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其他的與會者亦紛紛報告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慶、上海之所爲，誣衊上述地區人的“革命活動”皆有不利於國民黨，受外人指使之事實，會議最後決議：“照吳委員所擬辦法備文諮送中央執行委員。”吳稚暉還提議，將中央執行委員分別審查，審查標準是：純爲國民黨忠實分子，態度可疑之分子，分子及其附和分子。只將提案文諮送“純爲國民黨忠實分子”的中央執行委員。關於提案發出的時間，吳稚暉提議：待決裂後發出。假“中央監察委員會”之名決議“清黨”，使蔣介石集團爲即將發動的反革命政變披上了一襲“合法”外衣。
4月9日，鄧澤如、黃紹竑、吳稚暉等人聯名發表“護黨救國”通電。該通電攻擊武漢聯席會議以來的種種措施，尤其對於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統一革命力量案》准許人蔘加國民政府，大肆攻擊。這項通電，無疑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政治宣言，爲即將發生的政變披上“護黨救國”的外衣，爲蔣介石製造了又一個合法根據。
汪精衛於1926年11月20日從法國啓程、中經蘇聯，於4月1日抵達上海。蔣介石多次與他進行“親密”晤談。關於蔣、汪上海會談的內幕，蔣、汪在日後均有敘述。蔣介石在奠都南京後，曾公佈了其與汪精衛會談的要點：蔣告訴汪，必須立即“清黨”；蔣勸汪舍武漢而去南京。
汪精衛在上海會談中持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汪精衛在本質上是的，他贊成“暫時應急之法”三條：由蔣、汪共同通知陳獨秀，各地員暫停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武漢政府及中央黨部妨礙黨國前途的命令可以不受；各省黨部，各機關如有搗亂分子在內陰謀破壞，可以隨時以非常手段處置之。
另一方面，汪精衛仍然以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及其聯俄容共政策的繼承人和黨紀捍衛者的面目出現，未同意蔣介石等人立即“清黨”的主張。汪提議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以解決一切問題。之後，汪秘密登船，離滬返至武漢。
汪精衛不遠萬里自海外歸國，在上海不同意立即“清黨”，舍上海而赴武漢，發表《汪陳聯合宣言》，均基於試圖恢復從前的權力和地位的考慮，蔣、汪上海會談分歧的實質就在於他們兩人之間的權力之爭，蔣介石企圖暫時聯汪立即，然後再排汪獨掌大權，而汪則想暫時聯共抗蔣，然後再分共獨掌大權。
導致蔣、汪上海會談最終不歡而散的直接因素是4月5日報刊上發表的《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宣言首先強調國共團結的必要性：因爲雖然我們得到了勝利，但我們的敵人仍然存在。兩黨合作，本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員，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根本精神。
《汪陳聯合宣言》受到了共產國際的重視，稱讚它是政治上的一大勝利，但引起了蔣介石集團的不滿。事實上，蔣是應該感謝這張宣言的。因爲，《汪陳聯合宣言》沒有揭露蔣介石的反動傾向，而且否認了蔣介石的“驅逐友黨摧殘工會”的事實，把一些歷史事實當作“謠言”去闢，麻痹了革命羣衆的鬥志，使他們放鬆警惕。
但《宣言》的發表和汪精衛的離滬使蔣介石集團拉汪精衛結盟的計劃成了泡影，蔣介石及其同夥決定立即單獨行動起來。
4．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4月7日，蔣介石委任白崇禧爲上海駐軍司令，白氏的任務就是解除“一切非法武裝分子的武裝”。三天之後，4月10日，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被解散（上海分部在前一天已被撤銷），蔣介石在一份聲明中指控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等人進行的宣傳教育，瓦解國民革命軍。
從4月8日至12日，白崇禧軍隊的政治部在上海報紙上發佈口號：打倒在後方製造混亂的破壞分子！打倒反對三民主義的反革命分子！擁護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加強真正的國民黨黨權！打倒篡黨篡權的陰謀分子！士兵在前線犧牲生命，正直的工人不要在後方製造騷亂，舉行罷工！
很明顯，這是蔣介石打算武力鎮壓的強烈暗號，一場蓄謀已久的血腥剿殺已經勢在必發。
蔣介石預先佈置下圈套，4月11日，杜月笙邀請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至法租界赴宴。當晚局勢已經非常緊張，總工會已得到右派要繳械的報告，另外一個負責人李泊之曾勸汪壽華不要去，但汪考慮後認爲還是去的好。隨後汪與杜同去，但汪壽華卻一去無回，在被誘捕後不久，即遭暗殺。
4月12日凌晨，在祁齊路上的司令部內響起了軍號聲，上海灘內的炮艦也拉響了汽笛，隱藏在租界內的青紅幫打手，臂纏“工”字符號的袖章，打着工人的旗號，攜帶槍械，傾巢出動，在閘北、南市、滬西、浦東、吳淞等處襲擊工會的工人糾察隊。
反動軍隊旋即以“調解工人內訌”爲名，收繳雙方槍械，2700名配有17。0支長槍和幾十挺機關槍的工人糾察隊員在幾小時內就被解除了武裝。隊員們有的來不及反抗，有的雖拼死抵抗也不能倖免，幾百名糾查隊員被殺害。
12日晨4時許，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方面據聞湖州會館總工會會所發生槍聲，工人糾察總隊指揮顧順章即偕衛兵兩人，軍醫及書記等往該會館總工會會所視察情形。入內略事休息，約過20分鐘，槍聲復作，顧氏出外探視，即見有60餘便衣軍，臂纏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會所內放槍。門前糾察隊20餘人，亦向之抵禦，未及十分鐘，又有大批二十六軍部隊開到，當有五團團長邢霆如向糾察隊謂：“請你們不要還擊，我們來，爲你們繳他們便衣軍的械。”
