅速，也許還需要幾百年，但在這次討論中，大漢的學者在雙重皇帝劉協的引導下，向劉協主導的道家妥協了。
儒家在尊老的同時，承認人存在的雙重意義，傳承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們無法否認，尋道是道家思想的精髓，他們也不敢否認其正確性，當兩種思想結合在一起，人存在的意義就完全被解釋清晰，這也是大漢國教——道教的基本教義。
道教終究是宗教，而宗教和哲學存在的共同起始點就是解決人爲何而存在，遠古的人類和賢哲們，仰望着蒼天，浩瀚的星空讓他們疑惑，讓他們感到孤獨和渺小，於是他們開始詢問自己爲何而存在，自此爲起始，這個世界出現了宗教和哲學來不停的解答這個問題而大漢道教給與信徒的答案就是人之大義就是神賦予人的使命，大漢儒家給與人們人之大義之一，大漢道家給與人們人之大義之二。
法家的哲學根基和道家是相通的，這和荀子通老子之道，而韓非子師荀子有莫大關係，實際上法家的誕生只是給了統治階層一個答案，那就是如何管理世界，它的哲學根基卻在於老子的“道”思想，法家在法與時進的論證上都取決於道家“恆變”和“恆不變”之辨。
劉協同時在襄陽學府增加了襄陽理學院，並將襄陽工院一分爲三，一部分併入襄陽學府，改稱襄陽工學院，在襄陽工學院運作了多年之後，它正式帶着眩目的光輝進入了襄陽學府，雖然還是非常多的反對之音，但胡昭身爲襄陽學府總祭，卻給與了最強力的支持。
實際上襄陽工學院爲大漢做出的貢獻也爲襄陽工學院併入襄陽學府省去了很多麻煩，從五湖策的細節研究到大漢各州區域農業研究，從黃河上游河套地區治理到西寧道設計，以及數百座城池的設計，數百個水利工程的設計，是它的光環，襄陽學府已經沒有一個學院有資格和它相提並論，在它的面前，所有令襄陽學府人自豪的華麗辭藻詩歌都變得毫無用處，而它依然那麼實用，它的價值一次次衝擊傳統學子歧視工學院的內心。
第二部分併入水鏡學府，水鏡學府本來就是一所講究實用的學府，在工學院沒有併入之前，司馬徵的雜學就包含了大量的工學院知識，他是舉雙手贊成。
由於太學府的成立，水鏡學府也變得很尷尬，她意識到自己不再是大漢學術中心，其次是大量的朝廷資金投入，使得水鏡學府再也不屬於私學，司馬徵也不打算再用水鏡學府來命名這所學府。
劉協沒有采納司馬徵的意見，他已經習慣了水鏡學府的稱謂，並且他不喜歡襄陽城只有一所知名學府，他安慰司馬徵，告訴他水鏡學府會得到更多的支持，但司馬徵執意要改，他是一個執著而有自尊的老人，他不希望一個國立學府用自己名號來命名。
劉協沒有辦法，只能取其中一個水字，改水鏡學府爲長江學府，並親自拜訪司馬徵，希望他能留在長江學府，將長江學府在襄陽工學院的基礎上走向一所非常實用的學府，他太擔心司馬徵會在水鏡學府改成長江學府後，司馬徵會另起爐竈開一所私學。
被料中心思的司馬徵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繼續留在長江學府擔任總祭，並且按照劉協的意思，努力將自己的雜學發揮到極致，和襄陽學府的矜持不一樣，長江學府在司馬徵的喜好中，非常重的傾向了實用的理工學科，而襄陽學府則繼續保持了自己在文學、藝術、醫學方面的領先。
這就是劉協所需要的，兩家大漢最頂尖的學府呈現不一樣的色彩，而他不偏不倚的站在中間，炎黃民族需要在理工上取得長足進步，但在文化上也不能落後，襄陽學府和長江學府就是最好的發動機，他們牽引着大漢的學子走向兩個巔峰。
襄陽工學院的第三部分則獨立成新的襄陽理工學府，劉協並不希望襄陽工學院就此消失，一個大漢理學的種子，他有足夠的理由獨立發展成一棵參天大樹，而金陵學府、重慶學府、長安學府和洛陽學府則依次得到小部分襄陽工學院的師資力量，成立自己的工學院和理學院。
當北方朝廷根本不構成威脅的時候，劉協讓胡昭公開進行財經學的詮釋和講解，並由對財經道有更深瞭解的蔣琬寫兩本財經專著——《財經要略》、《稅論》。
