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薛嶽坐鎮貴陽與王家烈爭權奪勢時，紅軍乘機在黔北休整了12天，同時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爲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使紅軍、黨的領導轉危爲安，爲由失敗走向勝利奠定了基礎。
而王家烈此時處境極爲不妙，在前線屢遭紅軍痛擊，其後方老巢又被蔣軍佔領。迨4月中旬，紅軍主力西征入滇，在黔境內的戰爭已近尾聲，此時在蔣介石眼裡王家烈已沒什麼利用價值了。於是，蔣迫王辭去了省主席與二十五軍軍長職務，王被迫離開貴州老巢到武漢賦閒職。至此，蔣介石利用追剿長征紅軍之機奪取了貴州的軍政大權，作爲一個獨立系統的黔系不復存在。
在國民黨軍閥忙於勾心鬥角之時，中央紅軍在遵義會議之後依照的軍事部署，巧妙地穿插、周旋於敵人重兵之間，聲東擊西，取得了烏江戰役、四渡赤水的勝利，殲滅了大量敵人，從而扭轉了被動的局面。
蔣介石尋機吃掉了王家烈，中央軍順利入黔，這不能不引起滇系軍閥的警惕。早在1934年底蔣電令龍雲出兵防堵紅軍時，龍雲多次召集手下商討對策。第十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孫渡認爲，將紅軍趕出貴州，以絕蔣軍入滇之藉口。龍雲對孫渡的意見深表贊同，遂任命孫渡爲第十路軍指揮部行營主任，率滇軍入黔追剿紅軍。
1935年2月2日，蔣介石任命龍云爲剿匪第二路軍總司令。1935年3月底，紅軍四渡赤水，威脅貴陽時，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慌了手腳，急命孫渡率第三縱隊前來“救駕”。孫渡率部迅速趕到，蔣對孫大加稱讚，稱孫是“真正的軍人”，此時的龍雲卻坐立不安了，深恐孫渡部被蔣控制，多次向蔣詢問第三縱隊位置，幾近失態。後蔣要獎賞孫渡兩萬元，升孫爲中將，龍雲懷疑孫是否已被蔣收買，幾乎撤掉了孫渡。4月中旬，蔣介石準備提拔滇軍的三個“作戰有功”的旅長爲師長，龍雲急電蔣，聲稱各旅長年皆少壯，立功有日，不宜驟於高位，由此可見龍雲對蔣介石防範甚嚴。
1935年4月9日，中央紅軍主力巧妙地利用敵軍間隙從貴陽、龍裡間通過，向西奔去，於4月15日至17日渡過北盤江，直向雲南挺進。
紅軍進入雲南，龍雲極爲恐慌，因爲其主力已由孫渡率領遠離昆明，而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已進入雲南。此外，中央紅軍爲掩蓋欲渡金沙江向北突圍的戰略目標，在的指揮下，派一部兵力直逼昆明，做出要攻佔昆明的態勢。驚惶失措的龍雲顧不上蔣介石所佈置的“追剿”紅軍的任務了，4月26日，他急令緊隨紅軍的劉正富、安恩溥、龔順璧3個旅停止追擊，趕回昆明防守，孫渡率部追至曲靖後，也轉向昆明集中。這樣離紅軍最近的追敵已撤回昆明，通向金沙江的道路已向紅軍敞開。
利用了龍雲欲保地盤而對紅軍追而不堵的心理，聲東擊西，在敵軍疲於奔命之時，指揮中央紅軍於5月初渡過了金沙江，從此跳出了幾十萬敵人的包圍圈，粉碎了蔣介石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紅軍渡過金沙江便進入四川地區（包括西康）。早在長征一開始，蔣介石深恐紅軍到四川建立第二革命根據地，乃召四川軍閥劉湘赴南京商討“追剿”事宜。而劉湘卻頗多顧慮，要其駐南京代表鄧漢祥設法阻止蔣軍入川。
不久蔣介石即明確提出要調10個師的中央軍入川協助作戰，劉湘以川人與客軍之間易產生矛盾爲由予以拒絕。最後雙方妥協，蔣介石派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入川。1935年1月，參謀團兩千餘人進駐重慶，聲稱其任務是督導“剿匪”，實際上不僅干預川省軍政，而且連貴州、雲南和西康的事務也插手過問。
