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就多次提出希望蘇聯對日出兵的問題。事變後，中國要求蘇聯出兵抗日的願望日益迫切，甚至認爲“蘇聯不介入，中國就會失敗”。對此，蘇聯先是藉口時機尚未成熟，表示如果中國抗戰到了生死關頭，“俄當出兵，決不坐視”。但是，這僅僅是一張空頭支票，南京淪陷後，蘇聯的允諾沒有兌現，仍是按兵不動。12月，斯大林和蘇聯國防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致電蔣介石，正式拒絕對日作戰。即使後來蘇聯被迫在張鼓峰和諾門坎與日軍發生戰爭，但不久就迅速簽訂了停戰協定。直到後來歐洲戰爭即將結束時，蘇聯才改變這一立場，表示在歐洲戰事結束後，有條件地出兵抗日。不過，時過境遷，蔣介石已經不歡迎了。
儘管爭取蘇聯全面軍事介入的努力未獲成功，蔣介石還是成功地獲得了蘇聯局部的暗中的軍事支持。淞滬戰役後，中國空軍幾乎喪失作戰能力。在中國急需獲得空軍作戰人員之時，蘇聯應國民政府之請，果斷地派遣空軍志願人員參戰。整個抗戰期間，蘇聯先後共派遣了兩千名空軍志願隊員來華作戰。他們爲中國的抗日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有200多名官兵爲之獻出了生命。
在承擔作戰任務的同時，蘇聯應國民政府的邀請，還在蘭州開辦大型的空軍訓練基地，在伊犁創辦航空學校，由蘇聯軍事專家擔任教官，對中國飛行技術人員進行強化訓練。另外，從1938年開始，蘇聯派出大批軍事顧問來華，這些顧問都經過嚴格挑選，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和軍事理論素養，他們對中隊的戰術訓練、掌握現代化武器的技能，以及某些戰略計劃的制訂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3．立足於本民族抗戰
自盧溝橋事變之後，對於中日雙方的戰爭，英美等國均是不聞不問，只是幾句敷衍的公道話而已，故從客觀上縱容了日軍對華侵略。所謂國際正義，也不過是用來騙人的幌子而已。關鍵時刻，決定國際主體行爲取向的只能是各國的切身利益。蔣介石當時對此國際上的冷遇深爲感慨，但並未動搖抗戰意志。
九一八事變後，眼睜睜地看着東北大好山河論於日軍鐵蹄之下，他終於意識到日本的貪慾是無法滿足的。在舉國一片譴責聲中，蔣介石也開始考慮怎樣處理中日關係，他隱隱預感到中日之間一場戰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必須思考對策。
蔣介石不時也激動地提出“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與其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如日寇相迫過甚，吾必與之一戰，以存我民族之氣”！當然，他希望戰爭來得越遲越好。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並沒有認真抗日，而是在頑固地推行他那個不合時宜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由於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的兵諫，使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勉強順應了中國團結抗戰的召喚，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初步形成。
出生於社會大動盪年代的蔣介石，早年就受到過民族主義反抗意識和救亡圖存思想的影響。在追隨孫中山革命時期，他深受民族主義思想的感染，參加了早期的同盟會，在參與創辦黃埔軍校、東征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及進行北伐的革命活動中，他是作了有益貢獻的。只是後來隨着權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一言九鼎的強權統治的過程中，他的民族主義思想被權勢逐步弱化了，因而九一八事變前後，他仍幹了一些使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
但他的民族情感畢竟沒有泯滅，而此時中國爲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多次調整自己各方面的政策，實現了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最後到“聯蔣抗日”的根本轉變。隨着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加深，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國民黨本身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值此內外交困之際，蔣介石在民族主義大潮的影響下，復甦了潛在的民族主義感情，最後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有條件地改變了一些對的政策，使全民族的抗戰得以堅持下來。
