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由於各種因素，特別是法國戰敗，美國安全道德受到來自德國的挑戰，其戰略注意力和戰略物資投入明顯偏向歐洲大西洋方面，並開始形成“先德後日”戰略構想。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在柏林簽訂了結成軍事同盟的《柏林協定》，規定三國彼此承認德意在歐洲和非洲、日本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建立“新秩序”的特權。而且，每一個締約國保證，如果遭到當時還沒有介入戰爭的國家進攻，就互相支援。公約明確地把蘇聯排除在外，其目標無疑是美國了。
獲得這個消息，蔣介石是很興奮的，他對身邊的人說：“德、意、倭三國同盟，果已實現，此在抗戰與國際形勢上於我實求之不得者，抗戰必勝之局已定矣！”蔣介石於是向各戰區將領宣示了一份手令，他認爲《柏林協定》的出現，是“抗戰最好勝利唯一的轉機”，日寇分兵力弱，無力西進，可以放心。只是等候國際局勢的轉變，期待美英蘇的合作，造成最後勝利。蔣介石的這種保全實力，坐視成功的消極思想，在國民黨軍隊中起了很壞的作用。
歐洲與亞洲的法西斯已公然聯合，把矛頭指向美國。隨着日本軍隊和艦隊的移師東南亞，中國的命運開始同整個東南亞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就像三國同盟的締結把歐洲戰場與亞洲戰場聯結在一起一樣。日軍每一個向南發展的舉動都使蔣介石的希望增一分，他並不是在做白日夢。美國終於意識到，戰爭已隨着日本的擴張而逼近，其對華政策開始調整到援華制日的軌道，非軍事地介入了中日戰爭。
三國盟約的訂立使法西斯國家與英美等國雙方陣線漸趨明朗，這顯然是國際形勢朝着有利於中國抗日方向的一種發展。蔣介石不失時機地展開了外交攻勢，試圖以中、美、英三國結盟來對付日本。
1940年11月5日，羅斯福當選爲美國第34屆總統，至此他已連任三屆。蔣介石對羅斯福的當選十分高興，立即致電祝賀，因爲此前羅斯福是傾向援助中國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此雖爲美國之內政，然有關世界之安危與人心之振靡者極大”，“美國之民主，令人羨慕不已，特電羅斯福總統，祝其成功。此乃出餘之至誠，而非可以普通應酬之電文視之也。”
11月9日，蔣介石分別接見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和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當面交出一份中、英、美三國合作方案。蔣介石在方案中提出三項原則和四項具體相互協助項目。三項原則是：中國堅持執行九國公約規定的門戶開放政策；反對日本獨霸亞洲的所謂“大東亞新秩序”；在認定中國獨立、自由的基礎上，作爲遠東及太平洋地區之和平基礎。
四項相互協助項目是：發表宣言後，英美兩國即共同分別借款與中國，以維持中國之外匯與法幣信用。此項借款總額爲美國二億元至三億元；由美國每年以信用貸款方式給中國戰鬥機五百至一千架，但本年（1940年）內先運華二百架至三百架。此外，並由英美兩國供給中國以其他之武器，其數量及種類另行商定之；英美派遣軍事與經濟、交通代表團來華，組織遠東合作機關。此項代表團之團員，得由中國政府聘爲顧問；英美與日本，或英美兩國中任何一國與日本開戰時，中國陸軍全部參戰，中國全國空軍場所，聯軍亦可使用。
美國認爲蔣介石要求給予數億美元貨款和一千架飛機“令人驚愕”。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對宋子文說，要架飛機就“像是要五百顆星星”。蔣介石的要求雖被華盛頓婉言拒絕，但蔣介石並不氣餒，他認爲“英倭與美倭關係，皆無法改善，美參戰時期將日近矣！”他還相信英美會認清中國所佔的戰略地位。
儘管美國拒絕了蔣介石結盟的建議，但後來羅斯福於擔心“蔣汪之間正在進行一些活動”，要求摩根索迅速向中國提供一億美元的鉅額貸款，他對國務卿說：“這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如果我不去做……就可能意味遠東爆發戰爭。”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認了他一手扶植的大漢奸汪精衛在南京成立的傀儡政權——僞中央政府，並簽訂了所謂“日華基本條約”。這說明日寇決心要摧毀重慶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本人，加深了重慶國民政府的危機，國民黨軍政人員中，開始出現大批投降日僞的現象。美駐華大使詹森警告華盛頓說：“若不給蔣介石在財政和政治上更大的支援，重慶政權的垮臺就迫在眼前了。”支持蔣政權的中外人士也開始散佈說中國岌岌可危，隨時可能崩潰。