紅軍進入四川后，1935年6至8月，除楊森、劉文輝兩部外劉湘將大部分軍隊集結在成都周圍地區，以拱衛成都，防止被各個擊破。蔣介石迭令川軍各部向紅軍佔據地區迅速推進，但川軍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觀望。至於劉文輝的二十四軍和楊森的二十軍也基本上採取了儘量避免與紅軍作戰的方針。當中央紅軍尚在雲南時，參謀團即嚴令劉文輝部在大渡河上築碉堅守，但劉文輝當時新敗於劉湘，元氣大傷，追剿紅軍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而奉行“只守不攻，尚穩不追，爲保實力，避開野戰”方針，並未嚴厲督促部下修築工事，直到紅軍抵達瀘定橋的前晚，守橋部隊才趕到橋邊，開始“動手撤除橋板，構築工事”。
紅軍跨越大渡河後，楊森表面上奉令派4個混成旅在恭經、天全、蘆山佈防，暗地裡卻派其侄楊漢忠與朱德聯繫，建議兩軍互不侵犯，朱德回函表示贊同。因而紅軍經過楊森防區時，楊部士兵只朝天放槍以掩人耳目，紅軍也遵約儘量避免同楊部接觸，遂得順利通過恭經縣，爭取了時間，使敵人在天、蘆、寶來不及築堡防守，從而較迅速地通過了這些地區。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楊森部跟追到懋功以南便停了下來。劉、楊兩部的陽奉陰違和畏葸避戰，便利了紅軍北上。
1935年5月，蔣介石飛往重慶，以一紙手令剝奪了劉湘的軍事指揮權。6月，薛嶽部到達成都附近，此前爲堵截紅四方面軍而由甘入川的胡宗南部也已控制了川北地區，川軍與蔣介石的矛盾很快尖銳起來。
3．蔣氏夫婦巡視華北、西北
華北、西北地區地域開闊，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尤其是西北，多年以來，一直是中央政府統治最薄弱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民族、宗教問題的敏感之地。1934年10月，蔣介石在派重兵對紅軍進行了五次“圍剿”，迫使紅軍開始長征之後，接受了澳大利亞人端納的建議，攜夫人宋美齡視察了華北、西北10個省份，以鞏固“成果”。
1934年10月4日，蔣介石在宋美齡、張學良、端納等人的陪同下，到達漢口。在逗留漢口的幾天中，蔣介石召集了幾次會議，討論和制訂“剿共”的新計劃，準備對工農紅軍再一次發動進攻。10月10日，蔣、宋夫婦離開漢口，前往洛陽。蔣氏夫婦洛陽之行是爲參加國民黨中央軍事學院洛陽分院的開學典禮，學院爲他們舉行了歡迎儀式，蔣介石對學員發表了演說。
11日下午，活動全部結束，經端納提議，蔣氏夫婦一行於10月14日到達西安。蔣介石下車伊始就發表演說，大肆鼓吹新生活運動，他們還邀請在西安的所有外國傳教士參加茶話會。會上，蔣介石和宋美齡分別用漢語和英語發表演說，讚揚傳教士對中國所作出的“貢獻”，並呼籲他們協助推廣新生活運動。
傳教士常年與中國民衆生活在一起，是瞭解他們情況的，能夠說出一些怎麼才能改造中國落後面貌的方法來。傳教士還有一種特殊的獨立地位，他們可以講實話，不必像中國官員那樣由於害怕上級而有所顧慮，報喜不報憂，甚至謊話連篇。宋美齡請求傳教士誠懇陳言，並代表政府保證與他們合作。傳教士們從未有過如此殊遇，能夠與中國最高領導人對話，使他們受寵若驚。大家便紛紛發言，指出他們各自所在地區的弊端，並提出了糾正這些弊端的一些對策。
在西安巡視完後，蔣介石夫婦一行來到了甘肅省省會蘭州。在蘭州他們參觀了毛紡廠和棉紡廠，登上了蘭州古城牆，並視察了蘭州黃河大鐵橋。
在蘭州參觀完後，蔣氏夫婦旋即乘飛機來到寧夏。在寧夏，蔣介石一行參觀了一家制幣廠和一座煤礦，還看了一座由馮玉祥的軍火庫改裝的大工廠和一條正在修建中的鐵路，這條鐵路通往西安，是隴海線的分支。
離開寧夏後，蔣介石一行來到開封，他們繼續採取邀請當地傳教士討論問題的做法。蔣介石再次吹捧了傳教士在中國所做的所謂“貢獻”，並向開封各個機構的傳教士保證，對傳教士的工作給予最大的自由，並與他們合作。蔣介石詳盡解釋了在全國展開的新生活運動的宗旨，並呼籲地方官員利用全體傳教士的經驗來達到新生活運動的目標，並懇請全體傳教士給予真誠的合作。
