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北，日本要求蔣方公開承認“滿洲國”。蔣方代表最初主張由中日雙方共同作爲“滿洲國”的保護國，在遭到拒絕後，又提出採取事實上默認的方式來滿足日方的要求，但日方對此毫不讓步。爲了給蔣介石考慮的時間，日本把汪僞政權的成立的時間推遲到3月30日。可見，日本對此還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3月24日，蔣介石給香港答覆：“關於承認滿洲國問題，政府內部的意見形成對立，不易決定。希望延期到4月15日再作確定答覆。”對此，日本政府很惱火，認爲這是“辜負了我們的期望。”於是在3月30日汪僞政權就成立了。
關於共同與日本在內蒙和華北等地駐兵問題，日方提出，兩國締結共同防共協定。對此，蔣方代表表示同意，並答允將內蒙古作爲共同防共的特殊地區。不過，蔣方代表堅決反對日方在內蒙和華北駐兵，但同意考慮等到和平恢復後，在重要地區推遲日本撤兵的時間。
關於汪僞政權問題，日方要求實現蔣汪合流。蔣方代表則表示，在中國國內反汪空氣日益高漲的形勢下，要重慶政府與它合併，無論如何也是不要考慮的問題。
可見在承認“滿洲國”、在華駐軍和蔣汪合流問題上，兩者的矛盾依然很尖銳，在其他問題上則分歧不大，香港預備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結束的。
爲配合“和談”的進行，日軍從1940年5月初起，發起了宜昌戰役。6月，佔領襄陽、攻陷宜昌，進逼四川，空襲重慶、成都等地，企圖迫使蔣介石就範。
在這種形勢下，6月4日至6日，日蔣代表又在澳門市郊舉行了第二次預備會議。會前，曾廣對今井武夫私下表示：“蔣介石委員長表面上姑且不談，內心在希望和平卻是事實，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會議的備忘錄中，日本方面如能認可中國方面的意見，估計必然可以簽訂協定。”“中國在日華停戰的同時，就要發表宣言，所以在第三次秘密會議中希望從時間到內容方面能同日本協商。”會上，雙方代表幾經交涉，仍無實質性進展。最後，雙方同意了一項令人不敢想像的建議：請蔣委員長、汪精衛和阪垣徵四郎三人在湖南長沙會談，一舉解決一切問題。從此，雙方把希望轉向高級會談。
6月20日，曾廣答覆日方，高級會談大致到7月中旬可以舉行，地點可定在長沙。日軍爲推進高級會談，將派參謀次長澤田茂到南京作現地指導。7月22日，日蔣代表交換了高級會談備忘錄，約定8月中旬在長沙舉行高級會談。
7月22日第二屆近衛內閣組成，日美矛盾趨於激化，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對“和談”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7月31日，蔣方代表向日方提出三項要求並要阪垣親筆答覆：要求近衛以某種方式取消以前發表的“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要求在蔣與阪垣會談時，不要觸及蔣汪合流問題；要求日本廢除日汪簽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
近衛則於8月21日，給蔣介石寫了一封親筆信：“最近閣下將與阪垣中將會見。餘深信，此次會見當能確立兩國邦交之基礎。”阪垣也給蔣介石寫了親筆信，“保證”“對於蔣汪合作問題，不作爲一項停戰條件”。
9月5日，曾廣答覆日方：近衛親筆信仍然沒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同時，近衛對阪垣出席長沙高級會談，不是全面支持，而是旁觀的態度。蔣介石對近衛的親筆信表示了斷然拒絕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也就中斷了“桐工作。”
1940年9月，日外相松岡洋右又物色西義顯（南滿鐵路公司總經理）同中國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接觸。這次談判議案爲：國民政府統一；日軍全部撤退；日本和中國統一政府訂立防共同盟條約。日本政府對以上提案卻不答應。11月13日，制訂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要蔣單方面屈服，更不願撤軍，被蔣介石拒絕。11月28日，“錢永銘工作”停止。11月30日，日本承認汪僞政權。“錢永銘工作”在拖延日本承認汪僞政權的問題上還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的。