3．英美決定援助中國
美國、英國爲了保護自己的東南亞的殖民利益，一直避免與日本交戰。美國考慮到：中國和東南亞對美國的安全來說是重要地區，美國在太平洋的安全要維護一個獨立的中國政府的存在，它最好既不受日本控制，也不受蘇俄控制，在戰爭結束之後，唯有美國來取代大英帝國在亞洲的地位。駐華大使詹森曾向羅斯福總統建議說：唯有美國才能“領導世界擺脫它目前正在其中竭力掙扎的混亂局面”。
1940年12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了提供給中國一億美元貸款的議案。日本加入了法西斯軸心國聯盟，進佔越南北部，也直接危及英國通往新加坡、馬來亞、印度的殖民地生命線。因此，爲抵制日本霸佔東南亞，英國隨後也貸給蔣介石政府一千萬英鎊。美國《時代》雜誌社社長說：“中國爲一億美元答應把一百一十二萬五千名日軍牽制在戰場上，讓日本的龐大海軍繼續封鎖中國海岸，使侵略者向鄰近的美國勢力範圍的進攻放慢了速度。按照這種價格，這筆買賣是非常合算的。”
同時，史汀生和馬歇爾同意調撥100架殲擊機幫助保衛緬甸公路。這些措施旨在使中國能繼續戰鬥下去，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助於制止日本向南攻擊法國、荷蘭和英國的領地。顯然，美國把它的對外政策重點從日本轉向了中國。
12月29日，羅斯福發表“我們必須成爲民主制度的偉大兵工廠”的爐邊談話，把中國列人民主制度的範圍，並高度評價了中國的抗戰。羅斯福向全體美國人表示，“在亞洲，中華民族進行的另一場偉大防禦戰爭則在拖住日本人”。“我們有些人樂意相信歐洲和亞洲的戰爭同我們無關。然而，不使歐洲和亞洲戰爭製造者得以控制通向本半球的海洋，乃是對我們最爲生死攸關的問題”。經驗證明，任何人都不能靠撫摸把老虎馴服成小貓，不能姑息殘忍行爲。“我們必須成爲民主制度的偉大兵工廠”。月底，羅斯福要求國務院、財政部及陸海軍各部門尋找可行途徑，向中國儘可能提供軍事援助，他本人還同陳納德等商談了各種秘密空戰計劃。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外交攻勢地開始有收穫了。
1941年1月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向國會提出《軍火租借法案》，此法案是爲了援助英國而提出的，但國會允許總統向其認爲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國家租借武器和物資。美國國會剛通過租借法案，3月15日，羅斯福總統即發表講話說：“億萬中國苦難人民，在抵抗割裂其國家的奮鬥中，已表現出非常的意志，他們通過蔣委員長要求美國的援助，美國已經說：中國應當獲得我們的援助。”
美國宣佈軍火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後，蔣介石十分高興並催促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援助早日兌現。3月31日，宋子文向美國正式提出三項具體援華辦法：幫助中國建立有一千架機的現代化空軍，由美國提供飛機、技術訓練和飛行員；幫助訓練並裝備中國陸軍30個師；幫助中國修整及建設滇緬公路等對外交通補給線。4月26日，羅斯福打電報給重慶國民政府，略謂：“業已批准四千五百萬美元的對華援助，包括有鐵路、交通器材、卡車、汽車、兵工器材等類。至於飛機和其他項目正在研究中。”對於正處於軍事緊張的蔣介石來說，這不啻是一個大的好消息，對於中國的抗戰事業來說，也是一大利好。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不宣而戰，突然向蘇聯發起進攻，蘇德戰爭成爲了世界性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蘇德戰爭爆發後，國際形勢已明顯形成了反法西斯陣營，中國在國際反法西斯陣營中已具有重要的地位。蔣介石一直希望着列強的援手，但真的到了這個時候，他卻發現不論是英國、美國、蘇聯以及荷蘭等國，都沒有把中國當作真正的盟友。