蔣介石一行於11月6日晚8時抵達歸綏市（今呼和浩特），受到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爲代表的黨政軍大員及各界代表500餘人的熱烈歡迎。
第二天上午9時至11時30分，蔣介石在公教醫院行轅會客，先後接見了中央蒙藏學校包頭分校主任張蒞莊、薩拉齊縣民生渠水利公會工程所主任王仰曾、雲德二王、中央軍校學生張啓祥、四子王潘德恭察布、省監察委員紀守光等人。其中與雲、德二王晤談時間最長，雲、德二王除向蔣說明內蒙處境之惡劣及提倡自治之意外，還請蔣設法尋找在北平失蹤的蒙政會科長韓鳳麟。蔣介石一面稱讚雲王德高望重，勉勵德王加意輔佐，一面允諾設法尋找失蹤者和返京後儘快給蒙政會撥發經費。會談時由蕭振瀛作陪，包悅卿翻譯，並攝影留念。
11時30分，蔣介石由傅作義陪同赴抗戰烈士陵園巡視，並與傅作義在陣亡將士紀念碑前合影。
午間蔣介石回專車用餐，綏遠省政府則宴請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與蔣介石的秘書長楊永泰、顧問端納等。
午後兩時，蔣介石率楊永泰、宣鐵吾等隨員，在傅作義、宋哲元、趙承綬、王靖國、李服膺等人的陪同下由公教醫院行轅乘汽車駛抵小校場第三十五軍聯歡社訓話。綏遠省黨政軍首腦及各機關公務人員和連級以上軍官500餘人到會聽訓，蕭振瀛、雲王、德王及四子王潘德恭察布、包悅卿等人亦出席。在軍樂聲中，蔣介石登上主席臺，由傅作義作簡略致詞後，開始訓話，蔣介石訓話畢，德王致詞。
散會後，蔣介石偕宋美齡開始在市內巡視。首先參觀新建不久的綏遠毛織廠，蔣介石由傅作義陪同，宋美齡由傅作義的夫人劉芸生陪同，分乘兩輛汽車。楊永泰、宋哲元等另乘一輛隨行。在綏遠毛織廠，建設廳廳長馮曦陪同參觀並介紹該廠情況。蔣介石對該廠頗爲讚賞，不僅頻頻拍照，還當即允諾回南京後即派員來綏指導，並撥款資助。宋美齡亦興趣十足地詢問廠內組織情況和資本額數等。其後，蔣介石等又到席力圖召遊覽，受到喇嘛們的列隊奏樂歡迎。蔣介石誇讚召內建築精美，並當場捐助該召大洋200元。遊覽畢，蔣介石等一行又驅車至新城參觀綏遠農林試驗場。在那裡，一一驗看了爲籌備綏遠省第五屆農產品比賽會而徵集的各種農產品，大爲讚賞，當即勉勵傅作義、馮曦等以後要更加註重農業，要推廣並改良種籽，以增加產量。
11月8日上午9時，蔣介石在專車內傳見綏遠省建設廳長馮曦、民政廳長袁慶曾、省府秘書長曾厚載等，垂詢綏遠政況。10時，傳見省黨部趙允義、陳國英、潘秀仁、喬秉華等，詳細瞭解綏遠黨務工作的情況，會談約40分鐘。
大約兩時許，蔣介石一行乘車前往機場，臨行前答應回京後撥款5萬元，作爲綏遠省設立畜牧學校的開辦費，以後每月由中央撥發經費兩萬元。12時20分，蔣介石、宋美齡登上歐亞航空公司飛機，飛離綏遠，前往山西太原視察。
因爲這時，孔祥熙也從北平到了太原。蔣介石與宋美齡在太原分手，蔣趕回南昌行營處理緊急事務，宋美齡、端納等人則取道北平、天津、青島、上海返回南京。
華北、西北之行，用了一個月時間，行程數千裡，巡視了10個省份。蔣介石也因此接觸到了邊遠地區的實際情況，爭取了西北將領對他的好感和支持。許多看不慣南京繁文縟節的地方將領，通過直接見面、暢談，開始站到了蔣介石的一邊。同時，蔣介石對經濟發展的興趣也起於此行，作爲一名職業軍人，他還從未對和平時期的工業費過心思，此行也改變了他不關心經濟建設的形象。還有一點是，蔣介石、宋美齡在西安、蘭州、綏遠、開封、太原及其他城市都同外國教會拉關係，同傳教士座談，爭取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同他們合作，使各地教會合作委員會相繼成立，從而又改變了他們同外國的關係，在爭取國外支持方面又邁出了重要一步。
蔣介石的華北、西北之行，絕不是爲了遊山玩水，也不僅僅是爲了宣傳所謂新生活運動，而是有重大的政治目的的，其目的就是炫耀他的武力，傳播個人的所謂領袖魅力，加強對全國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