說畢，即將所有便衣軍槍械，未經抵抗，即完全繳下，並用繩索捆綁。糾察隊見狀，即請黨軍入內吃茶抽菸，但邢進人後，便要顧順章去第二師師部，並進行扣留，大家見總指揮被捉，只得依言三叉式將槍靠好，黨軍又逼令糾察隊，向後退三步，並將機關槍等對準湖州會館糾察隊，至此遂無能爲力，黨軍即人內佔據該會，辦事員亦全部退出。隨後邢即要顧同赴第二師師長處談話，顧無法反抗，遂同到寶山路天主堂二師司令部，時在上午7時，拘至下午3時許始行釋出。
與此同時，閘北商務總廠、閘北商務俱樂部（即糾察隊總指揮處）、閘北天通閹路、南市華商電車公司、南市三山會館、浦東、吳淞各地也發生同樣的事情，工人糾察隊因抵抗而死者百餘人，工友羣衆，死者數百人。
4月12日，白崇禧以戒嚴司令名義發佈佈告，將事變稱之爲“武裝工友的衝突”，並說解除雙方工友的武裝是駐軍司令之職責。
上海總工會對工人糾察隊的被襲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4月13日，上海總工會爲反抗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佈總同盟罷工宣言，將事變真相通電全國，號召上海工人階級“誓死奮鬥，寧願死於以國民革命爲旗幟者之手，雖死亦有榮”。自4月13日開始，上海絲織、紡織、印刷等行業的工人以及電車司機、商店店員、海員20餘萬人舉行了大罷工。
4月13日上午，閘北工人羣衆在青雲路廣場集會，抗議帝國主義和上海軍事當局的反動行徑；要求收回工人武裝，懲辦破壞工會的軍官，會後，羣衆前往二十六軍二師司令部請願，當遊行隊伍行至寶山路時，早已埋伏於此的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士兵，竟開槍掃射徒手羣衆，槍擊歷時十五、六分鐘，死傷者血流街道，呼喊啼哭之聲慘不忍聞，當場死亡百人以上，傷者不可數計。南市方面，也發生了反動軍隊向遊行工人羣衆開槍事件，當時打死十餘人。
在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陳羣的授意下，一個自稱爲“上海工聯總會”的組織出籠了，以此來取代上海總工會。13日下午，上海總工會被查封，打手們重新佔領了上海總工會駐地湖州會館。
4月14日，白崇禧以“市政府組織人員中混有共產分子”爲藉口，下令封閉上海特別臨時市政府。當天下午，陳羣指揮軍警出動，搜查和封閉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上海特別市黨部、上海學生聯合會、平民日報社等團體和機關。在此後的數天中，各革命的工會組織概被查封，工人集會和罷工概被以“反革命”論罪，凡佩戴上海總工會符號的工人隨時被拘捕判罪。
同日，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大隊長王瑞華率領武裝衛隊兩排，分乘汽車6輛馳抵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將市政府在場開會的執行委員10餘人連同辦事員、茶役等20餘人，押乘汽車一併解往龍華司令部。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蔣介石又在東路軍中進行了“清黨”。首先是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胡公冕被通緝，第二十六軍黨代表趙舒被迫辭職出走，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江董琴被迫到武漢避難。接着，趕走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嶽及第二十一師師長嚴重及所有左派軍官，撤銷、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員。東路軍中的左派軍官及其他下級軍官憤而離職者，不下四五百人。到4月20日止，從東南地區被迫回到武漢的政治工作人員已達三四百人，隨後不久更多達千餘人。
在這個過程中，蔣介石此前所經營的私人班子開始發揮作用。英法當局的間接幫助最爲明顯，法租界包打聽的首腦就是青幫的首領黃金榮。杜月笙也是跑前跑後，好不繁忙。先與公共租界總董、法租界總巡舉行過秘密談判，並達成青紅幫出人、法租界出槍、公共租界借路的三方協議。
從11日夜間開始，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英日衛軍合作，不斷在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附近的中國領土上製造侵襲事件。4月14日晚，英國的鐵甲車與日本陸戰隊合作，小規模地侵襲越界築路區。助蔣之反動氣勢，長其兵威。
在蔣介石的“已克復的各省實行清黨”密令指示下，粵、閩、浙、江等及四川的反革命分子也紛紛出動。
廣西的一些城市在黃紹竑指使下也展開了同樣的鎮壓行動。四川軍閥劉湘下令軍隊刀槍並用，對手無寸鐵的廣大羣衆實行血腥屠殺，當地死難者達500多人，傷者不計其數。在蔣介石的老家浙江省，由張靜江親自前往部署“清黨”，杭州和寧波等地的大批員和革命者遭到殺害。廣州“清黨”的重點是黃埔軍校的“清黨”。
逮捕之員約400餘人，黃埔學生被李濟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槍斃的也很多。
蔣介石終於結束了出於權力維護和升級，不停地在、拉共、反蘇聯蘇中左右搖擺的兩難境地，和爲掩人耳目，實行的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政治陰謀的束縛，可以“光明正大”、無所顧忌地按自己的意志爲所欲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