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囚禁張學良
在什麼條件下釋放蔣介石，西安各方面的意見頗不一致。大多數人都主張有條件地釋蔣，可是張學良認爲，只要蔣介石原則上承認達成的六項條件，就可以讓他走，而且還決定親自送他回南京，張學良的決定使參與扣蔣的人深爲不安。
24日晚上，張學良和楊虎城在新城大樓舉行歡送宴會。宴會結束後，張學良召集王以哲、何柱國、董英斌等高級將領，宣佈他要送蔣回南京，並向中央請罪，以恢復蔣的威信。大家勸張不必送，怕蔣變卦，最後建議至多送蔣至洛陽。張學良堅持要送，還囑咐大家：“關於東北軍之事，聽命于于學忠；關於抗日聯軍總部之事，聽命於楊虎城；有問題多和周恩來商量。”
高崇民聽了張學良的安排後，連夜給張學良寫了一封長信，反覆說明有條件放蔣的必要性和無保證放蔣的危險性。
25日早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高級將領和幕僚聯名給宋子文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提出撤軍和在協議上簽字是放蔣的前提，“否則，雖然張、楊兩將軍答應了，我們也誓死反對。”
來自外界各方面的壓力和內心巨大的焦慮，已把張學良搞得精疲力竭，神經過度緊張幾乎難以支撐。同時，宋子文還探聽到，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部分軍官，在得知張學良要立即放蔣後，產生了將張和蔣一同殺掉的念頭。
宋氏兄妹眼見事態又嚴峻起來，擔心夜長夢多，急忙去找張學良，催促他速速放了蔣介石。張學良早有放蔣之心，他答應讓蔣宋等人儘速離開，並表示“只要委員長回南京聯合抗日，學良願意負荊請罪”。
12月25日上午，張學良告訴楊虎城和周恩來，他將釋效蔣介石，並且親自送他們回南京。楊虎城不同意，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結果不歡而散。但張學良放蔣決心已定。
25日下午3時半左右，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陪同蔣介石、宋子文和端納，分乘兩輛汽車，秘密地從玄鳳橋高公館開出，悄悄地向西郊機場駛去，連周恩來都沒有通知。
不一會，汽車抵達機場。這裡正集聚着兩千多人的羣衆隊伍，準備歡迎從綏遠來西安的抗日將軍傅作義。蔣介石不知底細，以爲是西安的羣衆看他不肯在協議上簽字，特來機場示威，阻止他返回南京的。頃刻間他臉色大變，顯得極爲緊張，趕忙握住楊虎城的手，顯得極其誠摯地說：
虎城，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實現，你們放心，假如以後不能實現，你們可以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再重複一遍：（一）命令中央軍入關之部隊於25日起調出潼關。（二）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三）改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納抗日主張。（四）改變外交政策，實行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國家。（五）釋放上海被捕各領袖，即下令辦理。（六）西北各省軍政，統由張、楊將軍負其全責。
又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了，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
說完後，匆忙地與送行的邵力子、傅學文、楊虎城告別，在宋美齡的攙扶下快步登上飛機，騰空而去。張學良登上了另一架飛機。
1936年12月26日中午12時45分，蔣介石夫婦乘坐的波音飛機在四架戰鬥機的護航下從洛陽飛抵南京大校機場。
兩小時後，張學良和宋子文、端納乘坐的波音飛機也降落下來了。但機場上歡迎的人羣早已散去，除來迎接宋子文、端納的幾個人外，還有武裝憲兵和便衣特務。
當時，到機場接張學良的汽車是蔣介石的專車。張學良上汽車時，軍警們只准張學良的兩名警衛（跟隨張學良來寧有四名衛士）上車，將另兩名警衛人員留在機場。接着，軍警特務的汽車一前一後，把張學良的車子夾在中間，將張學良送到北極閣宋子文公館。
張學良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對其處理。12月29日，國民黨中常委決定李烈鈞爲會審張學良的高等軍法會審審判長。12月29日10時整，李偕全體會審人員走進法庭，分別入席。李命鹿鍾麟先至候審室巡視。李烈鈞拿出事先準備的判決書宣判：
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爲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
宣讀完後，李烈鈞宣佈退庭。張學良在審判後被正式逮捕，在軍警的武裝押送下，送往和平門外孔祥熙別墅，由特務和憲兵看管。宋子文緊隨而至，卻被特務堵在門外，不許入內。從此，張學良失去了自由。但蔣介石的把戲還沒有演完。當天下午，蔣介石即向國民政府遞交了請求特赦張學良的呈文，羅列了大篇理由，呈請國民政府特赦張學良。