1937年的抗日戰場血肉橫飛，慘不忍睹，在短短半年的時間內，兇殘的日本鬼子就佔領了華北華東大片河山。在佔領首都南京後，狡猾的侵略者居然想以軍事上的得手壓迫中國投降，分化抗日陣營的力量。在艱難的時局中，蔣介石沒有動搖，更沒有屈服。1938年元旦，他辭去了行政院院長兼職，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軍職，以表抗戰的堅定決心，並在隨後的團拜會中發表瞭如下講話：
抱定堅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脅利誘之政略，與其屈服而生，不如戰敗而亡。雖目前國際形勢，變化無望，我們務必一本原定方針，忍痛奮鬥到底。凡事若不半途而廢，則到最後，必爲有志竟成，故不患國際形勢不發生變化，而患我國無持久抗戰決心。
在當天的日記中他進一步勉勵自己：“國際正各自擴張軍備，而表面則竟言和平。當此之時，我人對於外交，斷不宜作依賴任何一國之想，務必力圖自存自立。”
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激勵着蔣介石，他沒有被“亡國論”所嚇倒，這是他與汪精衛、陳公博之流的根本區別。蔣介石並不相信所謂的“再戰必亡”，也沒有接受日本的誘降，而是認爲：
如果我們國家、民族一天沒有得到獨立、自由、平等，抗戰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們的犧牲奮鬥和努力，就一刻不容鬆懈，更絲毫不容有徘徊觀望，半途而廢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則抗戰失敗，國家滅亡，我們就做了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此時正值陶德曼調停的最後階段，日本已經開始逼降，1月2日，蔣介石對此嚴詞拒絕：“倭寇所提條件，等於征服與滅亡我國；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1月16日，近衛發表聲明，不以蔣介石國民政府爲對手，開國際慣例之先。國民政府發表嚴正聲明，指斥日本侵略，宣告竭力維護領土與主權完整。
2月5日，蔣介石將在三年半之前的1934年7月於廬山軍官訓練團所講演的《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講稿交付報章發表。在這篇演說裡，除詳細敘述對付日本全面侵略戰爭的防禦戰略之外，並預言日本必定會吃敗仗。
選在這個時候公佈於衆，正是中國方面對於近衛聲明最好不過的答覆。這裡面也透露了蔣介石關於中國如何應對他早已預言的世界大戰的一些考慮。
二、硝煙背後的陰謀和交涉
1．從容應對陶德曼“調停”
就在前線雙方的將士拼個你死我活的時候，後方的政治家卻準備握手言和，雙方都把企盼的目光投向勢頭正旺的德國。
日本基於和英美的矛盾，想排除英美插手中日之間的爭端，另一方面爲了避免陷於持久戰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內閣四相會議決定在“軍事行動取得成果與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儘快結束”戰爭。這樣，在中日戰爭激烈進行之際，日本示意歐洲盟國德國出面“調停”，他們已經準備在的旗幟下永結同心，以他們爲軸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日本人看見了德國在中國有着巨大的商業利益，中德兩國政府間有着“良好”的關係，加上德國又是自己的盟友，自當竭盡所能照顧日本的利益，對於這樣理想的中介人又怎能放棄呢？
德國此時也樂於扮演“調停”的角色。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德國一直同國民政府保持着密切的關係。蔣介石的大部分軍事顧問和武器都來自德國，當然德國也從中國獲得了自己缺少的工業原料和外匯。日本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德國一直面臨兩難的選擇：如果支持中國，就會得罪日本，這有損於法西斯的全球戰略；但支持日本，又會損害在華利益。更重要的是此時希特勒正野心勃勃想挑起歐洲戰爭，因此希望日本在遠東保存實力，以牽制蘇聯，必要的時候給英法在遠東的勢力範圍以致命一擊。心心相印的德、日終於沆瀣一氣，狼狽爲奸，共同對中國政府實施勸降和逼降活動。