1941年2月22日，在新加坡召開的美、英、荷、澳四國遠東防衛協同作戰計劃會議，商定了“ABCD包圍網”（A．美、B．英國、C．中國、D．荷蘭）計劃，竟沒有邀請蔣介石參加。9月29日至10月1日，蘇英美莫斯科會議簽訂了三國協定，規定三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行動，併爲建立反法西斯聯盟奠定了基礎，這次會議同樣也沒有邀請蔣介石。美國有人說蔣委員長的政府“泄露機密是出名的”。言外之意是出於不信任，纔沒邀請蔣介石參加重要的軍事會議。蔣介石對此十分惱火，更擔心現在不把中國當作第一流大國對待，戰後將得不到“平等地位和公平對待”。
這個時候美英仍在推行“歐洲第一”的戰略，美英對日本的防務安排，主要就是向中國提供一些物資，使中國能支撐住，繼續與日本打下去，這樣英美就可以避免同日本交戰。更有甚者，日本派出的野村和來棲兩位特使，這時正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加緊談判。日本以從越南撤軍和不侵犯南太平洋爲條件，要求美國恢復對日通商，繼續供應日本石油、鋼鐵等重要戰略物資並要求美國不得妨礙日中兩國爲和平而努力的行動。這就等於讓美國支援日本而停止對中國的支援。
美國出於重點支援歐洲和使本國有充分備戰時間，竟不惜出賣中國。11月22日，美國國務卿緊急接見中國駐美大使胡適，通知中國，美國將與日本簽訂協定。蔣介石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電覆胡適，指示轉告美國政府，電文如下：
此次美日談話，如果在中國侵略之日軍撤退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以前，而美國對日經濟封鎖政策無論有任何一點之放鬆或變化，則中國抗戰必立見崩潰。以後即使美國對華有任何之援助，皆屬虛妄，中國亦不能再望及友邦之援助，從此國際信義與人類道義皆不可復問矣。請以此意代告赫爾國務卿，切不可對日經濟封鎖有絲毫之放鬆，中亦萬不信美國政府至今對日尚有如此之想象也。
同時，蔣介石又向丘吉爾發出電報，要求丘吉爾反對“中國如果崩潰，將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機”。
但是，日美雙方仍在繼續談判，爲了各自的利益，雙方不斷提出建議和反建議。就在這種情況下，日子一天天過去。12月7日，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美日談判是美國反法西斯全球戰略的一部分。雖有綏靖日本的傾向，但並沒有對美國援華制日政策的實施產生直接的影響。8月1日起，美國事實上實施了包括石油在內的對日全面禁運。
與遏制日本的同時，美國也加緊援助中國。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國際形勢對日本有利。美國認爲，日本無論是北攻蘇聯，還是南進東南亞、西南太平洋，都構成對美國的嚴重威脅，要避免這種危險。唯一的辦法是“鼓勵中國做出更大的努力反對日本，只要日本越來越深的陷入中日戰爭”，美國就能實現維持遠東現狀的目標，爲此“千方百計的加速和擴大對中國提供租借物資”，是“美國自衛努力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7月23日，羅斯福批准了居里根據蔣介石、陳納德的要求擬定的：美國爲一支有500架飛機的中國航空提供裝備和人員。
1941年12月6日下午9時，美國總統羅斯福還讓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轉給日本天皇，說美國非常希望與日本繼續談判。在這之後不到10個小時，即1941年12月7日（星期四）晨（當地時間），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爆發，全世界捲入空前大戰之中。
從盧溝橋事變到珍珠港事變這4年多的時間裡，太平洋上波詭雲譎，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微妙多變，美國的對華政策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中美關係本身的範疇，它幾乎包含了帝國主義強國對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國不平等政策的全部內容，如：強權政治、強權外交等，形成一種傾斜型的不平等關係。
蔣介石充分利用了舊殖民體系中的大國矛盾，在美國把中國作爲棋局中隨美國共和黨意志驅使的棋子爲其利益作鋪墊交換的同時，蔣介石反賓爲主，以同樣的利害關係迫使美國自願援助中國的抗戰。政治是一個大棋局，政治家的任務是充分利用各種互動關係，努力營造雙贏的局面，把自己的事同時變成別人的事，永遠不要使自己處於孤軍奮戰的地位。