下午2時，蔣介石請求特赦張學良的呈文和上午軍法處的判決書一同送達國民政府。翌日，即1937年元旦上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便將此交司法院核議。司法院不顧新年元旦休假，馬上做了一番“虛應故事”的核議，當日即以“尚屬可行”呈復國民政府。
1月4日上午，在林森的主持下，國民政府舉行了第22次委員會議，邀請在京的五院院長及有關人員列席。首先，林森對蔣介石的呈文和司法院的核議作了說明，隨後一致表決通過了對張學良予以特赦。
當日下午，國民政府發佈特赦令如下：
張學良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此令。
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就是蔣介石本人，於是，南京這幾天緊鑼密鼓的鬧劇終於收場了。張學良在蔣介石的導演下由十年徒刑體面地變成了“嚴加管束”。張學良自己也未曾想到：蔣介石會“嚴加管束”他那麼長時間！
1937年元旦，人們在歡慶新年第一天的同時，高等軍事法庭對張學良的判決書和蔣介石向國府請予特赦的呈文，也作爲新年的頭號新聞刊登在各大報紙上。
三、全面抗戰前的一些準備
1．全國一致，團結禦侮
華北事變以後日本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日本侵華是既定國策，中國政府也在積極準備應付可能到來的更大規模的中日戰爭。
戰爭的準備首先是人心的準備，南京國民政府政治方面的抗戰準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利用各種途徑與中國溝通聯繫。二是發起新生活運動，更新社會風氣，培育民族精神。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蔣介石雖然沒有放棄繼續以軍事“圍剿”的政策，但已改變了過去堅決消滅中國和紅軍的政策，通過各種渠道與中國溝通關係，這有利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從1935年秋冬開始，蔣介石便着手以政治方式來解決問題，以達最終解散或收編紅軍的目的。爲改善與的關係，蔣介石大致採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
1935年11月，在蔣介石指派下，由陳立夫主持、諶小岑出面，通過翦伯贊和呂振羽與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聯繫。周小舟按照北方局的指示，於次年1月親自到南京與國民黨代表曾養甫談判。
同年11月底，諶小岑通過地下黨員左恭與上海代表張子華取得聯繫，此後，張子華數次來往於南京、西安、陝北之間，爲實現國共兩黨的再度合作而奔走。
希望蘇聯政府出面促進國共兩黨合作。1935年12月19日，蔣介石親自對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說：“如果蘇聯政府能夠促進（國共）達到團結，我將感到高興。”一個多月之後，蔣介石又進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礎上，同達成協議是可能的：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權威，同時保持自己目前的編制，參加抗日戰爭。”
1935年12月，蔣介石指示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與駐共產國際代表聯繫，建議駐共產國際派人回國牽線搭橋，促成國共兩黨直接談判。
1935年底，宋子文通過宋慶齡派董健吾到達陝北，轉達南京方面要求與談判的信息。兩黨代表就合作抗日問題開始了近一年的秘密接觸，奠定了國共兩黨正式談判和合作抗日的基礎。
爲了進行戰爭動員，喚起國民覺悟，蔣介石開展了新生活運動。九一八事變之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抗日反蔣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蔣介石爲了轉移民衆視線，於1934年春天在南昌發起了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歷時15年之久，而最初的3年（從1934年到1937年）是蔣介石推行新生活運動最爲認真和努力的時期，爲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之發展成爲一場遍佈全國城鄉的社會運動。
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爲準則，從改造國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人手，倡導“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生活作風。蔣介石曾私下向蔣夢麟、張伯苓等人表示：“新生活運動要請你們在北方的同志們好好的推動，我有一個深意藏在這新生活運動裡邊，我想發動全國人民，利用新生活運動發動全國人民，來作抗日運動。”