劉協忙裡抽閒的寫了兩本新書——《管籌》和《組織》，但這兩本書各自只有數萬字，只印了三千冊，在朝廷重要官員和將領之間流傳。在這兩本書籍中，劉協將管理學中管理和統籌兩個概念提出來，將組織學的分工和組合概念提出來，雖然故意沒有對此多加討論，但還是點明朝廷管理和統籌的職能，不論是治略府，還是統帥府，或者是軍隊中的一個營，他們都是組織，是人按照系統的要求進行組合的結果
，它就有系統的規則，即道。
同樣，在劉協的引導下，襄陽理工學院的幾十名學者合力完成了《草本經》、《禽釋》、《獸釋》和《蟲釋》，在《蟲釋》中，學者們嚴格區別了蟲和獸之間的區別，使之不再混亂。
令劉協頭痛的是物理學和化學的發展，自己也不太清楚的該怎麼去引導了，他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化學白癡，也許根本不要再去引導，他明白自己做的已經夠多了，此後的事情應該依靠學者們，他能做的就是讓他們有發現道的慾望，擺脫儒家守舊思想和輕視理工的困擾。
爲了近一步鼓勵學者的創新精神和探險精神，劉協正式將理工類也劃入士子的評定範圍，改學子、學士、學者、博士、大賢五級評稱爲學子、學士、學者、博士、院士五級評稱，並制定論文制，將論文分爲十二個分級，每種都有不同加分，根據總分定評稱，其中尤其發現新理的論文爲分最高者，而這樣的論文必須得到太學府的認可纔可以認定有效。郡學可以完成學子到學士的申報評審，州學可以完成學士到學者的申報評審，國立學府則可以完成學者到博士的申報評審，太學府完成院士資格的申報評審，一旦通過院士資格，即可成爲中央太學府成員。
士子的年俸也進行更改，理工類士子年俸一律增長三成，尤其學者及以上級別增加五成，這樣的金錢刺激正是要大規模刺激士子棄文藝轉向理工，事實上效果也很明顯，制度下發的第二年，各郡學報名參考理工學子的人數增長超過四成，而各地郡學中轉學理工的士子多不勝數。襄陽理工學院也從最初寒門子弟集中的地方成爲豪族、寒門雲集的地方。
雖然大漢沒有執行普及教育，但是各地縣學的開展，其三年低學費學習制度還是讓大量貧家弟子紛紛涌入，各地富族子弟則雲集參加三年一度郡學會考，使大漢人才培養呈現兩個現象。
事實上，劉協和荀彧的計劃是縣學三年免費，但在張昭和蔣琬的直諫下，最終還是取消了，大漢可以支撐荊州八十多縣學進行縣學三年免費，但無力支撐全國，並且各地農民在人少地多的情況，還是勉強可以保證一定的收入支持三年的低學費就讀，實在沒有學費可以直接到了年紀參加駐防軍，也還有提升的機會。
由於縣學的教學相對淺薄，和富族的私學相比，它所教授的還是很少，在郡學會考上，一般的寒門子弟很難考過富族子弟，對他們來說，只有極少部分能夠通過縣學脫穎而出，被保薦進入郡學，三成能夠進入預備軍，其餘大部分都是進了最沒有前途的駐防軍。
但平心而論，相對東漢和西漢，南漢在貧民教育上已經做得非常好了，在駐防軍依靠自耕自重的前提下，這些寒家子弟組成的駐防軍不消耗國家財稅，而且他們還有最後一些機會進入各地軍院，雖然相對預備軍，他們的機會少得可憐，但一整套的挑選系統遴選下來，每十名寒家子弟就有一個人可以進入郡學，每十名中有三人能夠進入預備軍，大約每十人中有兩人擁有進入朝廷軍政機構的機會。
這兩個人有三成的機率成爲士子，三成的機率進入低層的官僚機構，還有四成機率進入漢軍體系。大約百分之一的機率進入中層的治略臺級官僚機構，只有千分之一的機率進入中央的官僚機構，如果要成爲三公八尚書這個層級的核心官員，他們大概只有十萬分之一機率。可他們仍然有機會，也有非常大的機率在軍隊中尋找到不粗的位置，或者成爲不錯的學者，甚至院士。
這個機率並不低了，總之對他們而言，機會人人都有，就看你是否真的很聰明或很強壯。
黃河民族學府的籌備工作也由司馬懿在積極進行着，這間學府將會爲少數民族的富裕階層的子弟提供進入官僚機構的機會，至於少數貧寒子弟而言，連縣學都無法實現，除了參入駐防軍外，等待被挑選進入預備軍或者商軍外，他們只能繼續放牧或者農耕。
如果說，這之前劉協的行爲還是沒有爭議的話，那之後劉協的一個行爲卻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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