國民政府與日本密談的動機既有對日妥協的一面，也包含着延緩日軍進攻步驟、阻撓和推遲汪精衛僞政權成立的目的，這也是蔣介石抗戰兩面性的具體反映。
三、把握國際變局
1．漫長的等待
中國的抗日戰爭，處在一個利益紛爭加劇國際格局大變動的複雜環境之中。因而，正確把握國際局勢的發展趨勢，以及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爲中國抗戰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無疑是抗日戰爭中外交策略的重大問題。堅持正面戰場抗日作戰的同時，蔣介石密切關注着國際形勢的發展，極力捕捉每一個有利於中國抗戰的轉機。
1939年2月，日軍攻佔海南島。中國政府認爲，日本的這一舉動是南進的重要信號，蔣介石稱之爲“太平洋上之九一八”，日軍果然志在南進。3月，日本宣佈統轄中國南海諸島，很快又提出對南太平洋大片領土的要求。蔣介石期待着由於日本的不斷挑釁，美英等國將走上制裁日本的道路。
就在國民政府積極活動的時候，發生了“天津事件”。鑑於歐洲局勢緊張，爲避免兩線作戰，英國首相張伯倫堅持實行容忍政策，反對制裁日本。7月下旬，英日在東京會談，簽訂了《有田——克萊琪協定》，英國完全承認日本侵華行動的合法性，承諾不援助中國抗戰。英國此舉遭到了中國的強烈反對和譴責，也使許多人開始懷疑蔣介石的苦撐待變策略究竟有幾分勝算。
就在蔣介石的抗戰熱情大受打擊的時候，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日本，廢除《美日友好通商航空海條約》。這是中日開戰以來，美國政府所採取的第一個對日製裁措施，它爲蔣介石期待已久的對日禁運鋪平了道路，這無疑是對他莫大的鼓舞。
9月，時局發生了更大的變化，歐洲戰爭爆發了。蔣介石興奮得如同見到了曙光，幾年的死拼硬擋終於等來了國際形勢的轉機！所謂“苦撐待變”，就是期待國際矛盾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變化，使中國得到強有力的盟友。蔣介石頗爲得意地說，在兩年多前，他就預想將中國的抗戰堅持到歐戰爆發，曾有人懷疑他的策略，現在這一預想終於實現了。他認爲中國抗戰最大的基本策略已經達成，“我國抗戰兩年，期待國際變化，今果有大變化矣……如我能擇善固執，謹慎運用，餘深信國家必能從此復興也。”
藉助外力一舉解決中日戰爭是蔣介石的一貫戰略。現在，蔣介石進一步指出，中國抗戰的目的，“就是要與歐洲戰爭——世界戰爭同時結束，亦即是說中日問題要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歐戰爆發，促進遠東問題解決的中國抗戰已與促進世界問題解決的歐洲戰爭，在東亞西歐同時並進，蔣介石正是從這裡看到中國已經獲得了一箇中國問題將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的基礎。蔣介石甚至更爲直接地說：“今後我國之處世之道，反形簡單，即對內建沒根據地，對倭更作持久抗戰到底，以待世界戰爭之結束而已。”其中雖不乏消極思想，但把中國的抗戰與世界戰爭聯繫起來思考卻是有遠見的。
9月21日，羅斯福在國會發表演說，要求國會修改中立法，廢除武器禁運的條款。對待中日戰爭，美國的態度是逐步擴大對日本的禁運範圍。9月26日，羅斯福要求各有關企業停止出口11種指定的原料。12月，又把禁運範圍擴大到包括製造飛機用的主要金屬。
1939年，是國際局勢初現轉機的一年，但事情的發展卻沒有蔣介石設想的那樣順利，隨後而來的是一段是漫長而焦灼的等待。值得慶幸的是蔣介石終於看到了轉機，美國逐步疏遠日本而悄悄地靠近中國，這對處境艱難的蔣介石來說是個鼓舞，使他更加堅定了持久抵抗的決心。
日本方面也在等待，等待重慶政府的投降或分化瓦解！在攻佔武漢後他們已經成功地獲得了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的合作，日本人希望這些資歷老名氣大的人物的舉動能引發重慶的混亂，迫使蔣介石重新考慮同天皇的關係。與蔣介石談判的“桐工作”進展並不能讓人滿意，1940年年初的時候，日本人突然發現蔣介石是在玩緩兵計，天皇賜給他時間反省，沒想到他居然在謀劃怎樣更加頑固地對抗天皇。怒火中燒的日本人爲了挽回面子，在1940年3月匆匆忙忙地在南京把汪僞政權扶植起來。