隨着日軍侵略步伐的加快，新生活運動也被日益推向抗日救亡的軌道上來，1935年11月，爲增強國力，南京國民政府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爲求速見成效，蔣介石指示“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一定要與新生活運動同時並行，相輔相行”。又講“實行國民勞動服務，是從事於國民經濟建設一個最急要的辦法，現在我們的國家貧窮，沒有充分的財力來完成各種建設事業，……只要我們全國同胞能竭盡所能來勞動，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國利民自救救國的新建設事業”。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各地紛紛藉助新生活運動，組織新生活勞動服務團，爲地方建設事業添油加勁。
南京國民政府還藉助新生活運動加強對國民的軍事訓練，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要義》中表示其提倡新生活運動“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能夠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尤其是共同一致的習性和本能，能隨時爲國犧牲”。
當時不僅在全國大多省份以及一些鐵路幹線以新生活勞動服務團爲基礎開展國民軍訓，在許多中、小學也組織起童子軍，施以軍事訓練。這種與新生活運動緊密結合的國民軍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民的民族意識和軍事素質。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和國民軍訓與新生活運動有機地融爲一體，產生了相當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也爲全民族進入抗日戰爭作了心理準備。
2．抗日的國防戰略和戰時經濟的實施
九一八事變之後，在日軍的連連進逼下，國民黨軍丟城失地，不堪一擊。國民黨軍政要員紛紛向政府呼籲“鞏固國防，長期抗戰”。在內外壓力下，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便逐步着手從軍事上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
籌劃、整建江海防要塞。從1932年起，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制定國防計劃大綱。同年12月成立了軍委會城塞組，具體負責修建各要塞及國防工事。但在1935年之前僅對要塞作了一些修整，國防計劃大部分未能付諸實施。華北事變後，民族危機迫在眉睫。1936年1月31日，蔣介石急令“武漢要塞工程應從速着手，星夜趕修”。次年3月18日，蔣介石又令檢查各地國防工事修築情況。到1937年上半年，南京、鎮江、江陰、寧波、廈門等9個要塞區基本整建完畢，共擁有炮臺41座，各種要塞炮273門。要塞的整建，加強了國防防禦能力。
劃分防區、構築防禦工事。1934年3月，蔣介石在批示本年度國防計劃大綱時，將全國劃爲10個國防區並且明確要求各區陸軍要努力偵察本區內之地形，利用演習構築必要陣地，建築交通道路，集積物資，作好戰爭的準備。蔣介石還將全國分爲抗戰區、警備區、綏靖區、預備區4個大區，並以軍委會爲最高統帥機關，設立6個國防軍總指揮部，一個總預備軍指揮部。在這一基礎上，軍委會又將全國劃爲5個戰區，進一步完善了戰區的劃分。
大規模構築防禦工事是從1935年底開始的。一二八事變之後，南京國民政府計劃在江浙、山東、冀察、晉綏、河南、廣東、福建、廣西8個地區構築牢固防禦工事，並計劃以當時的首都南京爲中心，逐次向國境線推進，分期分區完成構築任務。計劃初實施時進展十分緩慢，至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第一期國防工事基本完成，約計構築工事3342座。這些工事有些較爲堅固，有些因人力、物力、經費之短絀，未能全按預定計劃實施，質量較差，難以承受較強的軍事打擊。
整編軍隊，擴充軍備。南京國民政府的軍隊體系一直比較混亂，裝備也已陳舊了，特別是各隊伍之間利益衝突非常嚴重，不能很好地團結對敵。從1934年底開始，蔣介石着手整軍，將全隊編成60個師，暫定3至4年編練完成。在整編陸軍的同時，對特種部隊也進行了整編。整編之後的軍隊，都統一在國民政府的名義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國民黨軍隊派系衆多，編制混亂，武器種類混雜，訓練、管理雜亂無章的狀況。在這一時期，國民政府還組建了空軍。南京、上海、武漢、太原等地的兵工廠也整頓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