由第三國出面接洽中日直接談判，是國民政府的一貫政策。盧溝橋事件發生後，在和與戰之間的抉擇上，國民黨內部事實上是有分歧的，外交部的態度比較悲觀，政府裡汪精衛等一撥人也大肆散佈消極言論，軍方的何應欽等也有許多顧慮，希望緩戰。這些必然會影響蔣介石的態度，所以國民政府一方面表示了抗戰的意向和決心，另一方面又企圖將盧溝橋事件作爲局部衝突，謀求外交上的和平解決。8月份，蔣介石就約見過德國大使陶德曼，提出希望德國出面調停。9月初，蔣介石又派蔣百里赴德國和意大利，促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派代表斡旋中日直接談判，德國也表示會把握時機居間調停。
與日本直接談判，在一定程度上，謀求中日關係的妥協，力圖避免和儘量延遲中日戰爭的發生，是國民政府的一貫方針，這也就是蔣介石接受陶德曼“調停”並同意與日談判的動機所在。正因爲德國與中日有這樣的淵源，國民政府又有如此的方針，德國的調停纔會一度有所進展。一份份絕密電報開始在德國柏林、日本東京和中國南京間輾轉循環，三國的政要和外交高官也開始在這張無形的電波網中體驗悲歡喜怒。
10月30日，陶德曼奉德國政府之命，在南京會見了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正式轉達了德國政府願意斡旋中日直接談判的意向。他“勸告”中國政府對即將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不要抱什麼希望，應與日本直接談判，併爲此而重新確定與蘇聯關係。
11月5日，陶德曼又會見了中國最高統帥蔣介石，轉交了日本的“議和條件”，這是蔣介石第一次會見陶德曼，蔣介石表示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條件。他仔細權衡接受日本七項條件會產生的後果：共同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是自己的心願；停止反日政策，減低對日本貨物的關稅，尊重外僑權利，並不是很困難；在華北和上海建立大的非軍事區，因爲是由中國的警察和官吏維持秩序，也可以考慮。但是默認滿洲國和在內蒙古建立一個與外蒙古情形類似的自治政府，卻是事實上的裂土分疆，不能不慎重。況且，日本決不會滿足於現有的條件，中國政府一旦應允，更多的要求將源源不斷地提出。因而，即使這些可以考慮的條件也是不能答應的。
陶德曼向蔣介石透露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將於次日正式簽訂協定，還告訴他英法等國對於這種針對蘇聯的活動不僅不會干涉，反而會暗中鼓勵，即使暫時有損他們的利益也會隱忍。所以，陶德曼勸告蔣介石從速抉擇，不要在打得筋疲力盡的時候纔想起與日本人談判。
蔣介石卻不急於這一時一刻，他還要等待更加有利的時機。戰局雖然危急，太原和上海並未淪陷，希望前線將士的苦撐能獲得國際關注，使正在舉行的布魯塞爾會議做出有利於中國的決定。蔣介石表現的比較強硬：“假如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中國將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當然對於德國政府和陶德曼本人的努力，蔣介石表示感謝。
蔣介石不希望前線奮戰的將士因爲和談的消息而引發混亂，11月1日那個突然回防的命令已經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了。對等待中的蔣介石來說，公開這個消息是不利的。所以，他特別關照陶德曼，要求嚴守秘密。
不過，讓蔣介石惱火的是不知道哪個環節出了漏洞，秘密謀和的消息還是被外界知曉了。就在會見陶德曼的第二天，宋慶齡拿着一張刊登有關消息的報紙找上門來問罪，蔣介石的矢口否認不過是增加了自己的尷尬，暴露了自己的心虛罷了。
12月2日，蔣介石第二次會見了陶德曼。當時，上海、太原已經淪陷．南京也處於敵人的包圍中，九國公約會議於11月24日在毫無實際結果的情形下收場，日本企圖利用軍事上的優勢迫使蔣介石投降。
蔣在會見陶德曼時，首先詢問了日本的要求是否和歷來所要求的一樣。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蔣介石表示，對於那種認爲日本已經從這場戰爭中成爲勝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夠接受，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牒。不過可以考慮以這些條件作爲談判的基礎，但絕不是議和的條件。蔣介石強調，華北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在和平談判中，不得涉及中國與第三國之協約，而且自始即由德國任中介人。對陶德曼不辭辛勞來回奔波蔣介石再次表示感激，當然他的民族情感決定了他不會向日本無限制的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