深陷中國戰場不能自拔的日本人，也的確耐不住寂寞了，是啊，滿洲國的傀儡皇帝早就被人罵臭了又怎能再司號發令呢。天皇在關內中國領土上需要的是一個能辦事的臣子，不是掩人耳目的擺設！可是，汪精衛能讓天皇滿意嗎？連日本人自己都覺得懸。
蔣介石沒有因此遭遇太多的麻煩，他早就牢牢地把軍隊抓在了手中。得知南京汪僞政權出臺的消息，蔣介石並沒有恐懼。他只是替那幫自以爲是的人惋惜，他們根本就不懂中國政治的特點嘛！其實從汪精衛出走河內的那一天開始，蔣介石就有疑問，他們難道不知道岳飛和秦檜的故事嗎？
美國擔心汪僞政權的出臺會削弱重慶國民政府的權威。從而威脅美國的遠東戰略，3月30日，發表聲明斥責了日本的舉動，強調只承認蔣介石政府的合法性。
4月15日，日本外相發表對外聲明，向荷蘭政府提出保護荷屬東印度的要求。美國認爲這是日本南下的信號，立即做出反應，反對日本干涉荷屬東印度的事務或改變其現狀。6月，歐洲的戰爭形勢迅速發展，德軍所向披靡，僅用6個星期就打破了號稱“歐洲最大的陸軍強國”的法國。法國投降後，日本趁火打劫，向法國在亞洲的殖民地發起了攻擊。
事實上，日本已決定進攻整個東南亞。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發表了“謀求與亞洲各國共存共榮”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演說，將英、法、荷在太平洋的屬地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亞、印度納入“共榮圈”。日寇侵略東南亞各國，一是掠奪戰略物資，再就是切斷越南、緬甸通往中國的運輸線，斷絕國外對中國的支援，逼迫中國政府投降。
蔣介石怕的是日寇繼續進攻中國的西南大後方，不過沒有設想到日本這樣瘋狂地南進。蔣介石估計形勢說：“倭加南進，則其必介入歐戰，並與美髮生衝突，於我有利也。”蔣介石開始加強與美國的聯繫。
爲了欺騙世界輿論，日本在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同時，在國內外大做宣傳文章，企圖使人們相信，戰爭爆發的原因在於中國而不在於日本。日本旅居各國的僑民所辦報刊、通訊社也在大造輿論，外國報紙不時轉載。面對這種嚴重局勢，中國必須開展國際宣傳，努力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支持、支援。美國便是中國朝野努力爭取的重點和主要對象。
2．宋子文使美
國民政府除了派遣一流的職業外交官赴美外，還派遣了不少在美有特殊關係或特殊影響的知名人士赴美作爲政府外交官、特使，遊說美國朝野人士，並在其周圍建立起重疊錯落的關係網絡，以期美國的遠東政策朝着有利於中國的方面轉化。
1940年6月，蔣介石讓沒有擔任任何職務的宋子文以蔣的“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國。宋子文帶上妻子張樂怡和孩子，聲稱來美國是爲“家庭事務”。他這次到美國居住了將近兩年半，但經常在重慶與華盛頓之間飛來飛去。宋子文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獲取美國貸款。他充分利用他的宋氏家族與美國的特殊親密關係，致力於“在總統左右樹立各方助手”，除了與美國財長摩根索等政府要員建立深厚私交外，宋子文還審慎地挑選了一批同政府部門有密切聯繫的人員，如退役軍官、政府職員、宗教及羣衆團體中有影響的人士，以及羅斯福的遠房親戚。這些人後來成爲所謂“援華院外活動集團或中國幫”的最初班底。對於宋子文的做法，美國人有獨到的理解，他們說這“反映了他的家族愛搞陰謀政治活動這一特點，又反映了中國流行的信念，即認爲有權有勢才能支配所接受的援助”。
當時，美國的能力主要集中在歐洲與希特勒抗衡，大量的物資在支援英國，羅斯福也在忙於競選連任第三任總統，美國國會內的多數人仍抱着發生在遠東的中日戰爭與美國無關的觀點，因此，宋子文在美國最初的三個月，一美元的貸款也未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